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
书法视域下的秦汉金文类型刍谈
852023/04 No.254一、秦汉金文的概念与范围金文因文字铸刻于青铜器物之上而得名，上古称青铜为金，故称之为金文。
以载体定名的文字类型除金文外，还有石刻文字、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陶文等。
从宏观角度上来看，金文应该是涵盖了所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其中也包括了玺印文字；从微观角度上来看，金文是指商周至秦汉时期以篆书（包含少量隶书）式样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金文是商代金文。
商周时期青铜制造业不断进步，青铜器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商周宗室记功礼乐器上的铭文之外，还有玺印、诏版、权量、兵器、符节、车马器、货币、镜、灯、炉、盥洗器、带钩等器物上的铭文，战国晚期青铜器逐渐呈现轻巧简素的特点。
秦统一以后，青铜器具主要以度量衡和印章居多，至汉代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趋稳定，铜器的制作在数量和种类上达到了十分可观的规模。
本文谈及的是秦汉时期的金文，其载体大致为礼乐器、兵器、度量衡器、车马器、玺印、杂器六类，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玺印文字风格多与两汉时期相近，故三国两晋南北朝玺印文字也列入本文探讨的范围。
王辉、陈昭容、王伟所著的《秦文字通论》中未将玺印文字收录其中，但是通过考察比对可以发现秦代玺印文字的风格与当时诏版文字相近，并且其亦是以铜器为载体，因此应该将秦代玺印文字归入秦代金文的范畴之中。
汉代铜器文字的载体相较于秦代更加宽泛，徐正考在《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汉代铜器的分类。
[1]本文从书法风格的角度出发，对秦汉金文的基本类型进行分类。
二、秦汉金文的风格特征秦汉金文作为书法创作的一种素材被运用，可以上追到清代晚期。
篆隶书创作的兴起可以说从明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到清代康乾年间受文字狱的影响，篆隶书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到晚清时期，又有一部分书法篆刻家从新出土的材料，如瓦当、镜铭等古器中汲取创作素材，化古为新，风格迭出。
从书法的角度上看，秦汉金文并未像秦汉碑刻文字那样整饬森严，有些刻画相对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秦汉金文在这一历史时间段中的风格特征：点画平直，间有曲笔，方圆兼备，字形大小长短各随体势，章法或整齐划一，或穿插错落，体现出与秦汉石刻迥然不同的风貌，受到众多书法篆刻家的关注。
金文的发展研究报告
金文的发展研究报告金文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指商代和西周时期所刻划的铭文和序文的书法体裁。
金文的发展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
本文将对金文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撰写一份700字的报告。
首先，金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的金文主要出现在牛骨和龟甲上。
商代金文以卜辞为主，具有明确的文书性质，主要用于卜筮和记录祭祀事务。
商代金文的特点是笔画粗犷、直线条简洁，刻画力度强，整体给人一种朴素厚重的感觉。
同时，商代金文的文字形态也已经逐渐具备了后来金文的基本特征，如尖峭的笔锋和方正的构图等。
随着西周的兴起，金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西周金文的出现标志着金文开始具备了宣扬政治意义和展示统治权威的功能。
在西周，金文主要刻在青铜器上，多用于记录祭祀、宣扬王室的威望，以及表达国家统一与安宁的意义。
西周金文的特点是笔画瘦长、纹饰繁复而富有变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质。
在金文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流派，如楚、秦、战国等。
每个流派都有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和特点，反映了当时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
其中，楚国金文以篆书为主，书写简洁工整，给人一种刚劲有力的感觉。
秦国金文则更加偏向于隶书，结构严谨而有力，体现了秦国强大的集权思想。
战国时期的金文则不拘一格，对于笔画形态和结构都有较大创新，展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复杂局势。
总的来说，金文的发展是受到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的。
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楚、秦、战国，金文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金文不仅是文字的书写形态，更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通过对金文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
