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Susan Bassnett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林克难（天津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严复的信、达、雅，即用自己从翻译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浓缩成警句式的“标准”，传授给后人，让别人照着去做；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即利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对翻译过程进行严格（rigorous）的描述，对翻译的终极产品进行严格的鉴定，用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细细地规定出翻译的全过程，用以指导翻译实践。
这种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都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
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
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
（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
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
翻译系列图书简介
《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安德烈•列夫维尔著《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夫维尔（AndréLefevere）主编的《翻译学丛书》（1992）之一；由安德烈•列夫维尔撰著。
1978年，列夫维尔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的正式名称；他与霍姆斯（James Holmes）及巴斯奈特等人均为“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的中坚人物。
其后巴斯奈特和列夫维尔成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被视为列夫维尔的代表作。
该书以“重写”文学者而非文学创作者为对象。
著者认为，评论、选编、史学、编辑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它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力量。
正如《丛书》前言所云：“翻译确是一种对原文本实施的重写。
凡重写，不论其意图何在，均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传统（第五章；第六章），从而使文学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重写乃借权力以施为；在促进文学及社会演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该书揭示了重写如何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意识形态及诗学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作者坚持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置于文化及其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给读者展示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文学的社会语境及其历史语境中的重写如何对文学领域中诸如原创性、灵感、臻美等神旨圣典产生颠覆发表了富有争议的看法。
此外，该书涉猎文献丰富，包括古典拉丁文、法文、德文；使有兴于文论、比较文学、文学史及翻译学的师生耳目一新。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第一章：前言第二章：赞助体系第三章：诗学体系第四章：范畴之于翻译第五章：意识形态之于翻译第六章：诗学之于翻译第七章：话语之于翻译第八章：语言之于翻译第九章：史学第十章：文选第十一章：批评安德烈·列夫维尔：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的大学、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日尔曼语言及比较文学系任教。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回复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回复标题：深入探讨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理论一、引言翻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其发展与深化离不开众多学者的贡献。
其中，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全球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详细探讨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理论，包括其主要观点、方法以及对翻译实践和教学的启示。
二、巴斯奈特的翻译观巴斯奈特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她的“文化转向”理论中。
她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巴斯奈特看来，每一种语言都是其所属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词汇和语法的对应，更需要理解和传达源语文化中的深层含义和语境。
三、巴斯奈特的翻译方法巴斯奈特倡导的是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方法。
她认为，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尊重并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特性。
同时，翻译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以便在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时，能够通过创新的方式传递原文的信息和情感。
四、巴斯奈特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巴斯奈特的翻译理论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它提醒翻译者重视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避免简单的字面翻译导致的文化误解或信息丢失。
其次，它鼓励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新和灵活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蕴和风格。
在翻译教学中，巴斯奈特的理论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视角理解和分析文本，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思维。
同时，通过实践巴斯奈特的翻译方法，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技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五、巴斯奈特翻译理论的挑战与反思尽管巴斯奈特的翻译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过度强调文化因素可能会忽视语言本身的规律和特性，导致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受到影响。
