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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罪的相关规定
贪污罪的相关规定一、《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贪污罪的处罚的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二、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聘用等而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文是什么
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最⾼⼈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有关部门就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征求最⾼⼈民法院研究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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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问题由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有关部门遂向最⾼⼈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主要争议问题⼀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
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所得额”⽽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种意见认为，根据⽴法精神及“部分实⾏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贿⼈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且按照各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
主要阐释如下：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法和司法的做法不⼀。
在⽴法上，1952年《中华⼈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律根据个⼈所得数额处罚。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概述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来源：新华网|2016-04-18 10:38:2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全文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说明]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_4_6
![[说明]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_4_6](https://img.taocdn.com/s3/m/6de905c481eb6294dd88d0d233d4b14e84243e43.png)
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许永安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内容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方面的内容。
刑法修正案（七）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刑法所作的一次新的修正，是刑事法律自我完善的最新体现。
这次刑法修正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例如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的修改。
二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充分体现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如对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予以惩处的规定；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加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规定，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最后，在起草过程中，为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在网上向社会普遍征求意见，鼓励公众参加到刑事立法中来。
一、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对“老鼠仓”行为的惩处1997年修订刑法时，就对证券期货犯罪作了规定。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证券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刑法也作了相应调整，对其中一些严重危害资本市场秩序、破坏社会诚信、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违法运用资金罪等。
这些规定为维护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秩序，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增进社会诚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因其职务便利知悉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与证券、期货交易有关的未公开的信息，如本单位受托管理的资金的运营情况，客户的交易信息等，违反规定从事相关交易活动，谋取非法利益或者转嫁风险。
这种被称为“老鼠仓”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违背社会的诚信和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社会危害性严重。
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印发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
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印发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23.09.20•【分类】其他正文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印发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反洗钱工作的决策部署，日前，国家监察委员会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下称《意见》），就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中切实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以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推进打击治理洗钱犯罪，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意见》突出强调要加强协作配合机制建设，建立多部门参与、职责清晰、配合有力、运转高效的打击治理贪污贿赂犯罪领域洗钱犯罪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明确了办理相关案件的总体要求、职责分工、工作机制、组织领导等问题。
《意见》要求，各级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自觉把贪污贿赂犯罪中反洗钱工作置于维护国家安全大局中统筹把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既要有效调查上游贪污贿赂犯罪，又重视洗钱犯罪办理，贯彻贪污贿赂犯罪与洗钱罪“一案双查”机制，同步审查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的去向和转移过程。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职责。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结合追赃挽损工作，查明涉案财物的权属、来源、去向、收益以及与违法犯罪事实的关系等情况。
发现涉案人员涉嫌“自洗钱”犯罪的，应当及时收集固定“自洗钱”犯罪相关证据，并将“自洗钱”犯罪线索及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办理；“自洗钱”犯罪事实已经查明且确有必要时，也可以将“自洗钱”犯罪事实列入起诉意见书相应职务犯罪事实中叙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发现涉案人员涉嫌“他洗钱”的，应当及时将洗钱犯罪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卷四)真题试卷(精选)(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卷四）真题试卷（精选）(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 分析题 2. 论述题分析题案情：镇长黄某负责某重点工程项目占地前期的拆迁和评估工作。
黄某和村民李某勾结，由李某出面向某村租赁可能被占用的荒山20亩植树，以骗取补偿款。
但村长不同意出租荒山。
黄某打电话给村长施压，并安排李某给村长送去1万元现金后，村长才同意签订租赁合同。
李某出资1万元购买小树苗5000棵，雇人种在荒山上。