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终归一秦。
两周之世究竟有多少古国，如今已无法确知，不少古国在传世文献中仅是一鳞半爪，相关记载更不乏龃龉之处。
随着两周金文材料的不断面世，一批文献失记的古国也随之“重见天日”，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传世文献中从未出现，仅通过金文资料为人所知的古国；二是在传世文献中以城邑名、郡县名等非国名形式出现，在金文中以国名形式出现的古国。
我们将上述文献失记的古国统称为“佚记古国”。
佚记古国的发现及相关研究，不仅具有“补史”作用，还可以通过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礼俗等，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国关系、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线索。
从目前来看，西周佚记古国的相关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识。
然而，由于在国名考释、史料解读、线索系联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对部分佚记古国的判定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的认识仍存有较多争议和误解，使佚记古国在“补史”方面的重要价值未能充分发挥，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理清。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西周金文资料，通过综合考虑人物称谓、铭文史实、墓葬信息等各项内容，鉴别典籍与金文国名用字间的通假、代称等现象，对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与辨析，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与深入讨论。
一、讨论相对充分的佚记古国通过对先行研究及相关史料的爬梳，有关鄳、緐、霸、、相、散、、的讨论相对较为充分，但因国名用字缺乏字义、字音上的线索，铭文内容的理解又往往因人而异，而不同史料中的古国信息又难以直接对应，因而学界在其国名释读、是否为古国、与文献国名对应关系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上仍有较多争议。
随着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日益增加以及古文字考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为解决这些佚记古国的史实分歧提供了契机。
（一）鄳鄳国之名见中觯（《铭图》10658）：“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王赐中马自侯。
”据“侯”之称，知为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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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也不可考。所出方鼎与 M28 曾侯的相同，从铭文可知也是 M28 曾侯所作。
M27 号墓的白生铜盉铭文“白（ 伯） 生作彝曾”，研究者或谓“伯生”即 M28 曾侯
的私名，可备一说。
因为寻找 M28 墓主，M28 和 M65 曾侯甗、侯盉的铭文曾引起我的注意。二
器的铭文分别为： “曾侯 彝”（ 图 4） ； “侯 彝”（ 图 5） 。整理者均释为“用”，于 图 4 叶家山 M28∶ 159
宽 5． 7—6 米、深 9． 2 米。规格超过曾侯谏墓 M65，在叶家山属于第二大墓。出土青铜器、原始青瓷、漆
木、玉石等器物 662 件。其中青铜礼器 27 件以及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铜钺。该墓出土铸有“曾侯谏”的
铜器比曾侯谏 M65 的多，出土曾侯谏为夫人媿氏所作之器比曾侯谏夫人 M2 的多，整理者说墓中所出没
因此此第二个形体也可释为“周”，也不能排除是人名的可能性。如有可能，则
M28 墓主人即为“曾侯周”； M65 侯盉铭中的“侯周”，当为“曾侯周”。M65 出现
M28 墓主人的器物，这是儿子的器物出现在父亲墓中的现象，也很正常。若如 图 5 叶家山 M65∶ 34
此，则 28 号墓主人名周，“伯生”当其为太子时的名号，伯为排行，其即以长子身 侯用彝盉鋬内铭文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程一凡【摘要】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期刊名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7)004【总页数】8页(P13-20)【关键词】周厉王;召伯虎(穆公);周召共和;中国税制史;宗法制度【作者】程一凡【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台湾桃园 3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24一绪言同铭琱生鍑一对（2006FWXJ1：7－8）① 另有一种显然源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豆形器”，学者如刘莉也称之为“铜鍑”，但形制、器谱与本文所论器差别较大。
