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家庭冲突的双向模型:一个在中国双职工夫妇中的研究

合集下载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评述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评述

学界在对工作一家庭 冲突 的早期研究 中, 对工
作一家庭冲突的测量是单方 向的, 也就是说仅仅测
量工作对家庭的干涉这一个方面。随着研究 的逐渐 深入 , u k G t 等发现 ,etl18 ) e B u l 9 5 所说 的三种形式 e( 的 冲突都有两个 方 向 ,包 括工作 干涉家庭 ( r Wo k
摘要: 工作一家庭冲突 的双 向性理论 包括工作家庭) 中突( F 和 家庭 工作冲突( 1 两个层面。对 工作 家庭冲 突 wI) Fw)
( F 和 家庭 工作 冲突( 1 的前 因变量 、 wI) Fw) 后果变量 以及 组织家庭友好策略 、 个体 自我化 解策略、 家庭 和谐策略 三
个角度分析工作一家庭冲突的干预策略显示, 来应从性别差异、 未 成员成长 等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
图 1 基于角色关 系引发的工作一 家庭 冲突模型
资料 来源: 图参考文献目 本 。
了角色间冲突的模型( 如图 1阁 阐述了工作—家庭 ),
收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稿 日期 :02 0 — 6 2 1— 4 2
基 金项 目: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 目(0 7 17 ; 育部人 文社会科 学基金项 目(0 J 6 0 1 )安徽省 高校人 文社科 重点研 究 7 62 0 )教 1YA 307 ; 基地安徽 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招标项 目( 1s7 8d 2 1k 3 z) 0
统一答案 ,不同的学者持有不 同观点。如 :a n K h 等 (94 认为圆 工作一家庭 冲突是指工作和家庭两 16 ) , 个方面的不相容 , 从而给个体带来角色间转换的冲 突与压力 。R nhw 17 ) esa (9 6则主张, 工作一家庭冲突 是 工作和家庭 两个方面的压力相互影 响的结果口 ] 。 但是 , 学术界最普遍接受 的“ 工作一家庭冲突” 定义 是 Genas B uel18 )】 rehu 和 etl 9 5 【 ( 4 的观点 。他 们认 为 , “ 工作一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 它是指工作和 家庭 两个 方 面的 角色压 力 , 在某 种程 度上 的不协 调 , 这样 一种 角色 的参 与就 会 因另 一个 角色 的要求 变得

应用潜剖面分析探索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模式

应用潜剖面分析探索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模式

·心理卫生评估·应用潜剖面分析探索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模式曾练平 田丹丹 黄亚夫(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贵阳550001 通信作者:曾练平zenglianping@163 com)【摘 要】目的:探索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模式,分析不同类型双职工群体工作满意度、婚姻满意度的差异。

方法:选取237对双职工夫妻,使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FCS)、工作满意度量表(JSS)、婚姻满意度量表(MSS)进行调查,对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结果:存在丈夫较高-妻子较低工作侵扰家庭组(16 5%)、低工作侵扰家庭组(30 4%)、丈夫中等偏低-妻子中等偏高工作侵扰家庭组(26 6%)、高工作侵扰家庭组(26 6%)4个工作侵扰家庭潜在剖面;存在丈夫较低-妻子高家庭侵扰工作组(8 4%)、丈夫高-妻子较低家庭侵扰工作组(3 0%)、低家庭侵扰工作组(40 9%)、中等家庭侵扰工作组(32 1%)和高家庭侵扰工作组(15 6%)5个家庭侵扰工作潜在剖面。

低工作侵扰家庭组和丈夫较高-妻子较低组的JSS、MSS得分最高;低家庭侵扰工作组和丈夫高-妻子较低家庭侵扰工作组的JSS、MSS得分最高。

结论:双职工夫妻的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明显分类特征;不同的特征群体在工作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上有差异。

