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关于新启蒙主义及道德论争的几点感想(1)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关于新启蒙主义及道德论争的几点感想(1)和许多人一样，过去我总是以为鲁迅的看法正确，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呼应才好，不管这呼应的人是赞同、反对或仅仅是看热闹。
但在对中国当代学术界的争鸣、讨论、对话、批评与反批评看得多了，也就逐渐开始怀疑起鲁迅先生的这个看法来。
结果得到的一个新觉悟就是：如果对一种学术讨论本身的话语与语境的合法性——这个直接决定着一种学术探讨的最终意义的先验问题——不假思索或者思考不够，那么在讨论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不仅是更大的寂寞，还会伴随着更可怕的空虚感和幻灭感。
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新一轮讨论的兴趣和热情，更重要的则在于使人们对学术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
由此可知，有时候，“有声的学术界”不见得就比“无声的学术界”更好。
当然，这样讲也是过于简单了，关键在于如何在观念意识中弄清楚，在何种条件下“有声”好，以及相反在何种条件下“无声”好。
这就涉及到一个比任何具体的学术讨论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一种具有现代学术内涵的讨论本身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一种真正可以生产出意义的学术对话需要何种条件才能成立？它显然不是只有说话的热情和冲动就可以达成的，而是需要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先验条件与规则的东西作基础才行。
在此，我想结合最近学术界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有关争论，对学术生产、接受与传播中一些具有先验性质的前提问题作一些探讨，至于正确与否，尚祈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在一般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尽管在表面形态上百家争鸣、千差万别，但其深层结构要素却是十分简单的，它无非就是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差异，即一方面是观念与观念之间，另一方面则是观念与经验之间。
具体说来，前一种争论主要发生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它往往是由于论者在观念、方法、理论体系上的不同所导致的；后一种争论则主要发生在一个论者的观念（或经验）与另一个论者的经验（或观念）之间，这是由于不同论者在个体经验、判断力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引发的。
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一、概述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封建制度的腐朽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得国家民族危机深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它旨在通过文学的力量，唤醒民众的觉悟，推动社会的进步。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强调理性、科学和人道主义，以批判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
它借鉴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一批批文学家以文学为武器，展开了对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从早期的维新派文学到后来的“五四”文学，再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这些文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
在今天看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为实现更加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而不断努力。
1. 现代性的定义与内涵现代性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概念，涵盖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从广义上讲，现代性指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在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这些变革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人们开始追求理性、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体的解放。
在文学领域，现代性表现为对传统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创作方法的质疑和超越。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一，强调文学应服务于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通过文学作品来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价值观与启蒙的反思
价值观与启蒙的反思姜明琪启蒙时代发明的概念系统是现代欧洲文化的主要遗产。
19世纪启蒙的世界观普遍性很大;20世纪上半期,启蒙理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力量,但是仍在西方人意识里占有重要地位。
在一定的方面上,目前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主义者企图全面反思前一段历史的一切世界观体系。
而这并不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想起西方的浪漫主义,也可以想起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通灵术和神智学。
不过,中国充分吸收启蒙理想的时间不是18或19世纪,而是20世纪初。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热情地相信了科学与民主,确认了科学世界观的绝对价值;因而中国人比欧洲人晚一点发现了这些价值其实并不是绝对的。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倾向的盘旋改变是永恒的。
我们从价值理论出发,对世界观的变化作如下描述。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逐渐发现根于其本性的价值。
每一个历史阶段,人类都要找到一些新的价值。
最原始的价值可能是知识。
在 旧约里面,亚当吃了智慧果( 创世记3:6),因而明白自己是人,能知道善恶,这就是关于发明知识价值的故事。
后来人类又发现了法则、家庭、亲情等价值。
近代的主要价值就是自由;未来的主要价值应该是爱。
原始价值的影响是很有力的,已发现的价值不会被忘记。
所以人也不能忘记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生命;没有知识,人类不可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时代人类虽然依靠知识,但是其世界观的基础是不可知道的宇宙本体。
在重视知识的时期里,人类常常企图了解世界的一切秘密;如果他们暂时不了解,他们相信自己今后一定会了解的。
重视知识的时期也可以说是科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
比如中国汉代的人们,就认为自己可以认识世界,像扬雄的 太玄经就包括了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过这部书,就可以知道整个世界的秘密,整个世界的系统特点。
到了魏晋时代,人们认为理性主义很片面,他们也进行反思,要创造新的哲学世界观,但实际上他们也离不开汉代哲学的成果。
不要说魏晋人士离不开汉代哲学,今天中国哲学仍然离不开汉代哲学,汉代哲学是永远的。
启蒙思想的总结
启蒙思想的总结启蒙思想是18世纪欧洲兴起的一种思潮，其核心观点是人类通过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战胜迷信和愚昧。
启蒙思想的出现对欧洲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
本文将从启蒙思想的背景、主要思想内容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进行总结，以期更好地理解和继承启蒙思想的精神。
启蒙思想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欧洲社会正经历着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冲击。
