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主题思想
论张爱玲小说《秧歌》的悲剧审美价值
论张爱玲小说《秧歌》的悲剧审美价值张爱玲小说《秧歌》是一部以女性命运为主题的悲剧小说。
小说以女主角文丽的婚姻经历为线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和苦难。
小说中所展现的悲剧情节，引出了人们对于道德、真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首先，小说对于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展示。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饱含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习俗和伦理道德。
通过生动的描写，让读者深刻地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弱势地位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弱势地位又导致了她们婚姻上的不平等和人生的悲剧。
这种探讨能够引导现代人重新审视传统的思考方式，反思这些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束缚与不公，这样的思考具有重大的审美价值。
其次，小说通过女主角文丽的人生经历，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弱点之处。
在小说中，男主人公李晓萍是一个具有野心与冷酷的人物，而女主角文丽却是一个善良而矛盾的人物。
这种对于角色性格的刻画，让读者深入地认识到人性的暴露和缺陷，引领他们对于人性的审美态度与认知深化。
最后，小说中所呈现的悲剧情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小说讲述的是一段充满悲剧的爱情史，情节饱含着死亡、背叛、悲伤和绝望，能够唤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这样的审美体验必将深深地影响着读者的心灵。
同时，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来突出悲剧效果，让情节更加动人，这样的视觉和感官上的体验是读者所向往和追求的。
总之，张爱玲小说《秧歌》所展现的悲剧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对于道德文化的反思和对于人性的呈现，也在于对作品情节的刻画和情感的投射。
这样的审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在文学艺术中获得安慰和启示。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主题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主题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主题张爱玲，本名张煐，她的父亲张志沂为清朝末年著名大臣张佩纶的儿子，母亲黄逸梵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之女，继母孙用蕃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长女。
上海沦陷时期，陆续发表《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
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
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
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
《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
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
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她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
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可是一段时间后，胡兰成背叛了她。
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
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目前研究界对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局限于对张爱玲小说创作历程的单阶段，或几个阶段进行归纳，而缺乏对张爱玲小说创作历程的整体研究。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可以发现有几个主题始终持续于她的整个创作。
本论文按照张爱玲小说主题的分为三大类型，选取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依次进行分析。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主题涵盖了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创作，但并非全部，之所以划分为此三类，是因为它们在张爱玲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重要的位置，共同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要资源。
一、对婚姻悲剧的形象描述（一）金钱至上型张爱玲小说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欲望，对金钱的渴望。
张爱玲小说赏析
摘要：张爱玲小说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女人角度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社会、认识男人、认识女人的新天地。
本文将从人性弱点、女性视角、悲凉的语言等主要三个方面来对其小说进行解读。
关键字：张爱玲、人性弱点、女性视角从心里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孩童时期的经历会对其以后成长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而张爱玲显然也不能脱其窠臼。
“本名张煐。
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
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
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A）。
童年时的生活经历，对其作品的风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下面我就从人性弱点、女性视角、悲凉的语言这三方面来解构张爱玲的小说。
一、人性的弱点。
坦白的讲，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多给人以暗淡的颜色，几乎在里面看不到主流世界所赞扬的积极与进取的人数态度。
主人公的身上，或者说是作者张爱玲本身就想给我们展现的是人性中那些丑陋与不堪，把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简单地总结一下，她的笔下主要有这三种人。
（1）由性压抑而变态的人海蒂性学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论述“最令人愤怒之处，便是让每个原本性欲正常的女人，反而觉得自己不正常。
女人除了正常的性欲遭到剥夺之外，还被教育成要深自内疚，其实她们根本就无须自责。
驱使她们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病症去寻找万灵丹，只会将她们推向永无止境的自疚与不安中”。
（B）海蒂明显是收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
巧的是张爱玲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她从性压抑这个点出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由于压抑而变态的人物。
在《金锁记》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人，她为了金钱嫁给了一个患有痨病的性无能者，却又因为情欲不能得到满足，转而去破坏儿子的幸福婚姻。
这个人叫做曹七巧。
对于曹七巧这个人物，有很多人进行分析解读，其中关于性压抑不被满足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2）自私的人不难看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人，都给人一种典型小女人的形象。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和社会角色为主题。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被塑造得极为丰满和复杂，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往往是以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形象出现。
她们有着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不愿受制于传统的束缚。
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拒绝了传统的婚姻安排，坚持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她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动的配角，而是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张爱玲通过这样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不要被社会的期望束缚住。
然而，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被动角色。
她的女性形象常常处于家庭和婚姻的困境中。
她们要面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压力，同时也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例如，在《金锁记》中，女主角珍妮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选择，她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
这个形象展示了张爱玲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除了家庭和婚姻问题，张爱玲的作品还反映了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中的困境。
她的女性形象往往要面对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和社会规范。
她们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时也要面对性别歧视和职场压力。
例如，在《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为了获取情报而被迫接近男主角梁思成，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还要忍受男性的控制和压迫。
这个形象揭示了女性在职场中的边缘化和被动地位，同时也呼吁女性要为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而奋斗。
总的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她通过描绘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同时，她也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婚姻和职场中的困境和被动地位。
她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对女性地位和社会习俗的思考，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金锁记》全书解读
《金锁记》全书解读《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中。
该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以及她对家人、儿女的情感纠葛和深刻影响。
以下是对《金锁记》全书的解读：1.人物塑造：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曹七巧这个形象。
她原本是一个活泼、直率的少女，然而在不幸的婚姻和家庭环境中，她的性格逐渐被扭曲，变得乖戾、狠毒。
她不仅对自己的子女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也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抗。
2.情感描写：小说中的人物情感十分复杂。
曹七巧与姜家三爷的婚姻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她对姜家二爷的暗恋和追求却成为她心灵深处的痛。
这种情感纠葛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
3.叙事风格：张爱玲以她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语言艺术，将小说中的人物情感和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和对环境氛围的生动刻画，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人物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变迁。
4.社会背景：小说通过主人公曹七巧的命运变迁，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命运往往受到限制和束缚，这种束缚不仅来自外部环境，更来自女性自身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5.主题思想：小说深刻地探讨了人性中的善恶、情感与理智、道德与利益等主题。
通过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灵变迁的描写，张爱玲展现了人性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金锁记》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小说。
通过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灵变迁的描写，张爱玲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性。
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和人性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引言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其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女性的处境，刻画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本文将就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展开探讨。