【关键词】 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 11,C91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21)006-0501-08 doi:10 3969/j issn 1000-6729 2021 06 011(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1,35(6):501-508 )Alatentprofileanalysisofworkfamilyconflictpatternsindual earnercouplesZENGLianping牞TIANDandan牞HUANGYafuSchoolofPsychology牞GuizhouNormalUniversity牞Guiyang550001牞ChinaCorrespondingauthor牶ZENGLianping牞zenglianping@163 com【Abstract】Objective牶Toexplorepatternsofworkfamilyconflictamongdual earnercouplesandcomparethedifferencesinjobsatisfactionandmaritalsatisfactionofdifferentworkfamilyconflictclass Methods牶Totally237coupleswererecruitedtocompletetheWorkFamilyConflictScale牗WFCS牘牞JobSatisfactionScale牗JSS牘andMa ritalSatisfactionScale牗MSS牘 Latentprofileanalysiswasusedtoanalyzecharacteristicsofdual earnercouples'workfamilyconflict Results牶Fourlatentclasseswereidentified牞namelymoderatelyhighhusbandandmoderatelylowwifeworkinterferingfamilygroup牗16 5%牘牞lowworkinterferingfamilygroup牗30 4%牘牞moderatelylowhusbandandmoderatelyhighwifeworkinterferingfamilygroup牗26 6%牘牞andhighworkinterferingfamilygroup牗26 6%牘 Fivelatentclasseswereidentified牞namelymoderatelylowhusbandandhighwife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牗8 4%牘牞highhusbandandmoderatelylowwife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牗3 0%牘牞lowfamilyinterfer ingworkgroup牗40 9%牘牞medium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牗32 1%牘牞andhigh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牗15 6%牘 Thelowworkinterferingfamilygroupandthemoderatelyhighhusbandandmoderatelylowwifegrouphadthehighestscoresofjobsatisfactionandmaritalsatisfaction Low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andhighhus band moderatelylowwifefamilyinterferingworkgrouphadthehighestscoresofjobsatisfactionandmaritalsatis105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1年 第35卷 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BSH062)faction Conclusion牶Distinctdifferencesarefoundbetweenlatentclasses Therearedifferencesinjobsatisfactionandmarriagesatisfactionamongdifferenttypeofgroups【Keywords】 dual earnercouples牷workfamilyconflict牷latentprofileanalysis牗ChinMentHealthJ牞2021牞35牗6牘牶501-508 牘 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和员工家庭成员结构变化,员工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日益增加。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研究意义初探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研究意义初探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研究意义初探摘要:建筑业人员的流动性极高,为了分析影响员工流动的主要因素。

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家庭双向性冲突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工作干涉家庭(WIF)和家庭干涉工作(FIW)两个层次。

并就家庭和工作的双向性冲突提出相关的影响因素,后续将根据公司实际发放问卷,分析其对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性的影响,从而提高员工满意度,减少员工离职,做好公司工会工作,保证公司运转。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问题也受到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然而现有的有关工作和家庭冲突关系的理论,多来自西方国家和美国,由于中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西方国家有关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成熟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

有研究发现我国员工也深刻地感受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方面冲突的压力,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员工工作满意度不高、生活满意度下降,缺失幸福感,离职和流动性普遍等问题。

所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员工的工作家庭双向性冲突问题是一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事情。

学界对工作和家庭冲突的研究,起源于对雇佣和家庭生活的研究,而有关雇佣和家庭两者相互影响的研究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工作和家庭关系的研究开始迅猛发展,研究的主题也变得相当广泛,国内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问题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

工作家庭双向性冲突(包括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比方说,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生活满意感、幸福感、工作承诺、工作绩效等。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然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员工的离职和流动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越来越不理想。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工作家庭冲突是指职业工作和个人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了许多人面临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和影响,并提出一些平衡对策,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工作和家庭。

一、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1. 工作压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作压力不断增加成为了许多人面临的问题。

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到家庭生活。

加班过多导致无法按时回家吃晚饭或陪伴家人,使得工作和家庭产生冲突。

2. 家庭责任许多人在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家庭责任,比如照顾年幼的孩子、照顾年迈的父母等。

这些家庭责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工作之间产生了冲突。

3. 个人情绪工作中的不顺心、挫折或是与同事之间的矛盾可能会使个人的情绪受到影响,而回到家中又需要展现愉快的一面。

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生活,使得工作和家庭之间产生冲突。

1. 健康问题长期的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个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长期的工作压力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无法顾及家庭责任也会使得家庭关系变得紧张。

2. 工作绩效下降工作家庭冲突会影响到工作的绩效。

情绪问题、工作压力等会使得个人的工作效率下降,从而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和产出。

3. 家庭关系受损无法顾及家庭责任会使得家庭关系受到影响。

缺乏与家人的沟通和交流可能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疏远和不和睦。

1. 合理规划工作和家庭时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合理的时间规划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关键。

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工作计划,保证工作时间不会影响到家庭时间。

也要合理安排家庭时间,保证与家人的交流和活动。

2. 沟通交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及时的沟通交流是解决冲突的重要途径。

需要与家人进行沟通,告诉他们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时间安排,同时也要与同事进行良好的合作和沟通,避免工作中的矛盾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摘要】工作家庭冲突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家庭和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工作家庭冲突的定义、影响因素、表现形式和影响,提出了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策略和有效应对冲突的方法。

结合了工作家庭冲突的改善对策、工作家庭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工作家庭冲突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发展,为现代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平衡对策,研究,定义,影响因素,表现形式,影响,策略,方法,改善对策,重要性,未来研究方向。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在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是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加,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导致工作家庭冲突频发。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如何平衡好工作和家庭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工作家庭冲突会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绩效,甚至对家庭关系造成破裂。

