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的毁灭_霍克海默_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
技术理性——精选推荐
一、技术理性的实质及其后果理性的异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种后果总体上表现为理性统治人的过程。
在理性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受其支配的程度也不相同。
启蒙理性旨在使人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 ,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
比较起来 ,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最为严重 ,它使人陷入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异化中 ,因此 , 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评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但他们着重分析了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后果。
首先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分析了欧洲近代思想家所阐发的理性观 ,揭示了这种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 ,因为人想从自然界学习的东西 ,是如何利用自然界 ,以便全面支配自然界和他人。
这是惟一的目的。
理性给人以知识 ,人利用知识去征服自然和驾驭自然 ,结果是自然界遭到严重的破坏 ,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 ,而这些反过来又报复人类。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的尝试 ,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 ,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只有当科学轻视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时 ,启蒙精神才能自我完成、自我扬弃。
其次 ,霍克海默、阿多诺揭示了启蒙的极权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也指出了与理性相伴随的是极权主义社会。
人们一般都认为启蒙唤醒的是理性的自觉 ,因此 ,它必然带给人们解放和自由。
可是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审视 ,发现了技术理性铸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现代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
在生产中 ,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专门的、合理的操作过程 ,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接触 ,工人的工作被归为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重复。
在政治上 ,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 ,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利也猛烈增长。
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造成这种极权的不是恐怖与暴力 ,而是技术的进步。
哲学案例分析
哲学案例分析案例1：从诺贝尔物理学奖看哲学对科学的影响——以英、德两国1、案例呈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正日渐浓厚。
然而，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诺贝尔奖绝非只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它还需要良好的科学传统与适宜的文化氛围。
而哲学思维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其科学家有着重大影响。
近现代科学史上，英、德两国相应的历史与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而生动的案例。
1700年前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一直处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弗兰西斯培根所倡导的归纳方法由于不断成功而倍受重视，并进而促成英国经验论哲学特色的形成。
这种哲学尊重经验并把经验看作认识的源泉、推理的基础和探究的界限，大胆的猜测和假设则受到反对。
对于在经验论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英国科学家来说，经验主义色彩渗透每一个角落。
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思维达到科学。
他们的想像是具体而形象的，法拉第把力线看作管状的、具有橡胶制品性能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具体可感的模型是必不可少的，以致大脑一见到模型便以为理解了那个理论。
如果不做出一个东西的机械模型，就感到不满足，从而也不能理解其中的一切。
对经验的过分偏爱，使英国科学家严重缺乏有系统的思维，从而不能提供一个前后连贯的全貌。
由于他们往往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理论，以致在构造抽象观念和阐述一般原理时显得极不适宜。
即便是伟大的理论家牛顿，也曾明确声称自己不作假说。
麦克斯韦的工作也未彻底摆脱对模型的偏爱。
由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致使100年来众多英国获奖者中，只有Dirac一人是因纯理论研究而获奖，其余获奖者所从事的主要是实验工作，为理论的创立提供事实或为他人的理论预言提供证据。
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科学观察有力地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及英国光谱学家伊文斯实验支持玻尔原子论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说经验主义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还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思维方式的话，在现代科学中它则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了，以理性思维见长的德国科学家自然地走到了科学发展的最前列。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8世纪末期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被定义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强调
以实践性的经验来改造认识论，以引导实践性的行动。
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总结而成的，那
就是“发现、观察、分析和归纳规律”。
这种辩证思想在实践研究中指
导着研究者走出一条实践与思想牵扯的路径，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分解成具体而特定的对象和客观规律出发，通过调查、分析、综合
来揭示一般性原理，从而引导实践行动，达到真理普遍适用的地步。
启蒙的毁灭与救赎：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2023第9期·总第599期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本应拥有光明前景的启蒙何以呈现出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也指明了启蒙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路向，对于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困境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然而，当我们理解把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辩证剖析时，也不可忽视这种剖析背后的重要思想渊源，其一便是黑格尔关于启蒙、信仰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在《精神现象学》下卷中，黑格尔既肯定了启蒙对于人类文明演进的积极作用，也客观批判了启蒙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启蒙作出了回应。
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这三位哲学家关于启蒙何以可能、启蒙何以毁灭以及启蒙何以自我救赎的辩证剖析时，对于理解与评判启蒙的地位、反思与重构启蒙之路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肯定中批判：启蒙自身蕴含危机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伫立于启蒙运动顶峰处的哲学家——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19BKS07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然而，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这条本应引领全人类通向璀璨未来的康庄大道，却越发陷入现代性的困境，呈现出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
