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翻译批评的语言学模式_李林波
试论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
试论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论文摘要：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
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
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现原文风格上存在缺憾，无论从语域层面、词汇层面还是修辞层面来考虑，均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契合；并为更好地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论文关键词：文字翻译词语翻译风格可译性风格再现翻译比较研究一、风格的可译性及三种换码模式在西方翻译理论中，作为原则正式提出翻译风格问题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tler，1749—1814)。
他在《翻译的原则》(PrincipleofTranslation)中介绍了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是：“译文的风格和文笔应当与原文保持相同的特色”。
然而，译学界人士对于风格是否可译向来看法不一：有的认为风格不可译，有的则认为风格不但可译而且理应在译文中再现。
要探讨风格的可译性，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风格。
库顿(J．A．Cudden)编撰的《文学术语词典》将风格定义为：“散文或诗歌中独特的表述方式；作者的写作特色”。
库顿认为，对风格的分析和评价不仅要考虑作者的措辞和表现手法(如修辞或其他手段)，还要考虑句子和段落的特色(例如是松散亦或是紧凑的)——总而言之，要考虑作者使用的语言及其驾驭语言的方法等各个方面。
每位作家都有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既受其性格的影响，又是他们创作时心情的产物；同时，风格是可识别的。
刘宓庆认为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
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stylisticmarkers)，分为“形式标记”与“非形式标记”两类。
前者包含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后者则指神韵、风骨、气势、情调等等“非形式因素”。
文学批评导引一
《文学批评导引》教学大纲《文学批评导引》教学要点（一）文学批评2010-01-19 11:56:13 阅读14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文学批评导引》教学要点分章节介绍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主要包括“本章概述”、“本章总结”及“本章常见问题”三个部分。
绪论文学批评的性质本章概述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
本课程以理论部分即文学批评的性质、功能、标准、原则以及文学批评写作的方法技巧为基本，力图将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恰当配合，以培育学生判断作品价值、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
一、狭义文学批评和广义文学批评的区别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广义的文学批评几乎随着文学的产生而产生，而狭义的文学批评即文学批评的成熟形态到20世纪才出现；从批评主体的角度说，广义的文学批评主体包括形形色色的读者，狭义的文学批评则以学有专长的文学批评家为主力；从批评对象的角度说，狭义的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变化中的当前文学，广义的文学批评则包括文学理论在内；从主体动机的角度来说，狭义的文学批评是为社会的，广义的文学批评还包括仅仅为自己留下的阅读随感，或一二知己之间的闲谈。
二、文学批评的思维性质文学批评从准备到写作的过程，主体的思维应该兼具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两方面的性质。
从本质上说，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科学性是文学批评应有的品格。
它体现在实事求是：“实事”指文学现象，它独立于批评主体而客观存在；“是”是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品质、文学思潮的倾向和它们的形成与传播所反映的文学规律；“求”就是批评主体通过全面的观察、设身处地的体验、冷静的研究，如实地揭示客体的品质和它所反映的规律。
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艺术思维的产品，它以文学欣赏为前提和基础，这两方面决定了它必然包含不可缺少的艺术思维成分。
诗歌翻译批评方法探索—以唐诗法译各译本的研究为例
诗歌翻译批评方法探索—以唐诗法译各译本的研究为例分类号密级U U U U D D D D C C C C研究生学位论文诗歌翻译批评方法探索以唐诗法译各译本研究为例U n M o d e d e l a C r i t i q u e d e l aT r a d u c t i o n P o é t i q u e- - - - U n et u d e C o m p a r a t i v e d e sV e r s i o n s d e s P o è m e s d e s T a n g王伶研究生姓名王王王伶伶伶罗顺江教授指导教师姓名罗罗罗顺顺顺江江江教教教授授授硕士法语语言文学申请学位级别硕硕硕士士士专业名称法法法语语语语语语言言言文文文学学学论文答辩日期 2 2 2 2 0 0 0 0 1 1 1 1 2 2 2 2 年年年年 5 5 55 月月月月 2 2 2 2 3 3 3 3 日日日日学位授予日期 2 2 2 2 0 0 0 0 1 1 1 1 2 2 2 2 年年年年6 6 6 6 月月月月中中国国海海洋洋大大学学中中国国海海洋洋大大学学谨谨谨谨以以以以此此此此论论论论文文文文献献献献给给给给所所所所有有有有迎迎迎迎难难难难而而而而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翻翻翻翻译译译译者者者者你你你你们们们们如如如如西西西西西西西西弗弗弗弗斯斯斯斯般般般般勇勇勇勇敢敢敢敢。
- - - - - - - - - - - - - - - - - 王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王王伶伶伶诗歌翻译批评方法探索??以唐诗法译各译本研究为例U n M ode de l a C r i t i que de l a T r a duc t i on P oé t i que - - - - U net ude C om pa r a t i ve de s V e r s i ons de sP oè m e s de s T a ng学位论文完成日期:指导教师签字: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字:独独独独创创创创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翻译理论与教学内容