研究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深入分析工作家庭冲突的定义、影响因素、表现形式以及影响,提出有效的平衡策略和应对方法,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解决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人们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家庭和谐。

1.2 研究目的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工作家庭冲突的现状和影响,找出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以及其表现形式,分析冲突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提出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策略和有效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

通过深入研究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旨在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

通过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探讨,也可以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促进学术界对此领域的深入探讨和发展。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希望能够为解决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启示,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社会工作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研究——以J县Z初中为例

社会工作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研究——以J县Z初中为例

摘要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和单位,养育子女是家庭实现教养功能的方式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日趋多样化和家庭教养理念的转变,双职工家庭教养模式显著增多。

双职工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问题是否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家庭,父母的双职工身份对亲子关系有何影响等问题,逐渐受到众多学者重视,同时也给专业社会工作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实践机会。

社会工作专业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与理论,注重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和助人服务过程的科学性。

作为专业性的社会支持力量,社会工作可以弥补当前双职工家庭助人系统的不足,缓解双职工家庭的亲子矛盾、增强亲子亲和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逐渐关注到双职工家庭群体的需求,并对此开展专业介入。

本文以J县当地一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Z学校部分双职工家庭提供亲子关系辅导服务为研究基础,以研究者参与服务过程的角度对专业社会工作在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中的介入现状进行观察,继而归纳介入过程出现的困境并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章,对社会工作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确定本研究的立足点。

同时对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以及社会工作介入进行概念界定,以社会支持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和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作为亲子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开展研究。

第二章,总结双职工家庭中亲子关系的问题,分析提供专业介入服务的必要性。

从政策支持、专业方法与当地的服务环境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的可行性。

第三章,以对双职工父母、双职工子女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资料为基础,结合自身实际参与的经验,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双职工家长微课堂、亲子关系平行小组、双职工子女学习辅导服务等方面描述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的现状。

第四章,分析社会工作在介入双职工家庭亲子关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由于专业价值观念与本土文化存在冲突之处,因而难以落地生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不足导致服务提供与双职工家庭的亲子关系需求错位;专业服务目标设定的片面性造成介入过程呈现临时性和碎片化;受社会性别对男女角色期待差异的影响,父亲角色参与缺失降低专业服务成效。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女性在职场中的不断增多,工作家庭冲突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中发现的时间、精力、人际关系和心理压力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对个体和家庭都有不良影响,如导致身体疾病、心理健康问题和家庭关系的紧张等。

因此,个体需要采取一些平衡对策来避免或减轻工作家庭冲突。

首先,个体应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

他们需要合理地规划时间,设定明确的工作和家庭目标,从而达到更好的时间管理,优化时间利用。

此外,个体需要时刻警惕工作不要占据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家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和工作同等对待。

其次,个体应该寻找支持帮助。

个体可以和家人沟通,获得理解和支持,也可以依靠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分担工作和家庭方面的压力。

此外,企业也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些协助和支持,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家庭照顾假等。

最后,个体应该保持积极心态。

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时,个体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不要过分担心或沮丧。

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压力和问题。

此外,个体应该学会舒缓压力的方法,如听音乐、运动、冥想等,以保持心理健康。

总之,工作家庭平衡对策应该从时间管理、支持帮助和心态调整等方面入手。

遵循这些对策不仅可以减轻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还能提高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新视角:溢出—交叉传递模型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新视角:溢出—交叉传递模型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新视角:溢出—交叉传递模型作者:金云余巧玲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年第27期摘要本文介绍了工作—家庭冲突中的新进展,溢出—交叉传递模型。

该模型整合了溢出效应和交叉传递效应的相关研究,认为工作压力会导致个体产生工作—家庭冲突,而工作—家庭冲突会使配偶面临高的家庭要求,最终损害配偶的幸福感。

最后对该模型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溢出效应交叉传递效应溢出—交叉传递模型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0 引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工作—家庭冲突成为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

前人研究证实,个体的工作紧张对家庭的影响存在两种途径:溢出效应和交叉传递效应。

工作—家庭冲突的溢出效应是指个体将工作领域中体验到的压力或紧张感带入到另一个领域中。

90年代开始,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的压力对配偶的影响,即交叉传递效应。

也就是说溢出效应是发生在个体内,而交叉传递效应则发生在个体间。

近年来,这两种研究开始出现整合的趋势,即Bakker and Demerouti (2012)提出的溢出—交叉传递模型。

近年来,国内关于个体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溢出效应,但较少关注交叉传递效应,也较少有研究将两者进行整合。