黑格尔虽非启蒙思想家，但启蒙思想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一条暗流。
在《精神现象学》下卷中，他既在肯定中批判启蒙的“有用性”，也在批判中扬弃了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
基于黑格尔对启蒙的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批判启蒙的同时，还为启蒙指明了实现自我救赎的未来路向。
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关于启蒙的辩证剖析对于我们今天再次反思与批判启蒙、重构启蒙之路仍有着宝贵的启迪意义。
启蒙辩证法：启蒙的倒退和神话的重现
启蒙辩证法：启蒙的倒退和神话的重现摘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文化工业”为其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神话—启蒙—真理的启蒙历史结构中,阿多尔诺认为启蒙倒退为神话一开始就蕴含在以启蒙为中介的历史结构当中,文化工业和启蒙已经、也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转化为神话、迷信和野蛮。
人们建立起来的理性也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重现。
只有从启蒙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启蒙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启蒙；神话；文化工业；理性启蒙运动作为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一直是哲学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神话与启蒙为核心,集中论述了以启蒙为目标的现代性如何依其本性辩证地转化为启蒙的反面,启蒙如何于自身中包含否定自身的本质环节而最终导致“启蒙的自我毁灭”这一启蒙的逻辑:“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
因此，我们要从启蒙本身的含意出发，追求启蒙真正的价值和新的视域。
一、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法国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一同出现的，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法国大革命的新思维使启蒙完成了自己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造就了本身的现代形式,同时启蒙也规定了现代社会的品格、方向和内容。
康德关于“启蒙”的经典定义是人必须永远具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1]启蒙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的追求无可否认,但其和理性的最直接和最大程度的契合,是启蒙在近代最为突出的表现。
“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
近代启蒙的事实也证明启蒙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但问题是,在这些诉求得到满足之后,启蒙本身发生了翻转,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论证的重点。
他们通过将启蒙过程描述为不完整的,对启蒙运动的进步叙事提出了质疑。
案例7：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要批判启蒙精神
案例7：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要批判启蒙精神1、案例呈现：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阿多尔诺（1903—1969），德裔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1898—197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 929—）等人。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提出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工业文明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贯穿其中。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批判启蒙精神？这得回到20世纪30—40年代，那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反犹主义的暴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不解：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启蒙精神，也不否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只是对工业文明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震惊，于是对启蒙精神、科学技术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启蒙精神的膨胀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2、案例讨论：（1）什么是启蒙精神？（2）启蒙精神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3）法兰克福批判启蒙精神的缘由与特点是什么？3、案例点评：所谓启蒙精神，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并非专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换言之，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他们指出，启蒙精神的主旨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
在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这是因为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启蒙的因素。
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沂蒙精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大课题。
任何能够传世的精神，都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时代的脉动相结合的产物，都有其深刻的价值观内涵和独特的时代价值。
沂蒙精神也是如此。
沂蒙精神的价值主体。
沂蒙精神是典型的革命精神，与同为革命精神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等进行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革命精神除了共有的精神价值之外，沂蒙精神具有独到的精神风貌、价值主体和文化特质。
如果说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等都因与毛泽东的联系即精英之光而倍受瞩目的话，他们的创造主体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群体，而沂蒙精神凸显的却是普通人即人民之魂，她的创造主体是纯朴、善良、憨厚、正直的沂蒙老百姓。
在沂蒙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沂蒙人民的主体价值、主体理念和主人翁姿态。
“群体”这个词是沂蒙精神最鲜明的特质，因为沂蒙精神就是沂蒙人民一种群体自觉的精神创造。
说到底，沂蒙精神是一种人民精神，沂蒙山是一座由人民精神铸就的山。
比如革命战争年代里到底有多少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有多少人拼死掩护八路军伤员，这些都无从查考。
再如沂蒙六姐妹，也只是这个英雄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因为在沂蒙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六姐妹”。
沂蒙精神不仅仅是局限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争年代的“红嫂精神”、“支前精神”，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厉家寨精神”，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九间棚精神”、“沈泉庄精神”、“经济开发区精神”、“兰田商城精神”等，沂蒙精神都能与时代一起脉动，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也决定了沂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能勇立潮头，走在前面，加上改革开放新时代所形成的外部推动力，尤其是具备了宽广的世界眼光，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融为一体，才使得沂蒙精神历久弥新，成为临沂乃至山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沂蒙精神根植于沂蒙大地，除了以一定的文字表述之外，更主要的是以心理积淀的形式深深地植根于沂蒙人民的意识之中。