本文之器多数学者称为“尊”，为何称“鍑”见本文第三节。
参考刘：《铜鍑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3期。
于2006年底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地下窖藏与多件青铜器同时发现、发掘。
［1－3］与琱生有关的名器传世已有五年召伯虎簋（有讹名之为五年琱生簋的，以下称甲器）与六年琱生簋（以下称丙器）二件，20世纪中晚期又著录了三起琱生器（琱生鬲、琱我父簋与盖）。
［4－6］扶风新出土的二器（以下通称乙器）铭自出土、公布以来各方解读成果不下二十余家［7－13］，惟所执不一，而推敲犹悭得当。
我们先把时间框架建立。
所幸三器铭皆著年月日：甲，五年正月；乙，五年九月；丙，六年四月，迹事本末前后联贯。
则该鍑之出现正可解仅有甲、丙二传世器时所未可解之疑迷。
惟三器的所谓五至六年属西周何王则为必需解决之问题。
好在多数学者已认之属厉王时期，持此意见有李学勤、朱凤翰［14］、早期林澐［15］、冯时等家。
综合各种因素、条件来看，这框架是正确的。
西周时期文字浅说
西周时期文字浅说西周时期主要文字资料是金文。
笔者通过梳理，将西周金文从概念、特点及记载的类别上加以说明，旨在强调和说明西周文字对汉字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标签：西周；金文；铭文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文字有甲骨文、金文、陶文等，主要以金文为主。
周初的甲骨文出土并不多见，比较集中的是1977年、1979年在陕西省岐山县、扶风县一带考古挖掘出土的周原遗址以及随后在河北、北京等地方考古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其中300多片有字。
这些甲骨文的内容丰富，对研究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一、金文概说金文，是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在先秦，“金”可以称铜，所以在青铜器的文字一般叫做金文。
因为礼器中鼎的数量是最多的，所以有人用鼎来作古代铜器的代表，上面的文字叫做钟鼎文，也称为铜器铭文，简称作金文。
二、金文特点由于金文是先用毛笔描写在模胎上，然后再刻字，最后铸在铜器上的，所以字体正规，字形整齐，笔划圆肥，故更具有象形的意味。
西周金文有以下主要几个特点：第一图形绘画的成分慢慢在减弱，笔画呈现线条，曲线呈现平直，文字便于书写；构字方式日趋统一，字形日益固定；语气词“呜呼”、“哀哉”之类也渐出现；不常出现新的象形字，而形声字却明显增加。
三、铭文的记载工具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
鼎（dǐng）古代烹煮用的器物，指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有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
西周以后，“礼崩乐坏”。
战国时青铜器重又回复为日用器具，长篇铭文已非常罕见。
四、铭文的记载各类事件1、有关于政治的利簋的铭文，32个字，这篇铭文写了甲子日周朝人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说的是在辛未这一天，武王在郑州，赏赐给官员了一部分铜，利就是用铜来制作成祭祀的宝器。
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周朝历史】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周朝历史】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灼然无疑的。
但是，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发现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
针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矛盾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撰《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旨在强调“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内自有称王之俗”[1]，但并未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
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遽然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2]。
他们的论断也就成为在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说法。
最近，王世民先生从金文材料出发，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一些记载，采取“既注意各该器物的年代和国别，又要把那些诸侯的生前与死后追称区别开来”的方法，重新研究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得出了与《公羊传》所载“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大体相同的结论[3]。