本文对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的理论假设和相关研究进行介绍,以期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1工作—家庭冲突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指个体在一个领域体建立的情感、态度、技能和行为带进家庭领域,反之亦然。

这种溢出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相对而言,大多数研究者更为关注消极的溢出。

许多研究都证实,高工作要求、较差的人际关系、角色冲突等因素都会造成个体的身心紧张(如情绪耗竭、工作满意度下降等)。

这些身心反应不仅表露在工作行为中,还会延续到个体在家庭中的行为表现。

相似地,家庭中的体验也会溢出到工作领域中,影响工作情绪和工作积极性。

2工作—家庭冲突的交叉传递效应交叉传递是指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个体的工作压力或心理紧张对另一个人产生了相似的影响。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A Dyadic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A Study of Dual-Earner Couples in ChinaMan Yee Ho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Xuefei ChenChinese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Fanny M.Cheung and Huimin Liu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Everett L.Worthington,Jr.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This study adopted a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personal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antecedents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in China.Married couples (N ϭ306)from 2major cities in China (Shanghai and Jinan)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measuring a 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trait (i.e.,family orientation),perceived family and work support,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enhance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y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mily-to-work enhancement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mily-to-work conflict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Perceived work suppor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mily-to-work enhancement for wives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to-family conflict for husbands.Similarities in family orientation between partne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dividual’s family-to-work enhancement.This study also illustrated the crossover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between dual-earner couples by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The pattern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varied by gender.Husbands’family orienta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to-family enhancement experienced by wives,and husbands’perceived work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to-family enhancement experienced by wives.Wives’perceived work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to-work conflict experienced by husbands.Keywords:work–family enhancement,work–family conflict,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dual-earner couplesThe potential impact of work on employees’personal lives is far reaching,affecting not only the employees but othe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Edwards &Rothbard,2000).However,work–family research has been overly individual-focused.Existing research has generally lost sight of the fact that individuals do not live in a social vacuum:They affect and are affected by coworkers and family members.Moreover,most studies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have relied on single-source,self-report data,and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crossover effects in dual-earner cou-ples.The number of dual-earner families has increased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producing th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ndividuals meet their work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how each member of the “dual-earner”dyad affects and is affected by his/her part-ner’s work and family experiences.Evidence suggests,for exam-ple,that depressive symptoms “cross over”from one working family member to another (Hammer,Cullen,Neal,Sinclair,&Shafiro,2005).Furthermore,most work–family research has taken place in count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individualistic end of the “individualistic–collectivistic”continuum (Hofstede,2001).There is evidence that individuals and coupl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experience work and family differently (F.M.Cheung &Halpern,2010;Spector et al.,2004;Yang,Chen,Choi,&Zou,2000).For instance,family-to-work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ing 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but was negatively related in Singapore (representing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Galovan et al.,2010).Consequently,the overarching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dentify important correlates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k–family spillover and crossover on a dyadic level (with couple data)in a collectivistic (i.e.,Chinese)context.Work and family are intertwined domains of human life.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harmony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lives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being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ndividuals,families,organizations,and society as a whole.In vari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about 50%to 75%of women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paid employ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Halpern &Cheung,2008).As a result,the number of dual-earner couples in China is growing rapidly.Research has showedMan Yee Ho,Department of Psychology,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Xuefei Chen,Department of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anny M.Cheung and Huimin Liu,Department of Psychology,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Everett L.Worthington,Jr.,Depart-ment of Psychology,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artic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Man Yee Ho,Department of Psychology,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atin,N.T.,Hong Kong.E-mail:myho@.hk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13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Vol.18,No.1,53–631076-8998/13/$12.00DOI:10.1037/a003088553T h i s d o c u m e n t i s c o p y r i g h t e d b y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r o n e o f i t s a l l i e d p u b l i s h e r s .T h i s a r t i c l e i s i n t e n d e d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e r s o n a l u s e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u s e r a n d i s n o t t o b e d i s s e m i n a t e d b r o a d l y .that a high proportion of dual-earner couples,particularly those with children,have serious difficulty in combining their work and family obligations (Geurts &Demerouti,2004).Thus,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correlat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k–family interface may shed light on personal as well as management issues,and help decision makers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mitigate stress and stimulate growth,performance,and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ees.Theoretical BackgroundWork–Family InterfaceConflict and enhancement are two competing perspective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s of combining multiple roles in work–family research.The conflict perspective posits that individ-uals have a fixed