(完整版)大学综合英语第二册基础英语2何兆熊课文及译文4cultureencounters
Unit4 TEXT ⅠCultural Encounters Susan Bassnett1. In what language are you usually surfing at Internet websites?2. What fun do you find on Internet?We live in an age of easy acc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非常便捷的时代Cheap flights mean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are able to visit places their parents could only dream about, while the Internet enables u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remotest places and the traditional postal services are now referred to almost mockingly as "snail mail." 便宜的机票使得我们可以到那些我们的家长只能幻想的地方去，而网络使得我们可以跟最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邮政现在被称为蜗牛邮件系统。
When students go off back-packing, they can email their parents from Internet cafes in the Himalayas or from a desert oasis. 当学生们在背包远足的时候，他们可以用E-MAIL从喜马拉雅的网吧或者从沙漠里的绿洲给他们的家长发邮件。
And as for mobile phones—the clicking of text messaging at any hour of the day or night has become familiar to us all.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也能通过手机来发短信。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一、本文概述《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这篇文章旨在深入解读和探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奈特是当代翻译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她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
本文将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出发，分析其理论内涵，探讨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启示，以期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有所帮助。
文章将首先介绍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思想，包括她对翻译的定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论述。
接着，文章将分析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质量的评估等方面。
文章还将探讨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包括推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促进翻译理论的创新以及提升翻译学的学术地位等方面。
通过对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全面解读和分析，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作用，指导翻译实践者更好地应对翻译中的文化挑战，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翻译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概述苏珊·巴斯奈特，作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人物，她的文化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流。
在她的理论体系中，翻译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技巧。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它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她主张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尊重并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她强调，翻译的目标不仅仅是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更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原文的文化魅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从文化翻译观看中西寓言故事的翻译
从文化翻译观看中西寓言故事的翻译摘要：本文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探讨了中西寓言故事的翻译。
论文首先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本课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然后探讨了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的内涵和理论意义，以及其對寓言翻译的指导作用，接着着重揭示了寓言的特性，最后提出了翻译寓言的一些原则。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中西寓言故事翻译1、引论1.1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本课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寓言是富于启发性的故事形式，篇幅短小精悍，常常以人、动物或其他非生物作为主角，寓意深刻。
寓言是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
目前国内学者對中西方寓言故事的研究，有不少是研究各自的体裁、文化内涵、写作手法及艺术特点的，如宋苗(2003)的硕士论文“先秦寓言的文化内涵”、吴秋林(1985)的“论寓言的本质”；也有进行中西寓言對比研究的，如曹文心(2001)的“伊索寓言与中国先秦寓言的民族特色對比研究、蓝开祥(1985)的“东西辉映的先秦寓言与伊索寓言”。
将寓言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特别是中西寓言之间的翻译研究相對较少，有周燕、向晓红(2002)的“寓言与翻译”。
从文化翻译观进行中西寓言翻译的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
因为寓言有着深刻内涵的文化载体，所有在将中西方寓言互译时，就不能光考虑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要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不能单单停留在语篇层面；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