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使得人们开始对宗教的权威产生怀疑和质疑；科学革命则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强调人类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知识。
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对于传统的信仰和权威产生了怀疑。
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
理性主义强调人类通过理性思考来达到真理和认识世界的目标。
启蒙思想家们反对依赖传统的宗教和权威来解决问题，而主张通过推理和实证的方法来获取知识。
他们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是无限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抵制迷信和愚昧。
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类拥有天赋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们主张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并制定合理的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
启蒙思想家们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
进步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它强调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
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和教育的进步来改善社会和个体的处境。
他们主张普及教育，培养人们的理性和批判思维能力，推动科学的发展，改善社会的制度和法律。
启蒙思想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主义方法和科学观念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他们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自然，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兴起，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其次，启蒙思想对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思想为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民主和宪政制度的发展。
“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摘要] 文章介绍了哈贝马斯对以“合理化”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反思，指出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并认为，不论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还是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不能像哈贝马斯本人那样，认为它能够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关键词] 合理化｜启蒙辩证法｜现代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一、哲学与现代性ＲＪ伯恩施坦曾敏锐地指出:“也许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整个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传统的阴暗面，解释它的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
现代性方案既不是残忍的幻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仍然引导和为我们行为规定方向、并有待实现的实践任务。
”①这段话对理解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主旨和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问题都是对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做出诊断。
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一传统中确定自己研究方向和问题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阅读阿多诺给了我勇气，去系统把握卢卡奇和科尔施历史地陈述的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物化理论。
也就是在那时，我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问题，即理性在历史中以扭曲形式实现的现代性病理学。
”②作为合理化的现代性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理性概念本身，而且也包括它在现代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中的表现。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存在着问题。
他们从传统意识哲学出发对理性和合理化的研究，无法全面把握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启蒙辩证法》得出的理性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表明，批判理论陷入了危机。
浅谈启蒙思想
浅谈启蒙思想启蒙思想是指18世纪初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涌现的一股新鲜的思想狂流，它是以启蒙运动为载体进行广泛的传播的，启蒙运动覆盖了许多领域，有政治，经济，科学等等，启蒙思想就是在这些领域中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最终汇聚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体系。
而这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洪流也为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从字面上看，启蒙就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文化教育，但从精神实质上看，启蒙则是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思想体系之蒙，从而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
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
谈到启蒙思想，就不得不提更早期的一次思想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中所渗透出来的思想主张虽然也是有关于反封建反教会的，但究其彻底性而言，可能是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文艺复兴中所传播的一些思想往往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宗教的掩护下，慢慢的尝试着宣传一些新的思想，所以难免大量的保留了封建残余，启蒙时代的学者则不同于之前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他们不再以宗教辅助文学与艺术复兴，而是力图以经验加理性思考而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
具体地说，第一，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封建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启蒙运动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
第二，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倡比较简便的礼仪。
在启蒙运动时，由于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反教会方面就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彻底，它已把反教会提高到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高度。