amount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ources (Edwards &Rothbard,2000),and juggling multiple roles will inevitably exhaust the total resources and lead to overall poor functioning (Zedeck &Mosier,1990).In contrast,the en-hancement perspective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have an expandable,not fixed,amount of resources (Hobfoll,1989),and involvement in multiple roles provides a number of positive gains that may out-weigh the costs (Marks,1977;Sieber,1974).Integrating both perspectives,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comprises two compo-nents: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family enhancement .Work–family conflict is defined as “a form of interrole conflict in which role pressures from the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are mutually incompatible in some respect.That is,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family)role is made more difficult by virtu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family (work)role”(Greenhaus &Beutell,1985,p.77).Work–family conflict is conceptualized as a bidirectional construct in which work interferes with family (work-to-family conflict)or family interferes with work (family-to-work conflict).The list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n relation to work–family conflict is increasing.These consequences may vary from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o attitudes toward the job or to behavior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Grant-Vallone &Donaldson,2001;Jansen,Kant,Kristensen,&Nijhuis,2003).A growing number of researchers are calling for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lives (Barnett &Hyde,2001;Frone,2003;Greenhaus &Powell,2006;Parasura-man &Greenhaus,2002).Based on qualitative data from a finan-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van Steenbergen,Ellemers,and Mooi-jaart (2007)demonstrated that time devoted to one role can promote efficiency in managing the time schedule in another role.They also found that behaviors developed in one role can make it easier for individual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other role.Work–family enhancement has been proposed to study the posi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lives (e.g.,Edwards &Rothbard,2000).Work–family enhancement is frequently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positive work–family spillover,work–family facilitation,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Work–family enhance-ment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two dimensions:work-to-family enhancement and family-to-work enhancement.The experience of enhancement can produce a number of beneficial outcomes for employees as well as organizations.McNall,Nicklin,and Masuda (2010)conducted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enhancement.The results showedthat both dimensions of work–family enhancement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job satisfaction,family satisfaction,and affective com-mitment,as well as indicator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A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The large and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has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nevertheless,several gaps remain in the literature.One of the common criticisms of previous research is that work–family research has overemphasized individual-level analyses.Work–family research has been dominated by a spill-over model,which assumes a intraperson connection between what occurs in the individual’s work and family lives.Emotions,atti-tudes,and behaviors would carry over from one domain to another for an individual (Staines,1980).Drawing 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Bolger,DeLongis,Kessler,and Wethington (1989)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conditions in which stress is contagious.In spillover,stress generated from one domain (e.g.,work)results in stress experienced in another domain (e.g.,family)for the same individual.A crossover model extends this thinking by arguing that stress experienced by an individual (in the work-place)leads to stress experienced by the individual’s spouse (at home).In other words,spillover represents an intraindividual and interdomain transmission of stress,whereas crossover is interindi-vidual and intradomain in nature.By acknowledging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close dyads,such as married couples,the crossover model adds another level of analysis to the traditional spillover model.Hammer,Allen,and Grigsby (1997)examined both spillover (within-individual)and crossover (between-individuals)effects of work and family variables on work–family conflict in a sample of 399dual-earner couples.They found that women’s work–family conflict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ir male partners’work–family conflict.They also found that crossover effect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variance explained in work–family conflict over and above the spillover effects (i.e.,5%and 4%additional variances in men’s and women’s work–family conflict,respec-tively).Thus,it is important to incorporate both the spillover and crossover effects in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when examining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mong married couples.The Present Study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an integrative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mong Chinese dual-earner couples.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hreefold.First,we investigated spillover processes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Spe-cifically,an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trait (i.e.,family orientation)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ere in-cluded as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individuals’experienc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family enhancement,family ori-entation,and perceived family and work support because they are strong correlates of well-being and coping.Moreover,they possi-bly play prominent roles i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in collec-tivistic societies.Family orientation is an indigenously derived personality construct that has been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life satisfaction,social beliefs,and leadership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M.C.Cheung,Zhang,&Cheung,2010).Social54HO,CHEN,CHEUNG,LIU,AND WORTHINGTONT h i s d o c u m e n t i s c o p y r i g h t e d b y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r o n e o f i t s a l l i e d p u b l i s h e r s .T h i s a r t i c l e i s i n t e n d e d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e r s o n a l u s e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u s e r a n d i s n o t t o b e d i s s e m i n a t e d b r o a d l y .suppor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which can produce effective coping in the event of work and family conflict (Rashid,Nordin,Omar,&Ismail,2011).Second,we examined crossover effects i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Spe-cifically,we sought to understand how family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ffect the transmiss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family