翻译理论与教学内容(5４学时）1．翻译理论部分（１8学时)第一章翻译的方法(2学时）词的翻译，句子翻译,语篇翻译，文化问题,直译，意译，变译，转译，交际翻译。
阅读：《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冯庆华编著,外语教育，２0０8年《新英汉翻译教程》，王振国、李艳琳编著，,２００8年《英汉翻译入门》,陈德彰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０５年《译艺——英汉汉英双向笔译》,陈文伯编著，世界知识,２00４年《非文学翻译理论与》,李长栓编著，对外翻译出版，２004年《文学翻译原理》，张今、张宁著，，2０05年《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王宏印编著，，２０07年第二章翻译理论(4学时）传统翻译思想:古代佛经翻译思想。
传统翻译思想时期（近代西学翻译:马建忠，，严复，林纾)。
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五四新文学时期:,瞿秋白，，成仿吾）.传统翻译思想时期(四十年代：林语堂,朱光潜,艾思奇，贺麟，朱生豪,梁宗岱)。
传统翻译思想鼎盛时期（建国初期:矛盾，傅雷,钱钟书，焦菊隐）。
现代翻译思想：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
翻译学科的建设。
阅读:《20世纪翻译思想史》,王秉钦编著,南开大学，２0０４年《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陈福康编著,外语教育，20０3年《翻译的艺术》,许渊冲著,五洲传播，2006年《翻译通史》（五卷）,马祖毅，教育，２006年《２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查明建著，教育,200７年《傅雷谈翻译》，怒安编，辽宁教育，2005年《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刘宓庆著,对外翻译出版，２0０5年《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１9８１—20０3》，李林波著，西北大学,200７年《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严晓江著，译文，2008年《翻译家》，王友贵著,南开大学,２0０5年《翻译家周作人论》,刘全福著,外语教育，2０07年《二十世纪翻译之争》,王向远、陈言著，百花洲文艺,２0０6年《重释“信、达、雅”——2０世纪翻译研究》,王著，,2007年第三章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流派(6学时)翻译培训班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解构主义派,建构主义翻译学.阅读：《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申雨平编，外语教学与研究，2０02年《西方翻译理献阅读》，李养龙编著，世界图书出版，20０7年《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谢天振，南开大学,2００8年《当代翻译理论》（ＣontemrarｙTraｎｓlatioｎＴｈeorｉes），Edwin Geｎtzler 编著，外语教育，20０６年《翻译研究》（Ｔrａnsｌatｉon Sｔｕdｉeｓ）,SusａｎBaｓｓneｔt编著,外语教育,20０5年《语言、文化与翻译》(Ｌangｕａge,Ｃulｔure anｄＴranslａtｉｎg)，Eugｅne da著,外语教育，1９９3年《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吕俊、侯向群著,外语教育，20０6年《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编著,商务印书馆，2０04年《西方翻译研究方：7０年代以后》,李和庆、黄皓、薄振杰编著，,200５年《当代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教育,２000年《当代翻译理论》,廖编著，教育，2001年《西方译论研究》,刘重德著，对外翻译出版,20０３年《奈达翻译理论研究》，娟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０３年《新编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著，对外翻译出版，19９9年第四章翻译研究（2学时）翻译研究的领域，翻译的理论模式,翻译研究的种类,问题、假设，各种变量的关系，选择分析变量，写研究报告，口头陈述报告,评估研究.阅读：《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ｔｏDｏing Ｒｅｓeａrｃh in Traｎsｌaｔiｏn Ｓｔｕdiｅs)，Jenny Wｉlｌｉａms ＆Ａnｄrew Cｈesteｒｍａn著，外语教育,2006年《超越文化断裂》，Ｍａeve Olｏhan著，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0６年《跨文化侵越》,Tｈeo Hｅrmaｎs著，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06年《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李菁著,译文，2００9年《翻译研究:从教学到译论》，宋志平著,吉林大学,２008年《红译艺坛：翻译艺术研究》，冯庆华,外语教育，2006年《红楼译评：翻译研究集》，刘世聪，南开大学,2０04年《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孙迎春编著,对外翻译出版，２０0４年第五章翻译过程（2学时)原作,译者,译品与读者，文体与翻译，翻译的单位，语言层次处理，篇章处理。
诗歌可译性争论的本质及译者的二次创作-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诗歌可译性争论的本质及译者的二次创作-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汉语诗歌按时代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和新诗。
其中，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方面有严格规定，如五言绝句、七言绝句; 而新诗的形式则较为自由、接近口语。
英语诗歌从长度上可分为两行诗、三行诗、四行诗、十四行诗等，从格律上则有抑扬格、扬抑格、扬抑抑格、抑抑扬格等，押韵除有类似汉语诗歌的尾韵外，还有头韵和元韵。
可见，汉语诗歌与英语诗歌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形式、韵律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因而诗歌翻译成为了译界公认的一个难题。
翻译诗歌不仅需要考虑词语的字面含义，还要考虑形式、节奏、韵律和美感，诗歌的可译性因此成为译界广为探讨的一个话题。
1 译界学者对诗歌可译性不同观点刘重德、许渊冲、巴尔胡达罗夫等均是诗歌可译的拥护者。
刘重德的观点是: 诗可译，但难译，首先，人类许多东西都是共有的，即各民族都有共同的逻辑推理和思维能力，共同的表达喜怒哀乐、爱恨憎恶的感情，共同的大自然、世界和宇宙; 其次，大量历史事实均证明了诗歌的可译性。
也就是说，他以人类文化的共性和翻译事实的存在证明诗歌是可译的。