第三，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尊重人，重视人，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
思想的启蒙思考的重要性
思想的启蒙思考的重要性思想的启蒙，思考的重要性人类是具有思考能力的生物，而思考的重要性就好比思想的启蒙，它是我们成长和发展的催化剂。
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挑战传统观念、迈向创造性思维，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
本文将探讨思想的启蒙以及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和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
一、思想的启蒙思想的启蒙是我们智力成长的基石，它从孩童时期开始，通过我们接触和学习的信息慢慢铺垫。
在思想的启蒙过程中，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多样化的学习资源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读书、听讲座、参与讨论等方式，我们能够学习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观点，拓宽我们的思维边界。
思想的启蒙还需要我们积极思考，质疑传统观念和权威的观点。
它鼓励我们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世界，挑战传统的思维方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正是通过思考，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断推动自己的成长。
二、思考的重要性思考是解决问题和追求真理的关键。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问题和事物，从而做出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思考。
思考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并促进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
思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问题的根源，更加准确地定位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思考让我们能够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为自己的规划和决策提供更好的参考依据。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逻辑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并帮助我们更好地过滤信息，拥有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
三、培养和提升思考能力的方法1. 阅读和学习：经典著作、学术论文、新闻报道等都是培养思考能力的好材料。
通过广泛阅读不同的文本，我们可以拓宽知识面，接触不同的观点，培养批判性思维。
2. 参与讨论：与他人进行讨论是培养思考的好方式。
通过与他人交流和思想碰撞，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感受到不同的思考方式，并且在争辩中提高说服力和抗压力。
3. 自我反思：定期停下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思考是否存在盲点或偏见，以及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内容提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
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
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关键词新启蒙主义审美问题人性启蒙自由意志一、前提与根据:时代呼唤“新启蒙主义”经常有朋友见而寒暄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还在搞‘启蒙’吗？”“你的‘启蒙’还没搞完么？”这样的“关心”听多了，不能不引起心中隐隐的不安。
显然，在有些人看来，启蒙问题即使“没有过时”，也至少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且是应该“搞”一段时间就得结束的，就像文学研究者研究完了一个作家需要换另一个作家来研究一样。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尤其是将启蒙作为进入文化、文学和思想研究对象的途径的工作，是值得任何一个学者付出毕生精力的，更何况常说常新、“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本就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对上面的疑问我有时只好这样自我解嘲:连福柯都说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怎么就能“搞完”呢？今天为什么要重提启蒙问题，而且还冠之以“新主义”的名号?这绝非为新而新，笔者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所有努力其实都可以归结于将启蒙这样一个老话题刷新为一个而对时代与未来的新课题，并最终使其上升到“主义”的高度。
“新启蒙主义”之“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都隐含在世纪之交以来文化转型纷乱现象背后的深层需求之中，蕴涵着充分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内涵。
首先，从历史的要求来看,它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时断时续的历次启蒙运动的一种呼应和超越。
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由于缺乏充分的现代性吸收与孕育，如先天不足、后天又少合理营养与膳食结构的婴孩一样,其质素与肌理的僵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启蒙准备了一份不无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但是其科学与民主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抵牾，并没有同步深入，也过早地发生了转向。
启蒙运动的影响与反思
启蒙运动的影响与反思摘要：启蒙运动内涵丰富，由此形成的启蒙精神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诸领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带给我们诸多弊端。
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涵，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关键词：启蒙精神；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特征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358-02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疑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潮席卷了西方，欧洲社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革命。
从那以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影响着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科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现在人们在享受启蒙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日益发现它随之带给我们的弊端，比如对人性的过度张扬和突现所应运而生的个人主义和贫富差距；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破坏所产生的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等，尤其是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涵，合理吸收其精华，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正是在此背景下，对启蒙的反思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启蒙运动的成就、意义和其本身的缺失，以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对启蒙运动的再认识“启蒙运动”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以此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