enhancement from one partner to an-other.Third,we explored gender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the spillover and crossover processes.Spillover Effects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trait.Prior studies have examine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relation to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such as life role values,attachment style,negative af-fectivity,and personality (e.g.,Eby,Casper,Lockwood,Bordeaux,&Brinley,2005).For example,Michel and Clark (2009)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negative affect,defined as a general tendency to be anxious,afraid,and angry,also displayed higher level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lower levels of work and family satisfaction.Researchers have called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other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Byron,2005;Eby et al.,2005;Parasuraman &Greenhaus,2002).In studies of personality in a non-Western context,F.M.Cheung,van de Vijver,and Leong (2011)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culturally sensitive measures that included culture-specific aspects of personality.In the present study,we investigated an indigenous personality trait,family orientation,in relation to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family enhancement.In Chinese societies,family cohesiveness is highly prized,and this behavioral orientation is a salient feature of personal identity.Solid family ties provide emo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ordinary Chinese people,and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is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healthy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 (F.M.Cheung,Cheung,&Leung,2008;Widiger,2003).Family orientation is a 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trait that usually is not included in Western personality measures.It capt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individual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family solidarity and maintain a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Thus,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traits,such as family orientation,may play a stress-buffering role for individuals managing multiple role obligations.Individuals who exhibit a strong sense of family orientation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within the family and of showing respect,understanding,and trust toward family members.Such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build a strong and healthy family.Strong and healthy families have lower levels of conflict,display more caring and nurturing behaviors,have higher levels of quality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and maintain stronger social networks in their neighbor-hood and workplaces (Anyabwile,2004).Individuals high in fam-ily orientation tend to create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work and family lives and would generally not allow their workload to encroach on their family time.However,when work extended hours are required,they often receiv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Based on Lau’s (1982)concept of “utilitarian familism”in Chinese culture,spending more time on paid work would be considered a benefit to one’s family in the long run.According to this family-based work ethic,extra workafter official hours is taken as a form of self-sacrifice for the sake of family welfare rather than a sacrifice of the family to benefit one’s own career (Yang et al.,2000).Hence,in Chinese society,individuals high in family orientation are expected to show better adjustment because they perceive consistent values across work and family domains.Accordingly,we hypothesized that individu-als who score higher in family orientation would also report more work–family enhancement (Hypothesis 1a)and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Hypothesis 1b)than would those lower in family orien-tation.Previous research has been interested in investigating whether similarities between spouses would predict better relationship out-comes.Gaunt (2006)found that similarity in personality between spouse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However,other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pousal similarity in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predicts more negative marital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in long-term marriages (Shiota &Levenson,2007).In this present study,we explored whether spouses having similar personality traits in relation to their family orientation are more successful in managing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Couples with similar family orientation may coordinate to create a warm and harmonious family atmosphere,which in turn may influence indi-vidual work–family experiences.Therefore,we expected that sim-ilarity in family orientation would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family enhancement (Hypothesis 2a)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work–family conflict (Hypothesis 2b).Perceived social support.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experiences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Two major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are 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emotional support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refers to providing affective understand-ing to the individuals;instrumental support refers to providing practical help that the individuals need (Adams,King,&King,1996;Shaffer &Joplin,2005).In the workplace,emotional sup-port mainly comes from supervisors and colleagues,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may derive from the company’s family-friendly polices such as onsite childcare or flexible work time (Shaffer &Joplin,2005).At home,individuals may receive 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from their spouse and parents.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social support in the work-place or family helps individuals release strain,and contributes to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greater work–family enhancement (Adams et al.,1996;Barnett &Rivers,1996;Grzywacz &Marks,2000).A supportive work environment has been related to more time spent on home activities and with children,quality of inter-action with family members,and family satisfaction (Frone,Yard-ley,&Markel,1997;Voydanoff,2001).Conversely,family sup-por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Carlson &Perrewé,1999).For example,a study of 111men and women entrepreneurs reported that they benefited from spousal support (Parasuraman,Purohit,Godshalk,&Beutell,1996).Lapierre and Allen (2006)also postulated that support from one’s family seems promising in terms of avoiding work–family conflict.We expected that both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and coworkers would help individuals buffer against the negative interplay between work and family,as well as promote enriching work–family experiences.Thus,we hypothesized that individuals who perceive higher levels of family support and work55WORK–FAMILY INTERFACET h i s d o c u m e n t i s c o p y r i g h t e d b y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r o n e o f i t s a l l i e d p u b l i s h e r s .T h i s a r t i c l e