简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简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摘要：与一般认定启蒙观念追溯至近代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启蒙发源追溯至神话时代，他们认为，启蒙是反神话的产物，即启蒙脱离了神话，启蒙就是解神秘化和理性化。
基于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同时表达出，启蒙就是表现在神话之中并在其中确立自身。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表现出一种合理的反思与深刻的批判，对梦想是征服自然与把理性从神话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启蒙，由于其自身逻辑而走向了反面，走向自毁的历程作了深入剖析。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在其表象是直指启蒙精神，但从本质来讲其针对是工业文明，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
关键词：启蒙;启蒙辩证法;理性一、启蒙辩证法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来源（一）社会背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62/1966的意大利版前言”中写道：“德文版的《启蒙辩证法》是一部断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撰写这本书。
当时还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之下，按照我们原初的设想，他它应当成为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
”19世纪到20世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及资本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高速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生产条件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同时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也愈演愈烈，生产关系的矛盾愈发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人与社会的双重异化逐步显现。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空前灾难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悲惨局面，感受到的是人类在高度启蒙的基础上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及巨大灾难。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与灾难相伴生的双重境况下《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启蒙提出了历史性问题：“人类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二）思想来源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西方社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现代批判理论的起点，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总判断是社会的异化，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时将这一理论扩展到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新异化形式之上，并将异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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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会科学Shandong S ocial Science 2004年第9期(总第109期)N o.9,2004(Serial N o.109)收稿日期:2004-02-28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02zx02)作者简介:王凤才(1963-),男,山东诸城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
启蒙精神的毁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王凤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摘要]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
他们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具有片面性,但却是对工具合理性过分张扬、价值合理性屡遭贬抑的强烈抗议,这对于克服技术理性负面效应、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 启蒙精神; 启蒙观[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9—0039—05 《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在理性支配的世界中,人类没有进入真正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在这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进行析评。
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启蒙运动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这一过程在M ・韦伯看来就是社会合理化过程,即工具合理性不断增长而价值合理性不断退化的过程,也就是启蒙精神不断张扬的过程。
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1](P 22)反过来说,人类通过独立地运用理性判断能力,克服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状态,就是启蒙。
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
”[2](P 1)因此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西方文明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其根本目标是使人类摆脱恐惧、迷信,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第一,启蒙精神始终在神话中得到自我确认。
他们认为,启蒙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尤其是荷马史诗中。
众所周知,希腊神话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1世纪,它是希腊各地文明发展、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到公元前9世纪,希腊神话世界观已成体系。
[3](P 2-3)作为希腊文化的象征性表现和源泉之一,希腊神话深深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
前苏格拉底宇宙论关于世界本原的探讨,体现了神话的理性化过程。
柏拉图理念论甚至把奥林匹斯众神也理解为逻各斯。
晚期柏拉图把理念和数等同起来,这具有神话味道,但却体现了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
对启蒙精神而言,不能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被还原为太一的,都是幻相。
因此,凡是不能预料的和无用的东西都是应该怀疑的。
这样,启蒙精神就把人的自主权观念视为古老的普遍概念。
启蒙精神每遇到一次精神抵抗,都会给它增添无穷的力量。
到荷马史诗那里,宙斯是天神,阿波罗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埃俄斯完全变成了一种隐喻。
从那时起,奥林匹斯众神就与物质元素区分开来,存在就被分成逻各斯和外部事物。
此后,整个世界就为人类所主宰。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指出,尽管史诗具有反神话和启蒙性质,但是,史诗和神话还是有共同点的:比如统治、剥削和欺骗。
所以说,作为欧洲文明的基础性文本,整部(荷马)史诗“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
[2](P44)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作品更能揭示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史诗不同叙事层次中,神话均有所表现。
不过,荷马史诗为这些神话所作的说明,以及用各种凌乱的故事拼凑起来的统一性,也同样是主体从神话力量中摆脱出来的描述。
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人永远显得软弱无力;只有在神话中,人才能通过自我意识摆脱这种软弱无力的状况。