无疑，这就把周代五等爵制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当然首先要依据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往往零星不整，带有很大局限性。
所以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须把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与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考察。
鉴于王世民先生已将周代金文中的五等爵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证，所以本文拟对先秦两汉文献所载的周代诸侯五等爵进行一番探索。
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
一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
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1-7)
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1-7)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二、周中期金文周中期金文主要指周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金文。
这一时期的金文逐渐脱离了商代和周初的风貌，用笔上的肥美逐渐变为以线为主的中锋，象形和修饰意味也渐渐消失。
方圆笔兼用，字形渐方，端庄匀称，章法谨严，通篇美观。
至此，西周金文书法的风貌基本形成。
布局上出现有界格，但有收有放，不被界格所约束，生动大方，自然多变。
一" name=image_operate_17741317522390718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2"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2"> 【文物原属】西周时期盛食器【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简介】高22.9cm,宽32.8cm,重4.94kg。
簋圆形，敛口，鼓腹，有双耳，耳上端雕铸兽头，兽角呈螺旋状，圈足，圈足下为三兽形扁足。
有盖，盖上有圆形捉手。
盖顶与器腹饰瓦纹，盖沿、颈部和圈足上饰重环纹。
盖器同铭，10行97字：一" name=image_operate_8281317522400421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3" width=482 height=383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3">师酉簋shī yǒu guǐ一" name=image_operate_60811317522362312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4" width=690 height=396real_src="/DownloadImg/2012/11/1620/28272643_4">西周师酉簋铭文一"name=image_operate_99191317522362375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5" width=356 height=400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5">师酉簋铭文拓片译文：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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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以首阳斋藏器为中心的考察韩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两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称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很多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的内服王臣（或称“畿内封君”）与外服诸侯在称谓上存在差异。
内服王臣生前大多以“氏名+个人排行”为称（如井伯、荣伯、井叔、虢季等，氏名大多是源于封地），少数地位较高者可生称“公”（如益公、穆公、武公等），另有一些“公”属于死后的追称。
外服诸侯国的君主通常以“国号+侯”为称，诸侯国君称“公”的现象较少，而且大多属于死后追称和一般泛称1。
这一规律性认识目前已基本得到学界认同，而且也获得一些考古新发现的支持2。
然而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产生于80年代，在此后的20多年中，又有大量新的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涌现，其中一些与上述规律不尽相合；尤其是外服诸侯国君主的称谓，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时至今日，新材料的积累已使我们不能不对西周时期外服诸侯的称谓形式重做探讨。