女性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既有清纯可爱的女孩儿，也有沉醉于荒淫生活的女人；既有受尽折磨却坚强自立的女性，也有被爱情瑟缩的女子。
女性形象鲜明生动，风格独特，表现出了张爱玲作为一位女作家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力。
女性处于社会角色的矛盾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处境经常是比较不利的。
与传统观念相比，现代社会更加重视女性的自主和地位，但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却常常强调女性处于社会角色的矛盾，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影响，又受到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反传统影响。
她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不断地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经常是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之一。
她们在爱情中得到了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彰显，罔顾一切地追求爱情。
但是，爱情也常常成为了女性的枷锁，使她们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被爱情所束缚，也因此承受着爱情所带来的种种痛苦。
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表现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她们希望摆脱传统社会中缺乏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模式，表达出一种破除束缚的冲动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通途。
因此，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女性经常具有一种表现出女性个性和独立性的倾向。
结语张爱玲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处境和矛盾。
女性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引起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
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女性意识在张爱玲小说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探讨现代女性自我实现和价值的探索。
张爱玲作品特点
张爱玲作品特点张爱玲（1920-1995），华语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擅长写作小说、散文和剧本。
她的作品风格独特，笔触精细细腻，常常揭示人性的复杂和伤痛。
本文将介绍张爱玲作品的三个特点：情感细腻，婉约而优美，思想深邃。
一、情感细腻张爱玲的作品以对人情世故的敏锐触察和对情感的深刻表达而著称。
她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叙事手法，让读者深入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和纠结。
例如，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她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将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不仅刻画了人物的思想情感，还通过一些微小的细节展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使作品更具深度和感染力。
二、婉约而优美张爱玲的作品以婉约而优美的文风而闻名。
她的文字流畅而雅致，富有诗意。
她善于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意蕴，构建独特的意象与符号体系。
她的文字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和美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她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凄美的爱情，她的文字如丝一般柔软，温婉而又动人。
三、思想深邃张爱玲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往往与深刻的思考与哲学意蕴相结合。
她通过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探究人类存在的意义与局限。
她的作品常常提出对于自由、人性、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使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和思索。
例如，在《金锁记》中，她通过女主角的命运反思了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命运的束缚，提出了对于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呼吁。
她的作品中透露出的思考和触动，常常引发读者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与共鸣。
总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情感细腻、婉约而优美的文风与深邃的思想常常相结合。
她用她独特的文学语言，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伤痛，使读者感受到浓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她对于人情世故的敏感触察和对于文字的精细塑造，使她的作品仍然深受世人的喜爱，并且对于华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爱玲《封锁》相关资料综合
讨论张爱玲《封锁》一、小说主题：《封锁》是张爱玲著名的短篇小说。
作品以四十年代初的旧上海为背景，叙述了在非常时期因故被封锁了的电车车厢内，一群“软弱的凡人”的“通常的人生回声”。
他们在突然脱离了习惯的生活轨道后，一时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上演了一幅人生百态图。
其中有两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失为“好人”形象的男女，竟然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自然而然的爱情。
当封锁开放后，他们又都恢复了惯常的生活状态，乖乖地像乌壳虫似地躲回“巢里”去了。
1、张爱玲故意借在这种超现实的背景下人性本相的真实曝大，反映了人面对强大而没落的文化背景时对文化的抗争与屈从，展示了没落的社会文化中人生由外来苦难带来的内在悲剧。
小说是想在这肮脏的、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下展示人面对没落的社会文化时思想的脆弱、幻想的脆弱、情感的脆弱。
现实文化原本如此，而这个现实又是难以抗拒的，人只有节节败退，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结果使生活变得没有光亮、没有热情、没有希望。
而没落的社会文化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便构成了人性的一部分，造成了人性的懦弱、卑怯和可笑可怜，他们即使在特殊的环境中偶尔对.生命的真相有所了悟，也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点上，生活真相的可怕与恐怖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于是他们只好回到纷扰的现实中去，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之中。
吕宗祯不愿意进入理性，他没有了封锁的那种环境，就连情欲的一而也没有了。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人让真实的人性受环境屈抑着，不敢表现不愿表现，然而他们也不做极恶的坏事,他们软弱虚伪,心中却还是有着真实的挣扎,一且给予他们一个“封锁”的良好大环境,他们仍然能够在外界的冲击下回复到人性的纯真。
封锁限制了人的行动自由，行动停滞了，闪躲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恰好借机挣脱束缚，晃了出来，虚伪与真实仅一条虚线之隔。
2、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封锁》的潜主题。
在张爱玲看来，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周围环境的主人，人都是现实文化的牺牲品，他们无法挣脱时代的梦魔，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丰满的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他们只知道自己活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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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的主题思想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
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1]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
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
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
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
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剖析：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
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
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
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
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
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2]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
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
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
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
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
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
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
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
[3]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
”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
”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
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
”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
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
[4]《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
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
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
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
[5]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
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
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
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
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
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8]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
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
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
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
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
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
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
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
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
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
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
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
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
"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
[9]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
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
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动乱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
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