许渊冲同样诗不可译论，认为译诗虽不能百分之百传达原诗情趣与意象，但可通过以创补失等手段来弥补。
他提倡以韵体译唐诗，并提出了著名的三美论( 意美、音美、形美) 。
巴尔胡达罗夫也认为，任何两种语言之间均可译，他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诗歌内容的可译性，并提出可采用补偿法处理其中的语言和文化不可译因素，以及将整个话语层作为诗歌的翻译单位。
然而，译界也有众多学者持有诗歌不可译的观点，或者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译。
譬如，茅盾就曾表示: 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Ｒetold( 译述) ，不能视为即是原诗。
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
卞之琳也表示，诗是无法翻译的，不能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译诗是不得已而为之。
浅谈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浅谈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有翻译实践就必然有对翻译活动的探索与研究。
这些探索逐渐形成系统、科学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历史中，不同学者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对翻译有或深或浅的认识。
特别是二战以后，翻译理论工作者将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比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20世纪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西方，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不断涌现，翻译理论家开始打破学科壁垒，纷纷以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为依托，建立了各种翻译理论模式，形成了各种翻译研究流派。
但是，由于翻译活动自身的复杂性，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互相渗透性，而且各种模式之间常常互相借鉴，彼此参照，因此，翻译研究流派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
国外的翻译研究，在西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相关著述。
然而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个别学者如德国的洪堡、本雅明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没有跳出“怎么译”这三个字。
也就是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翻译研究者所关注的一直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他们的理论则多出自论者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巨大发展的时期。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翻译学者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讨论翻译问题，他们运用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开拓出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
翻译研究的这一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翻译甚至被纳入语言学范畴，被当作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的一个分支。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_转向 李林波
［收稿日期］2011-03-1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ＸＹＹ００２；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７Ｊ００５Ｚ［作者简介］李林波（1978-），女，陕西米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
20世纪末是各学科集中发生“转向”的时期。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已成常谈，其他学科的各种新转向也相继迭出，如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人文转向、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等等。
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继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近年来又有社会—心理学转向之说。
在中国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成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末的两个主要动态。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的功用与特色也截然不同。
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都是翻译研究“科学化”诉求的结果，文化转向则是顺应翻译研究“跨学科”需求的必然趋向。
本文将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翻译研究中部分标志性研究成果，回顾两次转向的背景、原因、动力及具体表现。
一、“转向”概述在本文中，“转向”指的是一种在研究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力量强大研究模式的形成。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在方向上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先有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文化转向。
但在时间上却晚于西方，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译学是转向的先行者，而中国译学是后继者，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学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基础较弱、创新性仍嫌不足。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1]287，这是西方翻译理论从古典和近代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向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一次研究飞跃。