本文希望以近年新出铜器铭文为切入点，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一、首阳斋藏器与滕国早期君主称谓首阳斋所藏觯、簋二器铭文，透露了有关西周早期滕国君主称谓的重要信息3。
觯：唯伯初命于宗周，史赐马二匹，用作父癸宝尊彝。
簋：唯九月，者（诸）子具服，公乃命在曰：凡朕臣兴畮。
敢对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
“”所作的铜器早在1989年山东省滕州市庄里西遗址一座西周残墓中就有出土，不过资料至今尚未正式公布。
据滕州市博物馆李鲁滕先生介绍，此墓出土圆鼎、尊、簋、觯各1件，卣、觚、爵各2件，其中7件有铭文；除一卣铭“亚对作父癸尊彝”，一爵铭“父癸”及鼎外，其余四器均铭“史作父癸宝尊彝”，推测墓主应即“史” 4。
其中铭文最长的鼎，共有5行36字，李鲁滕先生释文如下：*本文所用金文资料，若不加说明，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直接在器名后用括号标注《集成》器号。
另有部分新出铭文引自锺柏生等合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简称《新收》。
铭文采取宽式释文，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常见字直接写出通用字，不加括注。
1参看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参见《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116页；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参见氏著《考古文选》，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3-38页。
下文征引上述论著观点，不再另行出注。
2比如属于外服诸侯国的琉璃河燕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了带有“匽侯”、“晋侯”、“应侯”铭文的铜器。
3 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4、83页。
书中还收录觚一件，铭文曰：“作父癸尊彝。
”（72页）4 李鲁滕：《鼎及其相关问题》（下简称李文），收入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第111-119页。
按：此材料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冯峰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另外，李文对“”字的隶定与本文不同，其上部作“天”，其实隶定为“天”或“大”均可。
唯正月辰在壬申，公令（狩）□□，（获）珑豕。
公赏贝二朋。
公共觞（？），敢扬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
如李文所言，此铭是记述“公”在某地狩猎，因猎获“珑豕”而得到“公”的赏赐，故为“父癸”作器以纪念。
由李文介绍的鼎的形制、纹饰看来，其年代应与觯、簋相去不远。
庄里西残墓出土的鼎等器铭文与《首阳吉金》收录的觚、觯、簋铭文在人名、亲称、官职、年代各方面都完全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两批铜器都是同一人所作，甚至可以推定首阳斋所藏三器就是从庄里西残墓流出。
李文指出，庄里西遗址是西周早期至战国早中期滕国贵族的集中埋葬之地，曾出土多件滕国铜器，因此鼎铭文的“公”应是“滕公”。
其说甚是。
将三器铭文结合起来考虑，我觉得觯的“伯”和簋、鼎的“公”应是指同一人，即滕国的君主。
觯的“唯伯初命于宗周”，应是指新即位的滕君到宗周朝见周王，并接受周王的册命5；在受命之前，他只能按照个人排行称“伯”，等到正式册命之后才能改称“公”。
簋铭的“诸子具服”，应是指滕公受命返国以后，接受家族中诸兄弟子侄的朝见，并对他们命以职事6。
“公乃命在曰：凡朕臣兴畮”，“”应是地名，此句是说滕公在地对其臣下发布命令，“兴畮”二字之含义尚待探讨，或与农事有关。
显然在受命的“朕臣”之列。
簋铭文记事紧接觯之后，鼎又在簋之后。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庄里西遗址出土的西周滕器还有以下几件：1．吾鬲（《集成》565）：吾作滕公宝尊彝。
2．滕侯方鼎（《集成》2154）：滕侯作宝尊彝。
3．滕侯簋（《集成》3670）：滕侯作朕（滕）公宝尊彝。
吾鬲1978年出土于庄里西三号墓，同出者还有新（辛）姒簋两件7。
滕侯方鼎和滕侯簋1982年出于另一座西周残墓中8。
王恩田先生根据两墓铜器的形制特点，认为其年代约属昭王时期，或可早至康王9。
从器群的整体特征看来，其年代应略早于吾鬲、滕侯方鼎和滕侯簋，当在成康之世。
李文认为鼎铭文中的“公”就是滕侯簋铭文中“滕侯”之父“滕公”。
现在看来，簋的“公”和觯的“伯”，与这位“滕公”应该也是同一人。
按照王世民等先生的理解，吾鬲和滕侯簋的“滕公”都是后代对已故祖先的追尊之号，并不意味着他生前可以称“公”。
但簋、鼎铭文显示，在“滕公”生前，其臣下就已经称他为“公”；如果将这里的“公”理解为臣下对君主的一般敬称，就无法解释为何觯铭文称其为“伯”，而簋、鼎则改称为“公”。
实际上，这种先称“伯”，后称“公”的现象，已见于穆王时器班簋（《集成》4341）；其铭文曰：“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此后“毛伯”即改称“毛公”，说明毛伯在接替5 类似之例有匽侯旨鼎（《集成》2628）：“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
