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思考的：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欧，但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绝对是不落后的，因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出一下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是从历史的发展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一个回答。
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的科学技术繁荣的时期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
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都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中央集权不是很明显，学术活动相对自由，没有所谓的学术专制和学术霸权。
反之在相对文化比较专制和集权的朝代科学技术相对不是很繁荣。
鉴于此我从内应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李约瑟难题。
内因：一、中国封建朝代长期的文化、思想专制导致了思想文化的保守、缺乏创新。
这种情况在明清尤为显著，主要是在明清两个朝代儒家思想上升为政治，对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文化上的专制，儒家更多的时候关注的是人际关系，而且提倡中庸的思想，而明清时的儒家已不再是儒家最初时的那种思想，众多的士人为了功名将圣人之言绝对化、僵化，上升为宗教式的崇拜，而在儒家不占主导的时代，各种思想交相融合，也同时催生了科学技术，先秦和魏晋时期莫不如此，儒家思想向来重视德育，轻视技术，在后代儒家更是成为了儒教。
二、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农抑伤商的政策，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缺乏创新的欲望和动力，古代的中国发明也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很多的研究就是为了满足农耕生活的需要，反之欧洲众多科学技术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及看法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
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
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
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
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
关于李约瑟难题个人分析国贸1101 王炽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该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为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二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众所周知，这两个疑问也是一直以来各历史学家等共同探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发展的确经历了不少时期，但以近代的几个时期发展变化尤为重大。
以下是我对该难题的个人探究，若有片面请多指教。
以下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1.中国在公元前具备了较早且较为完善的教育体制。
从春秋末期开始，道家和儒家便开始发表了各自的学说，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人物，至今还受到全球人士的尊敬和追崇。
到了战国时期，历史上出现了墨家、法家等多个学术流派，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仅仅只有部分被统治者采纳，但这样的局势给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加之当时的秦朝全国统一，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秦朝采用了法家的建议，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使全国在货币、语言等多方面进行统一。
在千年后，立法在全球推广，可见其前瞻性和优越性。
而儒家虽然在秦朝遭受了焚书坑儒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当时董仲舒等人主导。
自此，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其丰匀文化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沿袭至今，博大精深。
而这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开始萌芽而已，而中国却提早了千年便开始成型，早已步入成熟的中年。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强有力的后盾。
2.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繁荣鼎盛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至唐太宗时期开始出现大繁荣的景象，到唐玄宗时期为最，史称“开元盛世”，文化和手工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发展至此也到达了鼎盛。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姓名：学号：专业：院系：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
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
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
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
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
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
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难题及看法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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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
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
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
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
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
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
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
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
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
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
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
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
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钱兆华在《科学·哲学·文化》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干质疑。
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和《被人误读的李约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澄清，并企图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李约瑟。
之后，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
此外，席泽宗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
桂质亮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一文;赵建军，周峰从《李约瑟问题的内涵与我们应有的理论视野》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应答的误区;董英哲、吴国源发表《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反思》等等。
二、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探究在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之后，以下就李约瑟的具体研究思路、前提假设及其方法分别进行剖析。
李约瑟本人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他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认为:“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百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1]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
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
[4]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
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
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
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
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
正如埃德兰·莫兰(Edgar Morin)所说:“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
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科学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另一方面，李约瑟又是反“科学中心主义”的。
他写作《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
而且他发现，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断定这种说法是西方的无知与傲慢的标记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它们将全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
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7]而这些发明最早都是由中国人作出的。
这样，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他就不经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同时代的和前辈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对中国存有的陈腐偏见，而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
(二)“罗列因素法”的使用李约瑟研究其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设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标志(如假说的数学表达，实验方法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其次是确定产生近代科学的必要前提，再次为分析(在社会、经济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构筑科学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关因素。
这些方法使李约瑟识别出一些消极阻碍因素，并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论断中国不存在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而西欧则显然存在)。
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造成了无休止地罗列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学革命何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的系统的理论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