“在荷马史诗时期,自我本身的统一性在于非统一的、分离的、不清楚的神话中的作用,就是说,必须从非统一的、分离的、不清楚的神话中吸取自我本身的统一性。
”[4](P43)总之,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荷马史诗与神话一样都具有启蒙的因素。
关于这一点,尼采早就从启蒙与统治关系的角度给予了揭示;德国浪漫主义者也强调了荷马史诗中的启蒙因素。
第二,就确立主体对自然的主权来看,甚至可以说神话已经是启蒙。
因为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同性论当作神话的基础,用主体设想来解释自然,认为超自然物如精灵鬼怪等,都是人们畏惧自然的反映。
“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
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不管它面临的是一种客观意义,还是一种秩序的轮廓,是对邪恶势力的恐惧,还是对拯救的希望。
启蒙进而把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理解的东西称之为存在和事件: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启蒙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2](P4)实际上,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强调理性统一性、摧毁众神和质量的口号是一致的。
面对这种理性统一性,神和人的区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因为管理万物的理性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即人和神一样都成了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
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
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
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
”[2](P6—7)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统一性,但牺牲了质的多样性。
这样,没有实质区别的自然就陷入了单纯分类的混乱状态,而万能的自我也陷入了纯粹占有状态,于是这种统一性就变成了抽象同一性。
第三,神话之所以是启蒙,是因为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启蒙精神的主旨。
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的主旨就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使人们相信,人类理性可以战胜迷信,并可以支配自然界,这是由于知识与力量是一致的,而知识的本质就是技术,于是人们可以运用技术控制、支配整个自然界。
近代以来,启蒙精神所宣扬的乐观主义文明论就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
毋庸置疑,“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
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
如今,面对求实思想的胜利,甚至连培根的唯名论信条都可能被怀疑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或者像他曾断言过的经院哲学那样,被断定是无稽之谈。
”[2](P2)到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甚至放弃了思维,用公式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代替原因和动机。
于是,培根以来的哲学曾经努力根据时代变化对诸如实体、质量、能动、受动等概念作出解释,但现代科学把这些范畴当作传统形而上学观念而放弃。
学界普遍认为,理性主义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文化传统之一,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支撑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但是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张力逐渐增大,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分裂:科技文化经过启蒙运动得以独立,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膨胀,最后出现了工具合理性霸权,而价值合理性遭到了贬抑。
这样,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就得以形成并进一步发展。
所谓技术理性主义,就是它相信科学知识是万能的,技术理性是至上的,科学技术进步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靠科技理性本身就能得到解决。
在笔者看来,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作为工业文明主导文化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历史进步为目标的乐观主义文明论。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坚持个人主义;在人与神关系上,宣扬人本主义;在感性与理性关系上,坚信理性主义;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上,推崇技术理性;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上,坚持进步主义。
二如前所述,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
它颂扬启蒙精神,信奉文明进步论,认为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人的自由解放。
文明进步就是越来越好,这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设。
这种确信文明进步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思想,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
正如柯林伍德所说,任何读过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深刻的独创性和革命性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向了哲学思想的舞台。
[5](P172)但是,历史车轮驶入20世纪以后,原来那种进步观念受到了质疑和批判。
人们纷纷阐明技术进步并不等于文明进步,文明进步也并不意味着越来越好。
R・艾斯勒质疑:如何解释“合理地”、高效地利用人类脂肪制造肥皂?如何解释经过周密策划观察原子弹和原子辐射对活生生的而又完全无助的人的军事试验?所有这一切高效的大规模毁灭怎么能被称为人性的进步呢?[6](P181)到这时,始于卢梭等人的悲观主义浪漫主义情绪开始蔓延开来,尤其是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发表以后,悲观主义文明论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
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就是这个悲观主义文明论洪流中强劲的一股。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猛烈批判。
第一,启蒙精神退化为神话。
他们指出,“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
[4](P6)“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
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
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
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象根本没有发生。
”[2](P9)就是说,启蒙精神本来是以知识代替幻想、以理性反对神话,并力图使人从蒙昧、野蛮中摆脱出来,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又创造了理性神话。
随着神话的推进,启蒙精神越来越深地与神话交织在一起。
因此说,启蒙精神用以反对神秘想象力的原理,就是神话本身的原理,或者说自身退化为神话。
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启蒙精神推翻神话所依靠的内在性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
二是管理万物的理性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是相似的,都想成为自然的主宰。
在祛除神话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时,人们假想惟有他无所不知时,才能最终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获得自由。
但是,受人支配的自然反过来与思维主体发生了对抗,主体除了拥有与自我观念相伴随的那个永远同一的我思之外,便一无所有。
这样,主体与客体都将变成虚无。
“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时,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