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对皇权的制约因素

[中国古代对皇权的制约因素]资料搜集：刘海锦张馨予白雪纯高雯资料整理：钱一如指导教师：周军2013年6月16日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的说法缺乏辩证分析。

皇权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而至高无上并非无条件地超越一切，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

以下是对部分朝代制约皇权因素的分析：一、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创建时期，为了完善和巩固统治，最高统治者创立了较系统的官僚体系，宰相制度也应运而生。

秦汉宰相制度在皇权的制约下，特点鲜明。

1.秦汉时期宰相出身复杂，人数有变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国家组织初步定型时期，自夏至战国两千年的发展，国家组织达到了初步成熟，古代官吏的选任制度也初步定型，这一时期官吏的选任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荫任制、征召辟除制、察举制，此外，尚有军功、纳赀等途径。

选管制度的不同，使宰相出身复杂。

荫任制度是先秦官制的遗留，秦朝时表现不明显，但一些职业性较强的官职较突出，如“史官”、“工官”、“乐官”等。

征召制是秦汉时期由皇帝直接下诏征求士人并辟任为官的制度，征召制的特征恰恰与荫任制相反是“德举”，是皇帝选拔人才的善举。

征召的对象，一般是“隐居之士”中的德高望重者察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上述两种制度的某些内容，荫任制度、征召制度也不乏有才能者进入宰相系统，同时这种制度也包括了军功、推荐等方式登上宰相之位的。

通过这个时期的选官制度，我们可以得出宰相出身差别非常大，是秦汉的第一个特点。

宰相人数也有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在皇帝之下设置一整套官僚系统，在中枢机构中主要官员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但实际上，自秦统一后，太尉一职并未任命任何人,只是虚设其位而已，而御史大夫的地位则低于丞相，这样并未形成“三公”制度。

虽在西汉初年，设有太尉一职，但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

仅丞相可称之为宰相，“三公”制度开始形成。

到汉武帝时为了加强皇权，其将宰相之职一分为三，分别设置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三者地位一样可称为宰相。

自秦到汉宰相系统内部的人员由开始的一个发展到汉朝末期的“三公”并立。

2.宰相的办事机构庞大。

职责权限大秦统一六国，对战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做了全面总结，废除了各国复杂官僚系统，建立了权力集中、规范统一的国家组织模式。

“汉承秦制”，宰相的人数也不过为三，很难应付统一国家的众多事务。

因此，办事机构产生了，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三公并列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

在秦朝时候宰相可单称为丞相，那么这时候，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那么丞相就在很多方面干涉皇帝的决策。

例如秦朝丞相李斯曾建议皇帝实行郡县制，焚书坑儒等，到后来甚至协同赵高授改诏书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等。

这表明在秦朝时丞相有着相当大的权力。

西汉时期三公并立，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了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详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

西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

东汉末年一代枭雄曹操担任丞相一职，权力于皇权之上是前无古人的。

相权过于强大，必须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在汉朝后期，作为最高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皇权。

3.汉武帝以后相权开始被皇权削弱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全面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皇帝拥有国家一切最高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这是秦代开创的皇帝制度的根本特点，然而在这种制度下也存在着一个宰相集团，由于制度的弊端，这种矛盾自始至终存在。

西汉初年，丞相多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大臣出任，地位非常显赫，在这种政体下，皇帝通过丞相治理国家，丞相既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又是百官之长，万众翘楚，在一定意义上相权制约着君主的权利，特别是在汉初，丞相的权力都相当大汉武帝时期，削弱宰相集团权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他一反汉初用诸侯、功臣为相的惯例，提拔平民出身的儒生进入宰相集团，同时也吸纳一批有才华的文人学士为侍中，加强自己的谋议群体，提高决策能力，这样一来，削弱了宰相的地位，使君主专权的程度大为提高，同时也对宰相集团内部的三公制度进行改革。

丞相、御史大夫被废除，改置司徒、司马、司空，然而这一改革并不是名称上的改变，实质上是在酝酿一次结构的改变，在新的三公排位中，司徒排位于司马之下，并不拥有丞相的职责与行使丞相职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不复存在。