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
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
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后李某获得补偿款50万元，分给黄某30万元。
黄某认为自己应分得40万元，二人发生争执，李某无奈又给黄某10万元。
李某非常恼火，回家与妻子陈某诉说。
陈某说：“这种人太贪心，咱可把钱偷回来。
”李某深夜到黄家伺机作案，但未能发现机会，便将黄某的汽车玻璃（价值1万元）砸坏。
黄某认定是李某作案，决意报复李某，深夜对其租赁的山坡放火（李某住在山坡上）。
树苗刚起火时，被路过的村民邢某发现。
邢某明知法律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因与李某素有矛盾，便悄然离去。
大火烧毁山坡上的全部树苗，烧伤了李某，并延烧至村民范某家。
范某被火势惊醒逃至屋外，想起卧室有5000元现金，即返身取钱，被烧断的房梁砸死。
问题：1．对村长收受黄某、李某现金1万元一节，应如何定罪？为什么？正确答案：村长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黄某、李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组织事务，不是接受乡镇政府从事公共管理活动，村长此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构成受贿罪。
解析：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研究_张开骏
·经济刑法·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研究＊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罪；共犯中图分类号：D F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10）09-0060-07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１。
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催生了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单独受贿犯罪的立法化。
该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受贿但不成立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又不能以受贿罪单独处理，从而双方都得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某些情形，给予了刑事规制，因而填补了惩治受贿犯罪“漏洞”，严密了刑事法网；该罪也呼应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的部分内容，是我国加入该公约后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反腐败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必要举措；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出发，新罪是我国反腐倡廉和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反腐决心。
新罪名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相对欠缺，鉴于现实生活中贿赂犯罪的复杂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特别是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值得探讨。
这对于实现罪刑均衡，协调贿赂罪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受贿犯罪共犯的影响及规范解读（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对受贿犯罪体系的影响《修正案（七）》之前，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只存在无罪、受贿罪单独犯和共犯三种情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施行，最大的优点是对原来一些无罪处理的情况进行了规制，比如关系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而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或者谎称不知情而又无从证明的情形，原来双方都不符合受贿作者简介：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9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
个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已于年6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年7月8日起施行。
二○○○年六月三十日
为依法审理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现就这类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第二条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第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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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人贪污应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给贪污犯罪分子以帮助行为者，因其主观上没有自己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故常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不符合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以贪污罪共犯予以追究。
这种认识和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让我们先看这样一则案例
636亩的闲置土地使用权，地价应为235万元。
由市乡镇企业局委派到珍珠岩厂担任厂长的王某与建伟公司经理李某经密谋后，指使该厂业务员周某在协议中将土地面积写成5亩，转让价写成180万元。
差价55万元全部由李某交给王某。
王某将5万元分给周某，余款据为己有。
经检察机关起诉，某市法院认为，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多约定转让金额在合同上少写转让价的方法，非法占有应属本单位的财物50万元，构成贪污罪；周某受王某指使，共同参与侵吞公共财物，构成贪污罪共犯。
某市法院在讨论该案时，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建伟公司经理李某的帮助，王某是无法完成贪污行为的，而李某主观上明知王某是在侵吞公共财产。
那么李某与王某应属共同犯罪。
也有人认为，李某虽为王某贪污提供了方便，但其本人并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不符合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绝大多数帮助贪污犯罪主犯完成犯罪行为者均未受到刑事追究。
笔者对此发表个人见解如下
确认帮助犯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可见，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但却在从犯的表述中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起次要作用的从犯，这种从犯通常是指直接参加实行犯罪，只是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
如案例中的业务员周某。
二是起辅助作用的，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的帮助犯。
所以对于贪污犯罪中的帮助犯要找《刑法》中对共同犯罪人的对应划分就是起辅助作用的从犯。
笔者认为本案中李某应属于这种情况。
贪污帮助犯构成要件
1贪污帮助犯构成的客观方面。
贪污帮助犯没有直接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贪
2
为。
3
本案中如果李某的行为与贪污犯的行为根本没有内在联系，那就不能认定为帮助行为。
2贪污帮助犯构成的主观方面。
对贪污帮助犯来说，其主观故意就是明知他人在实施贪占公共财物的行为，也明知自己是在帮助他人贪占公共财物，希望或放任自己的帮助行为为他人贪污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并希望或放任贪污实行行为造成一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
实践中，以间接故意为多。
2
果的认识是清楚的。
3
如本案中的李某没有将55万元差价款占为己有之目的，但有让王某占为己有之目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认识，许多司法实务工作者认为不应把使他人非法占有纳入非法占有之目的。
但在对待强奸帮助犯的认定上，却基本上没有分歧。
例如强奸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中，是以奸淫妇女为目的，即以强行与妇女发生
性交为目的。
但妇女构成强奸帮助犯时，
同理，贪污罪的帮助犯的主观目的也可以是帮助他人非法占有。
3贪污帮助犯构成的主体因素。
李某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贪污行为，构成帮助犯的主体要素已无疑问。
最后，笔者认为，以上对于贪污帮助犯的认识可及于业务侵占等贪占型犯罪。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刘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