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乡村自由游走 游走于乡村与历史之间.doc

虽然早就有作家理论家从文学进化的逻辑上宣称过诸如乡村题材这样一类小说的落后过时，他们一直在呼吁并期盼着在中国文坛能够早日出现真正地凸显表现现代城市精神的城市小说。

但是，从中国小说进入新世纪之后实际的发展演进情况来看，却不能不承认，作家们用力最勤，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却依然是乡村与历史这样两个题材领域。

究其原因，约略有以下三点为不容忽视者。

首先，虽然中国已有了超过一百年之上的积极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进程，但从本质上尤其是从文化的本质上说，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国度。

其次，已有将近100年历史的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所提供给作家的最为充分的两种写作经验，就是对于乡村与历史的书写经验。

第三，从作家个人的写作准备来看，则可以说，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秉承着中国文人一向的传统，对于历史真相的艺术呈示与探究保持着极浓厚的兴趣。

具体来说，在2007年，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乡村与历史长篇小说，便可以排列出如下的这样一份名单来。

在其中，贾平凹的《高兴》、张炜的《刺猬歌》、冯积岐的《村子》、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阿来的《轻雷》、李师江的《福寿春》、关仁山的《白纸门》、张学东的《妙音鸟》等，应该看作是乡村题材，而叶广芩的《青木川》、唐颖的《初夜》、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储福金的《黑白》、李锐、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韩东的《英特迈往》、杨志军的《藏獒（二）》、格非的《山河入梦》、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尤凤伟的《衣钵》、北北的《发生在浦之上》、麦家的《风声》、千夫长的《长调》、张不代的《草莽》等，则很显然地应该被归类于历史题材。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所提到的这些小说作品比如叶广芩的《青木川》、冯积歧的《村子》、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很可能同时兼有乡村与历史这两种题材的特征，我对于它们的切分归类更多地是依照于自己的阅读感觉而进行的。

如果我觉得其创作的意义价值更多地凸显于乡村题材领域，那我就会自然地把它归之于乡村题材之中。

反之，我就会把它归类于历史题材之中。

让我们先来看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

粗略地看来，2007年中国作家对于中国乡村的想像性书写，又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

一种为现实性的关注，作家对于中国乡村与中国农民置身于现代化思潮冲击之下的现实生存境况，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在一种悲悯性情怀的主导之下，在描写中国农民现实生存境遇的同时，也在相对深入地思考着现代化大背景下中国乡村之命运。

贾平凹的《高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阿来的《轻雷》、关仁山的《白纸门》，大约可以被归类于这一写作倾向之中。

另一种则是历史性的沉思，作家更注重于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背景中展开对于中国乡村世界的描写与表现。

虽然他们的笔触也总是会一直拖曳到复杂而又生动异常的当下现实生活中来，但特别地着重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某种中国乡村世界本质的体认与辨识，却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所在。

很显然，张炜的《刺猬歌》、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冯积歧的《村子》、李师江的《福寿春》等，更具有这样的一种艺术品质。

贾平凹的《高兴》中如同《秦腔》一样坚持着对于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彻底而不妥协的文学批判精神，这正是我们充分肯定《高兴》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

贺绍俊曾经以乡村中走出的堂吉诃德来评价刘高兴，这样的看法应该说还是很有一些合理性的。

刘高兴与五富之间的关系真的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来。

我不知道在小说构思的过程中，贾平凹是否联想到过塞万提斯，但从阅读的感觉来看，刘高兴身上的理想主义品格与五富身上的现实品性，以及五富对于刘高兴的惟命是从，真的与《堂吉诃德》有着极明显的相似性。

刘高兴很显然是明显地打上了贾氏烙印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说，在刘高兴身上，十分鲜明地显示着贾平凹个人的艺术趣味，这样一位拾荒人中的艺术家，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贾平凹内在的精神品格与艺术趣味外化的产物。

他与孟夷纯之间的感情故事，明显地体现着贾平凹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之间的联系，带有十分突出的才子佳人的意味。

这样一种人物形象的设计与构想，在这个意义上，很显然只能被看作是贾平凹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一种文化想像的产物，其真实性同样相当可疑。

既然刘高兴这一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贾平凹《高兴》文本某种分裂性的存在呢？我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把刘高兴这一特别的人物形象与拾荒人悲惨的生存境况整合为一个艺术整体的问题。

思虑再三，方才有豁然开朗之感，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从反讽的意义上来看待贾平凹对于刘高兴的想像性描写呢。

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高兴》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就愈发浓烈了。

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富尸体被警察发现后，刘高兴的一种突出感觉：“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

”在此处，那个总是沉浸于玄妙的虚幻精神世界中的刘高兴终于落到了地面，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仍然是个农民”。

却原来，刘高兴的精神境界愈是高远纯粹，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剧意味也就愈是浓烈沉重，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就使得《高兴》事实上成为了一部具有绝大悲悯情怀与深刻批判意识的沉痛之作。

从对于打工农民进城后所遭受到的来自于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双重侮辱和伤害的残酷程度的揭示与表现情形来看，孙惠芬虽然是一位女性作家，但她揭示与表现的力度却是丝毫也不逊色于贾平凹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篇幅的更为巨大，由于所描写的人物更为庞杂，孙惠芬在《吉宽的马车》中对于打工农民受伤害的展示程度可能较之于贾平凹的《高兴》还要更充分一些。