这样，在朝官中有了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内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三公宰相则是外朝，逐渐成为执行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汉末丞相虽不复存在，但是废除丞相职能的社会条件与制度准备却显不足，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使相权的永尚书事制度。

东汉时期，尚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文属少府，称尚书台，”但事实上是国家的政务中枢，东汉时人认为“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

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自西汉末开始，录尚书事即在国家组织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丞相撤销之后，尚书实际上成了没有丞相之名的丞相，宰相系统进一步分化，皇权更加集中。

二、唐朝在唐代，皇权受到来自天人两个方面、四条途径的制约。

其一，君权神授说、天人感应说，致使皇权受到昊天上帝的监临，实际上是人们假手于天，限制皇权。

其二，中央机构中，中书省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把关，审查诏令，尚书省执行，贯彻诏令。

皇帝个人意志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不可能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

其三，史官记载皇帝的言行，皇帝不能过问，使得想要留下好名声的皇帝受到约束，刻意规范自己的言行。

其四，谏官和臣僚的谏诤职责，从方方面面批评皇帝，使皇帝的言行受到限制。

1.昊天上帝对皇帝的监临唐代依然奉行君权神授说和天人感应说，对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备周密的礼仪，并把各种自然灾变理解为上天对皇帝的警戒和惩罚。

这样，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临世间的那种威严，而是降身份为臣，谦称御名，行跪拜礼。

这就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了"有上"，把虚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顶头上司的地位，对皇帝加以监临。

天神观念的根深蒂固，必然会在唐代形成一种管束限制皇权的力量，凭借自然灾害，一方面促使皇帝主动自律，一方面由人们对皇帝作被动他律。

这种天人感应说，从哲学角度着眼，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从政治角度着眼，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代社会假手于"天谴"，逼迫皇帝检讨错误，克己尽职，臣僚背靠老天爷这个后盾，也才能壮着胆子针砭时弊，限制皇帝荒怠政事和作威作福，便构成对皇权制约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总还是有益的现象。

2.中央机构职能对皇权的制约中央机构的职责在于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但不同个体的并存必然导致矛盾。

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为中央机构的主干。

唐朝建立伊始，三省虽有一定的分工，但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以及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偕同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头衔的其他宰相一起，参与最高决策活动。

宰相们平章军国大事的办公处所称为政事堂，起初承北朝重门下官的旧制，设在门下省，后来重心转移，改在中书省。

这样，三省的分工便明明白白地确定下来，即中书省出令，为决策机构，门下省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执行，为行政机构。

关于三省的工作程序，朱熹具体介绍道："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

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

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经过集体审议成文的诏敕是否都是皇帝个人的主张？换言之，皇帝个人的主张是否全部贯彻，是否被修正、补充或驳回，皇权是否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是否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制度，并非按照经文纬武的标准来选拔一国之主，不免会有毫无治国能力的幼冲、昏庸、痴呆者尸其位。

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对纷乱如麻的国事了如指掌，件件都意匠经营，应付裕如。

这就需要在君主体制下尽可能地由臣僚陈述意见，集思广益，形成决议，然后以皇帝诏敕形式颁发。

中书省从皇帝那里取旨，由机要秘书中书舍人草拟初稿。

中书舍人们若意见不一，可各执一端，签名负责，称为"五花判事"。

然后由中书省审查修改，再由门下省把关驳正。

诏敕是否妥当，关系到政治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因而诏敕的出台绝不能草率，严肃的皇帝懂得这个利害关系。

3.修史制度对皇权的约束我国古代重视编修当代史，设置左史、右史负责记载当朝天子的行动和言论。

唐代设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和右史，要侍从皇帝，搜集情报，及时纪录。

这些资料再由修史官编纂为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以及国史。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古代皇权制约因素的讨论与研究。

通过不同形式、多方面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兴趣，相信本次研究性课题的成果会对我们日后的学习生活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