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
“启蒙”是法语lumieres的英文翻译，意思是“光明”。
“lumieres”在18世纪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它既指一种思想主张，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一思想的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光明，这是一个由17世纪知识分子从古代哲学中借用来的象征，它指代的是智慧。
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启示
新启 蒙运 动是对 “ 五 四” 新 文化运 动 的继承 和发 扬 。它在 总结“ 五 四” 新 文化 运 动 的不 足 的基 础 上 ，
深入， 就成 为 当时 的必 然 要 求 ， 因此 ， 这 个 时期 的文 化 大众 化思想 ， 就 带有 了非 常 鲜 明 的爱 国特 点 。第 二， 复 杂性 。当 时 的新 启 蒙 者们 提 出了 要 联合 不 愿 意 反对 孔子但 愿 意传 布 爱 国思 想 的人 ， 要 联合 不 积达 到
广 大农工 群众 中 。它在新 文化运 动没 有彻底 实 现 的
文化 大众 化方 面 ， 提 出 了 自己的主张 。
新启 蒙运动 是 以鲜 明的爱 国主义 和 民族 主义为
特 色的新 思 想 文 化 运 动 。它 以 “ 继承‘ 五 四’ ， 超 越 ‘ 五 四， ， ， 为 口号 ， 试 图 突破 “ 五 四” 的历 史 局 限 ， 促 成
作者简介 ： 王飞 （ １ ９ ９ Ｏ — ， 男， 河南商丘人 ， 硕士研究生 。
长 江大 学学 报 （ 社科 版）
２ ０ １ ４年 Ｏ ５月
这些 人 ， 这 些 思想联 合 在一起 ， 使 得新 启蒙 运动具 有 了鲜 明 的复 杂 性 。第 三 ， 反 封 建性 。新启 蒙运 动 是
新 启 蒙运 动 在 文化 的大 众化 传 播 中， 体 现 出 了 鲜 明 的特征 。第 一 ， 爱 国性 。在 当时 抗 日图存 的时 代 背景 下 ， 新 启蒙 运 动 对 于 文 化 、 思 想 的宣 传 ， 带 有 强 烈 的 民族 性 。新启 蒙 者 们 开 展 新启 蒙 运 动 ， 是 为 了宣传 和动 员广 大 的人 民群 众 进 行抗 日战争 ， 从 而
第 ３ 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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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思考文/王美美摘要：作为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活力的思潮，“新启蒙主义”成为回望或反思80年代思想“首当其冲”的对象。
文章通过分析关于“新启蒙主义”的重要篇目，一方面，揭示“新启蒙主义”的产生原因、对其进行批判式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以“新启蒙主义”为主要代表的80年代思潮，并进而探索其对当下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及其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线索与维度。
关键词：新启蒙主义；80年代；思想史；反思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文，以90年代影响中国知识界思想变化的几个重要社会转变作为出发点，在对三种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的反思和批判性追溯中，联系全球化的世界背景，分析了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与之联系紧密的“现代性”问题。
对80年代以来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该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汪晖在文中提出，(“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造成的”。
而对这众多思想因素交汇在一起的契机或原因，汪晖并未给予明确分析。
在这一重要问题上，韩毓海和贺桂梅的论述则具有启发意义。
“新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表述方式，它在中国并不变现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或者具有严密体系的思想，它本身错综复杂，并且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事实上正如汪晖所言“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造成的”2002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了韩毓海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
文章主要分析了在西方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国“新启蒙主义”的出现及衰落，着重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及“新启蒙主义”知识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其走向边缘的命运，并认为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在各种力量交织的情况下实际上得到了有利的资源支持。
韩文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新启蒙主义”知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吸收于西方文化特权圈子中的“干部培养对象”。
但同时他们本身对西方普遍主义也怀有深刻的矛盾心理，“在充当西方普遍主义热情门徒和因对其种族主义的厌恶而引起的文化抗拒之间摇摆”，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启蒙主义的经典语式表现为：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等二元关系。
这是由于新启蒙思潮“把人的自由理解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的过程，这就是指所谓‘自律的市场’、形式化的法律和文官制度、言论的传媒化、‘自生自发的市民社会’”等，这些社会改造方案与当时的经济获利者要求不谋而合。
这与汪晖所认为的基于“改革所造成的利益分隔和利益分化的既成事实”，“中国的新启蒙思潮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韩毓海的分析里，“新启蒙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划中，中国“新启蒙主义”只是作为一个小的单元来实施其在中国的发展策略。
这个策略利用了“新启蒙主义”群体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表面目标上的共同，来实现其最终目的。
这也是韩毓海关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兴起原因的重要判断，即“新启蒙主义”兴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在中国的推力而被拥上了80年代中国思潮的风口浪尖。
韩毓海从寻求启蒙主义这种现代性表述的历史根源出发，揭露其赖以生存的类似于“理性/迷信”等文化斗争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被构建的“当下性”中。
而这种“当下性”作为一种“临时存在”，时刻在提醒我们不论是“启蒙主义”或是“知识”，都只不过是现代性的造物之一而已。
可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对“他者”的分析模式。
于此相对应的，贺桂梅立足于“本我”与“他者”，选取内、外双重视角，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为我们揭示了“新启蒙主义”等思潮在80年代兴起的原因和背景。
贺桂梅名为《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的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文艺争鸣》上。
文章主要利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以一种“超越特定意识形态限定的批判性理论视野”来讨论80年代为何以及如何被认为是与“五四”重合的年代，并且还被认为是第二个“五四”。
尽管贺桂梅的目的在于分析“五四”与80年代的关系如何被确立，但是其对80年代的那种“新时期”意识，那种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和理想化的现代性想象，“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诉求的普遍的历史意识的分析为我们深入揭示了“新启蒙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与过程。
