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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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制度的演变

篇一：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

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

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

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

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

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

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

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

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

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

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

讲

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学潮。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

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

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

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

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

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

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

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

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

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