i s i n t e n d e d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e r s o n a l u s e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u s e r a n d i s n o t t o b e d i s s e m i n a t e d b r o a d l y .support would report more work–family enhancement (Hypothesis 3a)and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Hypothesis 3b).Crossover Effects Between Partners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f the crossover process among working couples.Nevertheless,evidence does show that various kinds of strain may transfer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such as physical health (Jones &Fletcher,1993;Westman,Keinan,Ro-ziner,&Benyamini,2008),depression (Westman &Vinokur,1998),burnout (Bakker &Schaufeli,2000;Westman &Etzion,1995),anxiety (Westman,Etzion,&Horovitz,2004),and marital dissatisfaction (Westman et al.,2004).Earlier crossover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contagion of stress or strain.To capture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how people manage work and family,it is importan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rossover to include not only the transmission of stress and strain,but also the trans-mission of positive work–family experiences.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we hypothesized that work–family enhancement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would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enhancement experienced by their spouses (Hypothesis 4a),and that work–family conflict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would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experienced by their spouses (Hypothesis 4b).We expected that,if an individual can benefit from having a strong sense of family orientation or possessing ample social support,his or her partner would also encounter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achieve higher subjective well-being,as intimate partner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family system.Therefore,we hypothesized that family orientation would be linked to more work–family enhancement (Hypothesis 5a)and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Hypothesis 5b)experienced by one’s spouse.Individuals’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ould linked to more work–family enhancement (Hypothesis 6a)and less work–family conflict (Hypothesis 6b)experienced by one’s spouse.Gende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rossover EffectsThere is a long and inconsistent pattern of gender effects in the work–family literature,including evidence that crossover effects diverge for women and men.For instance,men’s reported level of work–life conflict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3decades,whereas the level of conflict reported by women has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Galinsky,Aumann,&Bond,2009).Aumann,Ga-linsky,and Matos (2011)reported that a large body of findings in the field of emotional transmission studies showed that fathers’stress at the job seem to spillover and affect other family members,whereas mothers’negative emotions at work do not affect other family members.Crouter,Bumpus,Maguire,and McHale (1999)showed that fathers’work pressure predicted both parents’feelings of role overload,but mothers’work pressure predicted only their own overload,not their spous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there are more factors predic-tiv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men than among women (Galinsky et al.,2009).For example,researchers found that men experienced more conflict than women in terms of work interfer-ence with family (time,strain,behavior),and women experienced more conflict in only time-based 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Watai,Nishikido,&Murashima,2008).We thus hypothesized that the crossover effect from husbands’family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o wives’experiences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ould be stronger than wives’family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o husbands’experiences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Hypothesis 7).MethodParticipantsMarried couples (N ϭ380)in two major Chinese cities,Shang-hai and Jinan in Shandong Province,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306couples returned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42couples did not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32couples had missing data).The mean age of participants was 34.40years (SD ϭ4.18)for men and 32.07years (SD ϭ3.56)for women.All of the couples had at least one child.The mean age of children was 4.63years (SD ϭ1.84).Over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com-pleted college (60%of men,55%of women),and most partici-pants were middle-level managers or professionals (70%of men,65%of women).The average working time per week of partici-pants was 48.75hr (SD ϭ12.39)for men and 44.73hr (SD ϭ11.48)for women.The average housework time per week of participants was 10.85hr (SD ϭ8.11)for men and 19.33hr (SD ϭ10.95)for women.ProcedureWe selected three to four districts within each identified city with demographic heterogeneity.With the help of the local Bu-reaus of Education,we contacted one kindergarten in each district.Under the approval of those kindergartens,we distributed the questionnaires to the children’s parents.Th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y would be filling out questionnaires on work and family life rmed consent was collected from the participants.Those parents who agreed to participate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at home.Parents who returned the questionnaires to the kindergartens 1week later received a souvenir worth about RMB$10(equivalent to US$1.50).MeasuresWork–family enhancement and conflict.Work–family en-hancement and conflict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Work–Family Spillover scale developed by Grzywacz and Marks (2000),which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positive spillover from work to family,positive spillover from family to work,negative spillover from work to family,and negative spillover from family to work.Each subscale includes four items.Sample items from each subscale are “The things I do at work help me deal with personal and practical issues at home”(work-to-family enhancement);“Home life helps me relax and feel ready for the next day’s work”(family-to-work enhancement);“Job reduces the effort I can give to activities at home”(work-to-family conflict);and “Responsibilities at home reduce the effort I can devote to my job”(family-to-work conflict).