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有利于将各自的文化因素通过翻译带给其目标读者，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研究旨在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指导下，进行中西寓言故事的對比与翻译研究，分析探究中西寓言故事翻译中文化因素，找出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手段，使得翻译的寓言故事在各自的目标读者中产生和源语目标读者同样的效果，以此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国外翻译理论图书简介
《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安德烈•列夫维尔著《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夫维尔（André Lefevere）主编的《翻译学丛书》（1992）之一；由安德烈•列夫维尔撰著。
1978年，列夫维尔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的正式名称；他与霍姆斯（James Holmes）及巴斯奈特等人均为“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的中坚人物。
其后巴斯奈特和列夫维尔成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被视为列夫维尔的代表作。
该书以“重写”文学者而非文学创作者为对象。
著者认为，评论、选编、史学、编辑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它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力量。
正如《丛书》前言所云：“翻译确是一种对原文本实施的重写。
凡重写，不论其意图何在，均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传统（第五章；第六章），从而使文学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重写乃借权力以施为；在促进文学及社会演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该书揭示了重写如何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意识形态及诗学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作者坚持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置于文化及其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给读者展示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文学的社会语境及其历史语境中的重写如何对文学领域中诸如原创性、灵感、臻美等神旨圣典产生颠覆发表了富有争议的看法。
此外，该书涉猎文献丰富，包括古典拉丁文、法文、德文；使有兴于文论、比较文学、文学史及翻译学的师生耳目一新。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第一章：前言第二章：赞助体系第三章：诗学体系第四章：范畴之于翻译第五章：意识形态之于翻译第六章：诗学之于翻译第七章：话语之于翻译第八章：语言之于翻译第九章：史学第十章：文选第十一章：批评安德烈·列夫维尔：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的大学、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日尔曼语言及比较文学系任教。
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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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获得和失去获得和失去(LOSS AND GAIN)一旦确立了两个语言中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原则，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处理获得和失去问题是合乎情理的。
翻译的低等地位表明了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讨论从原语言向目标语言的传递过程中所失去的，然而，译者时常会丰富原语言作为翻译过程的直接结果，其中所获得的却被忽略了。
而且，在原语言语境中没有的可以在目标语言中被语境所代替。
就如Wyatt和Surrey翻译的彼特拉克(Petrarch)的情况。
Eugene Nida针对翻译的失去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特别是译者面对原语言中的术语和概念而目标语言中却不存在的困难。
他引用了圭卡语(Guaica)，在委内瑞拉(Venezuela)南部使用的一种语言为例，在这个语言里，不太容易找到英语中murder, stealing和lying等令人满意的替换项，然而，针对good, bad, ugly和beautiful的替换项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词义。
比如，他指出，圭卡语并不遵循good和bad这样一分为二的范畴，圭卡语采用三分法：（1）Good包括合意的食物，杀死敌人，咀嚼适量大麻，用火烧妻子使其服从和偷窃其他团伙的东西。
（2）Bad包括腐烂的水果，有瑕疵的物品，谋杀了自己团队的成员，偷大家庭的东西和欺骗他人。
（3）Violating taboo包括乱伦，和岳母过于亲近，一个已婚女子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吃貘还有孩子吃了啮齿类动物。
没有必要找离欧洲差别这么远的。
芬兰语中有大量表示雪的不同词汇，阿拉伯语有很多表示骆驼的习性的词，英语中对于光和水，法语中面包的类型，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译者是不可译的难题。
圣经译者声称另外的困难，比如，三位一体的概念和在特定文化中寓言的社会涵义。
另外还有词汇问题，当然还有不遵循印欧语系，没有时态体系或者时间概念的语言。
Whorf关于有时态语言(English)和无时态语言(Hopi)之间的比较列举了这方面。
翻译研究－对等问题对等问题(PROBLEMS OF EQUIVALENCE)习语的翻译是我们进一步考虑意义和翻译的问题，因为像双关语这样的习语是受文化约定的。
意大利习语menare il can per I’ai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显示了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转变。
按照字面翻译，下面这个句子Giovanni sta menando il can per I’aia.译成John is leading his dog around the threshing floor.（约翰正在把他的狗领到打谷场周围。
）这个句子使人联想的形象有点让人吃惊，除非这里语境特别强调这个地点，否则这个句子看起来是晦涩和毫无实际意义的。
和这个意大利习语最为一致的英语习语就是to beat about the bush, 这个短语如果不是惯用语也是十分晦涩的，因此，这个句子的正确译文是：John is beating about the bush.（约翰说话拐弯抹角。
)英语和意大利语都有关于支支吾吾的习语表达方式，因此，在这个语言间的互译过程中，一个习语可以替代另一个习语。
这种替换既不是以短语中的语言成分为基础也不是以句中相应的或相似的形象为基础，而是以习语的功能为基础的。
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目标语言短语具有与原语言短语有着相同功能，这个过程包含原语言代替目标语言。