”6 春秋时器秦公钟（《集成》262-263）铭文曰：“盗（调）百蛮，具（俱）即其服”，“具（俱）服”也就是“俱即其服”。
7 滕县文化馆：《山东滕县出土西周滕国铜器》，《文物》1979年第4期。
8 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滕侯方鼎、吾鬲、滕侯簋图像分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图七六、七七、七八，文物出版社1997年。
9 王恩田：《滕国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60-269页。
虢城公职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公”的称号。
由此可见“公”在西周时期是周王赐予高级贵族的爵号，且与一定的职权（“服”）相联系，须通过特殊的册命仪式才能获得。
陈恩林先生由此指出：“公爵只限于一身一世，其后世子孙则恢复本爵。
”10其说甚是。
如逑盘铭文记录的单氏家族世系中，其始祖称“单公”，但其后代自“公叔”至“龏叔”均以排行为称，无一人称“公”，就说明“公”爵不能世袭。
近年陕西韩城梁带村M502出土的毕伯克鼎铭文曰：“毕伯克肇作朕丕显皇祖受命毕公彝”11；“毕伯克”应为毕氏宗子12，但他却未能继承祖先“公”的称号；“受命毕公”这一首次发现的称谓，明确将“受命”与“公”联系在一起，可见毕氏宗子“公”的称号是因接受天子册命而来。
可见，无论是作为死后的追称，还是生前臣下对君主的敬称，“公”在西周时期的使用是相当严格的，并非以前所理解的那种泛泛的尊称。
王恩田和李鲁滕两位先生都认为“滕公”是文王之子错叔绣，我以为不然。
西周时期从大宗分出的小宗旁支的第一代宗子（也包括一些诸侯国的始封君），其称谓大多是以国族名加上个人的排行组成，如晋（唐）国始祖称“唐叔”，卫国始祖称“康叔”等等。
按照此规律，错叔绣生前应该称“滕叔”13。
由觯铭文可知，“滕公”在受命之前称“伯”，说明他在家族中是嫡长子，其排行显然不是“叔”。
因此“滕公”与错叔绣并非一人，他应是错叔绣之子，滕国的第二代国君。
错叔绣封滕在成王时，其子“滕公”应该主要活动于康王时，器的年代就在这个时期。
“滕公”之子“滕侯”在康王后期至昭王时，吾鬲的器主也是“滕公”之子，可能是“滕侯”之弟。
综上所述，滕国始封君错叔绣生前应称“滕叔”（“错”或是死后之谥号）；第二代滕君初即位时称“滕伯”，后受周王册命为“公”，改称“滕公”；到第三代滕君时才开始改称“滕侯”。
二、新出金文所见晋国早期君主称谓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始祖为成王母弟叔虞，受封于唐，称“唐叔虞”14；叔虞之子燮父受命改封于晋，“是为晋侯”。
自燮父以下直到春秋早期的晋侯缗，《晋世家》皆称为“侯”，这已得到晋侯墓地考古发现的证实。
该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晋侯僰马”、“晋侯喜父”、“晋侯”、“晋侯苏”、“晋侯”、“晋侯邦父”等称谓，从西周中期延续到两周之际15。
近年新出金文又出现了“唐伯”、“晋公”、“晋伯”三个称谓，对理解晋国早期历史至10《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的周代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68-69页。
11参见张天恩：《新出土的芮国铜器铭文考述》，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十五期。
12朱凤瀚先生指出“肇”有“始”义，凡金文称“肇作”某器者，多是宗子继位后不久初次制作祭器（《论周金文中“肇”字的字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
13至于错叔绣生前是否曾被册命为“公”，尚无证据可以说明。
14 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叔夨方鼎，学者多认为是唐叔虞之器。
另郑玄《诗谱·唐谱》称“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应是汉人不明西周制度而做出的推测，先秦文献并无叔虞称“唐侯”的记载。
15台北古越阁藏晋公戈，李学勤先生认为是晋釐侯之器（《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
赵世纲、孙华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们都指出晋国在武公之前的君主无称“公”者，而且此戈的形制不可能早于春秋早期，器主应是晋献公或晋武公（赵世纲：《晋公戈的年代小议》，《华夏考古》1996关重要。
新出公簋铭文为燮父由唐改封于晋提供了直接证据：“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昜（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朱凤瀚先生指出，公簋铭文中的“唐伯”就是晋国第二代君主燮父；因为晋国始祖叔虞封于唐，故其子燮父仍称“唐伯”，直到成王将其改封于晋地之后才改称“晋侯”16。
这一看法得到多数学者赞同。
燮父封晋，一方面是改换了封地，同时也改变了氏（国）名；另一方面是获得了“侯”的爵号和身份，此后晋国的君主就可以称“晋侯”了。
在封晋以前，唐的地位大概相当于畿内封君，其君主应以“氏名（封地名）+排行”为称，故叔虞按其实际排行称“唐叔”，继位之燮父因为是嫡长子故称“唐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