贾平凹更多地采用了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单线结构，其视野始终集中在刘高兴与五富身上。

比较而言，孙惠芬的小说结构却要庞杂纷繁得多。

虽然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同样是以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吉宽的视角切入自己的表现对象，但孙惠芬所展示的却并不只是吉宽及恋人许妹娜进入城市之后的不幸遭遇。

吉宽许妹娜之外，林榕真兄妹，黑牡丹与水红以及吉宽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等人在城市打工时的苦难遭际，也同样在孙惠芬的笔下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示。

很显然，《吉宽的马车》在某种意义上乃可以被理解为多条结构线索交织而成的类似于交响乐式的作品。

如果说贾平凹的《高兴》是以线索的单一明朗而显豁于读者面前，那么《吉宽的马车》所显示出的则是一种多线索交织的繁复之美。

读解《福寿春》，令我格外着迷处有二。

其一是作者极具耐心的叙事态度，从始至终，都能够保持一种不缓不急不温不火既内在深入同时却又格外从容淡定的叙事态度，这样的既日常琐碎但却特别地内敛特别地蕴藉的叙事品格只能说明李师江是一位天生的叙事高手。

“却说”、“这日”、“且不絮叨”、“当下”、“一夜无话”这样一些颇得中国传统小说神韵的叙事语词，通篇对于说书人口吻的形象模仿，很少静止而冗长的心理描写，甚至于连主观性的语词都极少使用，而只是注重于日常生活内容平淡自然的铺叙中人物性格特征的自我呈现，等等，以上这些均极鲜明地体现着中国本土小说传统对于李师江的滋养与影响。

其二则是作者于不动声色中对于极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

虽然小说在并不算很大的篇幅中先后写到了数十位人物，虽然其中的很多人物作者着墨并不多，但这些人物却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说到人物形象的塑造，《福寿春》中最值得注意者还应该是主人公常氏这位乡村女性。

应该说，常氏首先是中国乡村世界所孕育出来的一位相当精明能干的乡村女性形象。

在《福寿春》中，精明能干与偏执的母爱居然天衣无缝地融合交织体现在了常氏这一主人公身上，以至于使得常氏成为了小说文本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一个人物形象。

其实，不仅是在李师江的《福寿春》中，甚至于在2007年总体长篇小说写作中，常氏都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

能够塑造出这样一位成功的人物形象来，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作家李师江一种超乎于寻常的艺术创造功力。

说到2007年度的历史长篇小说，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大致划分出这样三种不同的类别来。

其一是以波诡云谲的一部中国现当代历史为自己基本的文化想像对像的长篇小说，叶广芩的《青木川》、麦家的《风声》、储福金的《黑白》、格非的《山河入梦》、尤凤伟的《衣钵》就是这样的作品。

其二是极明显地带有个人经历色彩的，建基于个人回忆之上的一种回望成长岁月的长篇小说，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唐颖的《初夜》、韩东的《英特迈往》、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千夫长的《长调》、张不代的《草莽》、杨志军的《藏獒（二）》很显然属于这一类，其中部分作品还很有一些成长小说的意味。

其三就是一些对于遥远的历史时空进行文化想像与回望的长篇小说了，李锐、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北北的《发生在浦之上》，均是这样的一种长篇小说。

叶广芩《青木川》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对于魏富堂这样一位生动、饱满而又富于立体感的别具一种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小说中的魏富堂是一位有着真实生活原型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半魔半佛式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善恶参半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性格中心狠手辣的一面与文明向善的一面组合而成的复杂形象。

可以把魏富堂这一形象与莫言笔下的西门闹以及严歌苓笔下的孙怀清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莫言与严歌苓不约而同地将西门闹与孙怀清处理成了不应该在土改时被冤屈处死的正面形象。

虽然他们都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但这一切属于他们的土地与财产却都是由于他们特别聪明能干特别善于勤俭持家的结果。

出现在小说中的他们不仅没有过为非作歹称霸乡里的恶言恶行，而且更多地表现出来的乃是其人性中温情善良的一面。

然而，我虽然不怀疑如同西门闹与孙怀清这样温情善良的“好”地主形象在个案意义上的真实性，但这样的形象究竟具有多大意义上的普遍性呢？对于这一点，我甚感怀疑。

以阶级视角衡量评价一切事物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一种人性论的立场而完全消解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压迫剥削现象的存在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与差不多处于同等历史状态中地位也基本相同的西门闹孙怀清相比较，魏富堂就是一位善恶参半的，既有着斑斑的杀人血迹，同时却也为地方的经济乃至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形象。

很显然，魏富堂的复杂同时也就意味着那一段历史状态本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形所深刻说明的正是叶广芩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堪称纷纭复杂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理性的探寻反思。

林白《致一九七五》的主人公既不是李飘扬，也不是出现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群像，而是“时间”！那么，以“时间”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又意味着什么呢？时间是由人类创造出来但却又反过来衡量制约着人类生存的一种巨大力量，时间是衡量人类的生命存在一种最根本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