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贺桂梅认为有三个层次，即关联论、特殊化、对自身视角的自觉意识和历史认知，并认为“在一个已经意识到其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础是不统一的时代，知识社会学就是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这种统一”。
可以说，80-90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市场社会、大众文化、利益集团的变化，与“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础是不统一的时代”多所暗合。
从内部角度来看，以“80年代”和“新时期”这样两个历史阶段的指称为起点，贺桂梅指出，“新时期”这样充满历史意味和意识形态化的指称，本身就暗含着“将‘文革’后的历史时段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这样一种预设，而在这个过程里，最初的“愚昧/文明”、“封建/科学”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逐渐被“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这样的语式所代替，也就是以“新/旧”作为对比的时间框架被以“东方/西方”作为对比的地缘框架所代替。
关于1331343.原版戏曲往往人物众多，但对口相声只有两人表演，所以往往一人分饰两角甚至多角，两人在不同角色间跳进跳出，会带有较强的喜剧效果。
4.“结尾生硬，余味不足”是几乎所有戏曲类相声段子的通病。
喜剧元素在情节发展之中已经尽数发掘了，很难再结尾抖出更有分量的包袱，“戛然而止”也成了大多数戏曲相声没有办法的办法。
5.不懂装懂的逗哏演员经常串戏，顺着捧哏演员的一句道白或者一句唱词，串到其他戏上面，以达到喜剧效果。
6.逗哏演员常常进入不了角色状态，时而是戏里面的人物有说有唱，时而又成了戏外的旁观者插科打诨，这种身份的不断转换是获得喜剧效果的另一途径。
7.与戏曲舞台不同，由于相声舞台上没有乐器配合，当一名角色上场时，需要由搭档演员用嘴来学锣鼓家伙为其伴奏，相声俗称“打家伙”。
每当捧哏演员开唱之前，往往需要由逗哏演员“打家伙”，但逗哏演员多半是不懂装懂，不但唱词不会，连最基本的锣鼓家伙点儿也是把握不准，从而闹出许多笑话，所以逗哏演员“打家伙”之际，也成为了戏曲相声中“抖包袱”最佳契机之一。
8.由于逗哏不懂装懂，开唱之前，常常提出要和捧哏对词，实质是捧哏一句一句将唱词陈述一遍，逗哏“学词”的过程亦即“抖包袱”的过程。
四、戏曲元素在相声中的意义戏曲元素加入到相声表演中，打破了传统相声中呆板、单调的表演形式，使相声表演戏剧化、多样化。
而相声中的“学唱”要求演员能够逼真模仿各家各派的不同唱腔，既求广度，又求精度，对相声演员的唱功有着极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相声艺术的受众面广，贴近百姓生活，戏曲元素的加入对戏曲艺术的传播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我国传统戏曲日渐式微，一些经典曲目甚至一度失传，经过相声演员将其挖掘整理出来，加上包袱笑料，编排到相声中，传统戏曲既得以传承，又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相声与戏曲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
五、结语相声艺术的发展跨越了不同的时代，紧扣历史脉络，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一直以来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声与电视结缘，这对相声艺术的普及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世纪伊始，民间相声团体喊出了“让相声回归剧场”的口号，不但拓宽了相声艺术生存发展的空间，更使得沉寂已久的戏曲元素重回相声舞台，“柳活儿”、“腿子活”、“太平歌词”等诸多濒临失传的曲艺形式又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更富表现力的态势出现在观众面前，并广受欢迎。
事实证明，传统曲艺在当今社会并非没有市场，而是需要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将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包装、革新，来满足时代的需要。
参考文献：[1]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相声溯源[M].上海：中华书局；2011：2，125.(第1版).[2]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中华书局，2009：28.(第1版).[3]薛永年.中国传统相声小段汇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290，438.(第1版).[4]余汉东.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769，810.(第1版).(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外部原因，贺桂梅主要将“东方/西方”这样一组意识形态的叙述放置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中，分析在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中，中国所处的“主体”位置的变迁，以此来探讨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具体来说，就是“改革开放”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是“多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不同于韩毓海从外部切入的分析方式，贺桂梅的分析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实际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状况，以国内的思想和社会情况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这也是两者分析80年代社会思潮产生背景的最重要的差异点。
“新启蒙主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并非以具有严密体系或统一运动的面貌出现，它本身错综复杂，并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分化。
以上三篇文章中关于“新启蒙主义”的分析，对理解、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新的启示。
总结这种共同的研究选择倾向，可以看出分析中国当代思想状况或社会情况时，应注意紧密联系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背景，联系市场条件下的国家行为，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中，也就是汪晖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所强调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
这种思想启示我们，当分析中国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问题时，再也无法用上世纪以来在思想界普遍流行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去分析问题，特别是80年代所塑造的一系列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去解释当下社会，我们必须反思那些自然化了的思想前提，反思我们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理论，用一种真正契合当下社会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视野去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状况和问题。
虽然这种伴随着自我反思和否定的过程会相对痛苦，但却是我们理解当下最合理的方式。
参考文献：[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05)：133-150.[2]韩毓海.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05)：35-39.[3]贺桂梅.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J].文艺争鸣，2009(06)：6-18.[4]贺桂梅.“新启蒙主义”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李小江.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上接（第１３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