以奈达、纽马克、维奈和达贝尔内、卡特福德等理论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以“对应”或“对等”、“转换”等为核心概念进行翻译研究。
之后，哈蒂姆与梅森将语篇引入翻译研究，奈达也将语境在翻译中的地位予以更多的强调，格特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将语言学各领域的成果都加以应用，使得语言学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学科基础。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征文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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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征文通告在各主要外语媒介刊载以后，组委会收到了海内外许多学者及研究生的征文论文（含部分论文摘要）。详情请见附件名单（截止2012年5月10日）。
所收到论文将经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杭州举行的审稿会（2012年5月下旬）审阅后，拟在6月份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张青青
在读硕士
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概念隐喻在汉语经济语篇中的体验性研究
刘雪莲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格式塔视角下的语篇翻译
仉嘉粒
在读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公示语翻译的互文性视角
田希波
讲师
山西张掖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
汉、英、法、日语中副词修饰副词现象及成因探析
王立娟
徐以中
汉英顶真的理论基础和翻译策略
许峰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学院
殷甘霖
在读硕士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学院
汉英对比视界中的矛盾修辞法哲学底蕴疏议
孙毅
副教授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王晋秀
在读硕士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英多义词词义引申方式的认知对比——以“烛”与CANDLE的文化义项为例
王宇晨
讲师
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外训系
俞德海
讲师
福建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解析中国文化外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引发的思考--如何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周锋
在读博士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科学系
方锃华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精神分析与译者心理研究
张洁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孔令翠;王慧【摘要】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莫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期刊名称】《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3)001【总页数】6页(P127-131,141)【关键词】郭沫若;论诗;作诗;译诗:知行合一【作者】孔令翠;王慧【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65;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6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46“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而且尤其应当实践(“行”),做到“知”与“行”的高度统一。
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体现了言行统一、学以致用的知行合一观。
明朝王守仁(王阳明)首次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
在他看来,“知”与“行”的关系就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行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来说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立足传统文化同时又海纳百川的郭沫若一方面努力吸收国内外的文化遗产,形成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理论和实践,让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体现在诗歌翻译上,就是知行合一,以诗译诗。
诗在古今中外历来被视为文学皇冠上的珍珠,享有“文学中的文学”之崇高地位。
郭沫若不但是现代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创作的《女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彪炳史册,而且在译介外国诗歌翻译方面身体力行,建树颇丰。
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
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一至少是近十五年以来，文学公众对文学批评的指摘一直不绝于耳。
虽然批评家人才辈出，而且看上去批评家也从不缺席各种文学现场，但文学批评本身却一直被质疑为是“缺席”的。
这与批评界深以为是的繁荣景象构成反讽。
从今天来看，对“批评缺席”的指责，不仅是指一种独到的、不凡的、批判性的文化或审美立场的缺失，而且也指文学批评在应对当下文学变动时普遍的无力感：除了一连串空洞的概念更迭以及已成强驽之末的命名冲动，我们的文学批评既不能清晰地指出当下文学之优劣的边界所在，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就此给出逻辑阐述。
由此，导致了多年以来文学公众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漠视：尽管我们已有了梯队整齐的批评队伍，以及层出不穷的批评文字，但因为被漠视甚至被无视，所以这“队伍”和这“文字”便被公众的阅读视野主观地屏蔽，从而造成了“缺席”、“不在场”的客观效果。