Dagut关于翻译暗喻的问题的评论是有趣的，这个评论也适用于解决习语的翻译问题：因为在原语言中，根据定义，隐喻是一个新的表现形式，一个符号创新，很明显它在目标语言中不存在对等：没有匹配项。
这里译者的双语能力——‘le sens’, 亦如Mallarm将其‘de ce qui est dans la langue et de ce qui n’en est pas’——帮助其仅从否定的角度告诉译者在隐喻中的对等除非创造，否则是不能找到的。
出现的这个重要问题，严格地讲，隐喻是否能译的一样或者能否仅以某种方式来再创造。
如同Catford对直译和意译的区分，Dagut关于翻译和再创造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考虑到将翻译看成符号转变。
而Popovič定义了翻译的对等，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型：（1）语言学的对等，原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篇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同质性(homogeneity)，比如，逐字翻译。
（2）聚合体的对等，聚合表现轴的成分的对等，比如，语法成分，Popovič把这看作比词汇对等更高范畴。
（3）文体的对等，原文和翻译为表达同一，其核心不变的功能对等。
（4）语段的对等，语篇的语段结构对等，比如，形式的对等。
因此，这个意大利习语的翻译包含文体对等，用目标语言中有相同功能的习语代替原语言习语。
翻译包含的不只是语言间词汇和语法项的替换，就像在习语和隐喻翻译中所看到的，翻译过程为了实现Popovič所提的原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表达上的一致性，可能要放弃原语言语篇的语言成分。
但是，一旦译者脱离了语言上的对等，那么确定对等的准确性的问题就产生了。
遗憾的是英语读者没有Albrecht Neubert关于翻译的著作，他区分了作为过程的翻译和作为结果的翻译之间的差异。
他直接阐述：“在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的这两个部分之间缺少的这个‘环节’(missing link)就是对等关系理论，它既是动态也是静态的模型。
”对等问题，这个在翻译研究中常被使用，滥用的术语是尤为重要的。
虽然Albrecht Neubert强调需要对等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Raymond van den Broeck反对在翻译研究中过分的使用这个术语，他主张像数学中精确的对等定义是翻译研究中的严重障碍。
Eugene Nida也区分了两种对等，形式的和动态的。
形式对等集中在信息本身的表面形式和内容。
在这种翻译中，所关注的是诗对诗，句对句，词对词的翻译。
Nida称这种翻译是“说明式翻译”，其目的是使读者尽可能的详尽理解原语言的语境。
动态对等是以对等效果为基础的，也就是，信息接受者和信息本身的关系应该与最初的信息接受者与原语言信息的关系相一致。
比如，J.B. Phillips 翻译的《罗马书》16：16，其中“用神圣的吻来问候(greeting with a holy kiss)”被翻译成“和周围的人互相诚挚地握手(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round)”。
通过这个看似比较糟糕例子，我们可以看出Nida的定义的类型的不严谨。
这个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中颇受肯定的对等效果原则使我们陷入各个领域的猜测中，有时候会得出不可靠的结论。
如E.V Rieu故意将《荷马》翻译成英文散文，因为古希腊史诗的意义等同于现代欧洲的散文，动态对等被应用到语篇的形式特征，这个例子显示Nida划分的范畴实际上会自相矛盾。
在翻译研究中确定的事实是，如果有一沓译者来翻译同一首诗，他们会翻译出一沓各不相同的译文。
然而那些译文中都拥有Popovič所称的原诗的不变核心。
他称，这个不变核心是由语篇中稳定的，基本的和恒定的语义成分为代表，由语义摘要证明的。
转变或者变量，是那些不能改变核心意义的但是影响表达形式的变化。
总之，不变的核心可以被看作共同存在于同一语篇的所有译文中。
因此，不变核心是动态关系一部分，不应该被误认为语篇的本质(nature)、精神(spirit)、精髓(soul)；它是译者很少能捕捉到的不能确定的特质。
要解决翻译对等问题，Neubert主张从语篇理论的角度出发，翻译对等必须考虑为符号范畴(a semiotic category)，依据Peirce的范畴，符号范畴由句法，语义和语用成分构成。
这些成分依等级排列，语义对等在句法对等之上，语用对等决定、限制其他两个成分。
对等完全由符号自身之间的关系，符号和它们代表的关系，符号，符号所代表的和所使用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产生。
因此，例如，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亵渎神明的表达只能从语用的方面被翻译成英语，用跟性有关的暗示来代替才能制造出相同的冒犯效果，如，porca Madonna – fucking hell。
同样的，三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决定在目标语言中选择的过程，就像以写信为例：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时期，甚至在欧洲内部，写信的格式标准都相当不同。
因此，一个在1812年给朋友写信的女子在署名时，绝不会像当代的英国女子用“love”或者“in sisterhood”这样的词，一个意大利人不会向收信人和他的亲戚写一系列正式的问候语作为信的结尾。
在这两个例子中，写信的规则和冒犯的语言，译者要从语用的角度解码和编码。
在翻译研究中两个方面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定义对等的问题。
其一，大家预料到的，重点落在语义学的特殊问题和从原语言向目标语言的语义内容的传递。
其二，探究文学篇章的对等问题。
随着新近话语分析的发展，俄罗斯形式主义学者和布拉格语言学者的著作都扩展了在文学篇章翻译时的对等问题。
比如，James Holmes认为使用对等这个术语是有悖常情的，因为要求一致就是苛刻的。
Durišin主张文学语篇的译者不是要建立自然语言的对等而是要建立艺术过程的对等。
不能孤立地考虑这些过程，而是一定要考虑当时特殊的文化情境。
让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在英国周日报纸(British Sunday)的彩色增刊上的两则广告，一则是苏格兰威士忌(Scotch whisky)，另一则是马提尼(Martini)。
每个产品都为满足特殊的口味在市场销售。
威士忌市场比马提尼市场更悠久更传统，在广告中强调产品的品质，买家的品味和这个产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
纯天然，精细的蒸馏过程，苏格兰的纯净水以及产品酿造的时间也是其强调的重点。
广告是由文字和一张产品的海报组成的。
另一方面，马提尼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新近赢得好评的产品。
由此，马提尼着眼于年轻人，不太强调产品的品质问题，而是更加强调时尚一族的品味。
附有简介的照片是一群喝着马提尼的俊男美女，皆为喷气客机的会员，他们居住在梦幻的世界里，那里每个人都是富有而迷人的。
这两个类型的广告在英国的文化中已经如此的老套以至于他们立刻得到公认还时常被效仿。
这两个产品在意大利的新闻周刊杂志的广告同样有两个形象。
一个强调纯净、品质和社会地位；另一个强调迷人、刺激、时尚的生活和青春的气息。
但是因为马提尼建立较早，苏格兰威士忌在众多市场中相对初来乍到，所以，产品所呈现的形象与英国的形象完全相反。
相同的模式在两个社会的广告中，应用却不同。
在两个社会的产品也许相同，但是他们却不同的价值标准。
因此，就这两个产品通过广告所呈现出对等的社会功能，英国情境中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被定义为等同于意大利情境中的马提尼，反之亦然。
Mukařovsk认为文学语篇既自成一体而且也有沟通交流的特征，Lotman吸收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语篇是清晰的（它由明确的符号来表达），有限的（在既定的起点和终点），内部组织构成它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