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scale was deve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 by several researchers flu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As all the items we used in the analysis56HO,CHEN,CHEUNG,LIU,AND WORTHINGTONT h i s d o c u m e n t i s c o p y r i g h t e d b y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r o n e o f i t s a l l i e d p u b l i s h e r s .T h i s a r t i c l e i s i n t e n d e d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e r s o n a l u s e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u s e r a n d i s n o t t o b e d i s s e m i n a t e d b r o a d l y .loaded reasonably high in the corresponding four dimensions (average factor loading ϭ.70)in this study,these items seemed applicable to the Chinese context.Based on the pilot test,a 5-point response scale was modified to a 4-point one ranging from 1ϭnever to 4ϭall of the time to avoid ambiguous responses.A higher score indicates a higher level of work-to-family enhance-ment/conflict or family-to-work enhancement/conflict.Perceived social support.Perceived support was assessed using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developed by Caplan,Cobb,French,Harrison,and Pinneau (1980).The Supervisor and Col-leagues subscales were combined to assess work support.An example item is “I can depend on my supervisor or colleagu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at work.”The Spouse,Relatives,and Friends subscale was turned into a scale of “spouse or parents”to assess family support.An example item is “My family (spouse or parents)is willing to listen to my personal problems.”The respondents answered on a 4-point scale ranging from 1ϭnot at all to 4ϭalway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scale was deve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 by two bilingual researchers flu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Personality.Personali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Family Ori-entation subscale from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F.M.Cheung,Cheung,Zhang,et al.,2008),an indigenously derived personality measure that includes relationship-oriented personality dimensions not covered in West-ern personality tests.The Family Orientation subscale has 10items using descriptors for which participants provide a yes or no re-sponse.The yes answer is coded as 1,and the no answer is coded as 0.Sample items of the Family Orientation subscale include “I often celebrate special holidays with my family,”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do not feel easy about telling my family”(reverse coded).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The APIM is an analytic strategy that accommodates nonindependence in dyadic data and allows for the simultaneous estimation of both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Cook &Kenny,2005;Kashy &Kenny,1999).The two members of a married couple are not two inde-pendent individuals;rather,they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e.g.,common environments,common life events).Because the APIM measures interdependence with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t has been recommended for studies of families (Rayens &Svavardottir,2003)and close relationships (Campbell &Kashy,2002).The APIM assumes that the data have a pairwise structure (Kenny,Kashy,&Cook,2006)and is generally used to analyze dyadic data in which the members of a dyad occupy nondistinguishable roles.Whereas multiple features (e.g.,age,family responsibilities)dis-tinguish the role of “parent”from “child,”there are few ways of distinguishing roles in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such as a marriage.The actor effect estimates how much a person’s outcome is pre-dicted by his or her own attributes (e.g.,a husband’s personality trait predicts his work–family conflict).The partner effect esti-mates how much a person’s outcome is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partner’s attributes (e.g.,a husband’s personality trait predicts his wife’s work–family conflict;see Figure 1).The squares in Figure 1refer to observed variables,and the circles refer to unobserved variables.Straight single-headed ar-rows represent directional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variables,and curved bidirectional arrows depict non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ables.For each member of the dyad,two randomvariables are observed (i.e.,X and Y ),with X preceding Y.The variables X 1and Y 1refer to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dyad,and X 2and Y 2refer to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dyad.The effect of X i and Y i is denoted as the actor effect .The partner effect refers to the effect of X i on Y j ,in other words,the effect of one member’s independent variable on the other member’s dependent variable.Accordingly,the APIM assumes that an individual’s standing on a predictor variable affects his or her partner’s outcome,as well as his or her own outcome (Kenny et al.,2006).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rror terms represents the par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scores on Y 1and Y 2after controlling for X 1and X 2.In Table 1,we show an example of the dyad-level data arrange-ment for two members with scores on two variables:X and Y.The x ij stands for the score of member j belonging to i th dyad on variable X ,and y ij represents the score of member j belonging to dyad i on variable Y.For instance,y 21stands for the score of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second dyad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ResultsMeans,standard deviations,and alpha coefficients for the inter-personal personality scales,perceived support,and work–family interface variable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2.Independent t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all the variables.The t tes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work–family enhancement variables.Men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work-to-family conflict,t (304)ϭ 4.93,p ϭ.01,whereas women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family-to-work conflict,t (304)ϭ–4.76,p ϭ.01.Because all of our dyads were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s,we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dyads on the basis of gender.Gender was effect coded (ϩ1for husband,Ϫ1for wife).To mak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cept more direct,we centered all of the continuous predictor variables on the grand mean.Three types of predictor variables and four outcome variables (work-to-family enhancement,family-to-work enhancement,work-to-family con-flict,family-to-work conflict)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In the multilevel model,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ceivedsupportFigure 1.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for dyads.The squares refer to observed variables,and the circles refer to unobserved variables.The variables X 1and Y 1refer to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dyad,and X 2and Y 2refer to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dyad.The effect of X i and Y i is denoted as the actor effect .The partner effect refers to the effect of X i on Y j ,in other words,the effect of one member’s independent variable on the other member’s dependent variable.Straight single-headed arrows represent directional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variables,and curved bidirectional arrows depict non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ables.57WORK–FAMILY INTERFACET h i s d o c u m e n t i s c o p y r i g h t e d b y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r o n e o f i t s a l l i e d p u b l i s h e r s .T h i s a r t i c l e i s i n t e n d e d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e r s o n a l u s e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u s e r a n d i s n o t t o b e d i s s e m i n a t e d b r o a d l y .。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