如果说，文学批评因其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的因素而被视为文学活动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批评界可能需要承认并检讨，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的多个维度上已失去或正失去其有效性。
过去的二十多年，是学院派文学批评崛起、壮大并在话语样式上成为绝对主流、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样态进行充分格式化的辉煌时期。
学院派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其显著功绩，迄今影响巨伟。
学院派批评倡导之始，虽与九十年代初的重大历史转型对知识而非批判、对学术而非立场的去政治化要求有关，但其宗旨之要是在抵御、屏蔽泛滥已久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提升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品级。
这一初衷，怎么赞赏都不为过。
现在看来，这个屏蔽的效果相当明显。
不过，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或现象是：这二十多年里，学院派批评逐渐一家坐大，即使在当今媒体样式如此多样化的时代仍然难以撼动其在批评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但学院派所暗含的“重新精英化”的内在向度，从一开始就潜藏着使文学批评最终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在由“知识”、“学术”、“专业”、“学科”所划定的疆域里自言自语、孤芳自赏、对影自怜的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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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翻译批评的语言学模式李林波(西安外国语学院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摘 要:诗歌翻译批评在文学翻译批评中难度最大,一直以来也以诗学的批评模式为主。
黄国文教授为了克服传统诗歌翻译批评所带有的主观随意性,用语言学理论作为诗歌翻译批评的理论工具,以增加批评的客观性。
通过对黄教授的四篇代表性文章作分析,本文认为这种语言学的批评模式对诗歌翻译批评在语言分析的层面的确有所助益,但要挖掘到诗歌的精髓和诗之为诗的要旨,还是诗学途径更为有效。
但是,语言学模式的诗歌翻译批评可以作为诗学模式的补充,使诗歌翻译批评可以在更多层面上展开。
关键词:诗歌;翻译批评;诗学;语言学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03(2005)03-0048-04Abstract:In po etr y tr anslat ion cr iticism,the most difficult o f all literar y criticisms,the poetic appr oach has alwa ys been the m ajo r o ne.P ro fesso r Huang Guow en opens a new way by ado pting ling uistic t heo r ies in poet ry tr anslation cr iticism to decrea se t he r ando m and subjectiv e elements in tra dit ional appr oaches.T his ar ticle,after a close analy sis of the fo ur r epresentative paper s by M r.Huang,co mes up w ith t he point that thoug h poetr y tr anslation cr iticism ben-efits fro m linguistic appro ach,the essence of a po em canno t be disco ver ed o nly by linguistic means.How ever,w hile the po etic appr oa ch still stands as the majo r appr o ach o f po etry tr anslatio n cr iticism,the linguistic a ppro ach can be a co mplementar y o ne which pro vides mor e useful angles for po etr y tr anslation criticism.Key words:po etry;tr anslat ion criticism;po etics;ling uistics一、引言对于诗歌翻译的艰辛,已有各种各样的描述。
而诗歌翻译批评也绝非易事,正是诗无达诂,译无定评(或许也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对于诗歌翻译批评的方法,诗学途径具有悠久的传统,且至今并无消退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理论从语文学范式转向了语言学范式,在很多批评领域语言学途径都居于主要地位,如今又受到西方文化范式批评理论的影响,转向多元模式。
但唯独在诗歌翻译领域,诗学途径似乎仍然拥有比语言学和文化途径更得人心的地位。
然而,中国的传统诗学具有“重内省,轻外查,重感情而轻分析”的特点(吕俊,2001:3)。
表现在理论形态上,就是感悟性和点评性强而逻辑性和理性不足,那么用诗学理论来作为翻译批评的工具,同样会出现这样的不足。
于是,有学者试图从语言学的模式出发来对诗歌翻译批评做一些尝试,希望将没有规矩,也不成方圆的诗歌翻译评论引向科学化的道路。
近几年,黄国文教授在这方面的成果较为显著,我在仔细研读他的数篇论文之后,有一些收获和感想需要写下来以供讨论。
我选了黄教授的四篇代表性文章作为讨论对象:1.《清明》一诗英译文的人际功能探讨(《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2.唐诗英译文中的引述现象分析(《外语学刊》2002年第3期);3.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4.对唐诗《寻隐者不遇》英译文的功能语篇分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二、文章简介第一篇《〈清明〉一诗英译文的人际功能探讨》分析的主要是诗中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作者从七个方面来探讨译文的人际功能的实现:1)语气;2)提问与答话;3)提问者的确定问题;4)呼语的使用;5)是谁“借问酒家”?6)问话人与“行人”的关系;7)说话人、听话人和转述人。
分析表明,在所取的六种译文中,对诗的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的语气,六位译者有的处理为直接疑问,有的处理为间接疑问。
对于“是谁提问”,有的译文译为上句“路上行人欲断魂”中的“行人”,有的则认为是叙述者。
而对于“行人”的数量,也有不同译法。
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认为问话者应该是单数,提问采用间接引语比用直接引语能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第二篇《唐诗英译文中的引述现象分析》讨论的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问题。
文中使用的例子是四首唐诗:《寻隐者不遇》(贾岛)、《送别》(王维)、《清明》(杜牧)、《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及其不同的英译文。
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1)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选择;2)引述范围——诗中哪些句子可以被当作是直接引语里面的部分;3)引述动词的使用——如“sa y”等表示说的词。
以《清明》中的一句间接引语——“借问酒家何处有”为例,作者发现译文有的将它译为直接引语,有的译为间接引语。
汉语原诗多不用引述动词,但是有的英译文中增加了引述动词。
作者在结论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最好用间接引语来翻译原诗中的间接引语,原因是间接引语较之于直接引语能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第三篇是《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文中对经验纯理功能的解释是:“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世界(包括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ev ent)或情形(situ-ation)。
”在讨论的时候,作者借用了Halliday的分类标准,指出《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四句话分别代表一个不同的过程:气象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物质过程。
接下来,作者分析六种译文中这几个过程的对应和变异,译者的不同处理办法。
得出了译文中采用的过程类型与原文的过程类型相同时效果较好的结论。
第四篇是《对唐诗〈寻隐者不遇〉英译文的功能语篇分析》。
作者从功能语篇的角度对这首诗的四句逐句进行分析,认为第一句“松下问童子”是投射句,诗的后三句“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被投射句,但这三个被投射句都分别含有隐含的投射句,因此原诗事实上是“三问三答”,而译诗却是“一问一答”。
同时,作者还分析了不同版本的译诗在结构上的布局和对原诗“寓问于答”隐含意义的处理,以及不同译文采用的原话引述和间接引述的区别,最后认为语义和形式上都与原诗对等的译文更能表达原诗的语境;原诗中隐含的话不应该译出来,否则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就会受到影响。
三、文章分析黄国文教授是国内知名语言学家,在语篇语言学领域造诣颇深。
他将语篇分析理论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翻译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视角。
他认为“语篇与翻译是一对孪生姐妹”,“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导读:关于语篇与翻译》)他在《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一文中对语篇翻译研究做了完整系统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在语篇翻译研究方面的独到认识。
而本文选的四篇文章,可视为语篇翻译研究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其中的三篇在摘要和引言部分说明了作者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其一,从新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揭示翻译者没有注意到的现象;其二,检验所用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
客观地说,这两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实现。
语篇研究在翻译研究中能开辟新的研究点,这一点勿庸置疑。
这四篇文章运用了篇章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不同理论,设立了不同的范畴和研究参数,提供了一些诗学途径不具有的研究角度,因此,也揭示了一些被传统研究忽略的问题。
如通过对原诗和译诗的对比揭示在翻译中语篇功能的对应和转变,诗歌语篇的信息结构在翻译中的保持和变化,英汉两种诗歌文本中衔接和连贯的不同表现等等。
比如用语篇功能中的“投射句”和“被投射句”理论来分析《寻隐者不遇》中原文的“三问三答”在译文中转为“一问一答”的现象,就是一个新颖的角度。
“三问三答”并非是一定要用语言学的分析才能得出,在一些诗歌鉴赏的文章中也有这种观点,然而黄国文教授这种分析方法的价值在于不但将这种认识用理论推断出来,而且还具体分析在翻译中“三问三答”怎样转变为“一问一答”。
再如,对同样一首《清明》,除了从引述的角度外,在《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一文中还从经验功能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做了分析,从过程类型、参与者、环境成分等新的角度对比了几种译文及它们与原诗的离合关系。
此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首诗又进行了人际功能角度的分析。
这样的分析对对诗歌翻译批评的确有所助益。
它用语言学的方法为诗歌翻译研究开发了一个新的视角。
尽管小说、散文翻译批评经过了随感式、技巧分析式的语文学路子,也走过了科学的、条分缕析的语言学式的分析模式,现在又走向多元的研究方向,但诗歌翻译批评似乎却没有经过这样鲜明的历程。
一般意义上来说,更多的视角当然是能够发现更多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解释力。
而黄国文教授从功能和语篇的角度来分析唐诗,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尝试。
但是,在我细读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有不少的地方却又引起了我的反思和疑惑,现略举几例。
比如第一篇文章的主体部分——“英译文的人际功能分析”(第四部分)分别从七个方面来分析《清明》这首诗中的人物及其关系。
但在我看来,4.2、4.3、4.5、4.6、4.7中讨论的问题是有所重复的,4.2讨论的是“提问者是谁”和“向谁提问”, 4.3讨论“提问者的确定问题”,4.5分析“是谁‘借问酒家’”, 4.6探讨“问话人与‘行人’的关系”,事实上还是讨论问话者是谁的问题,4.7的标题是“说话人、听话人和转述人”,分析的线索是:“各位译者在确定诗中的说话人时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有人认为……至于听话人,六种译文都有一致的看法,是‘牧童’。
转述人是诗人杜牧……”对于“谁答”,无论是所有的译者还是作者本人都认为是牧童,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不同的只是有的译文用“cow boy”,有的用“cow her d”,再就是有的译文用不定冠词,有的用定冠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