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居民财产权

论居民财产权以市场经济中居民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构成为视角，通过剖析居民财产权的生成机理与学说渊源，从中揭示居民财产权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要求与制度规范，进而阐述居民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性产权与企业产权、国家产权的不同及相互之间的冲突，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权利界定、权利分割、权利对等来理顺居民财产权，加强对我国居民财产权的保护和扶持，适应经济增长对居民要素贡献的迫切需要。

标签：居民主体；财产权；产权制度；权利性资产居民财产权简称居民产权，是指为居民个人所拥有，同时获得公权力或政府所正式承认的，既可以排他地利用资产又可以竞争性地通过转让、出租、售卖等方式来处置资产的一组权利。

居民产权的范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嬗变，为了理解其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需要对居民产权的相关理念和相应的处置权利空间有动态的把握。

一、居民财产权的学说渊源居民拥有财产并行使财产权的历史极其长远。

当然，世界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记载往往都是财产共有，财产私有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无私”的事实使得各个历史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为之称羡不已。

古希腊诗歌谈到人类社会没有私有财产的时期时，曾经以“黄金时代”作为歌颂对象。

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精心设计了“乌托邦”式的社会，希望社会精英不要为财产相互冲突而是一心一意地奉献社会。

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才把私有财产作为积极的因素而加以肯定。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及其追随者反对私有财产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家庭”和“国家”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实体，指出财产不是国家的特性，而是家庭的特性，从而主张财产私人拥有并获得更大的个人满足①。

在此之后，沿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两种相悖的价值取向，人们对私有财产也呈现不同的态度。

早期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三大教派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并没有私有财产的立足之地。

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才改变了看法：一方面，教会认为财产的私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此时的宗教机构都拥有了巨大的财产，以致教会与国家都在各自的法规中肯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区别的只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所有者是谁——教皇或国王。

教会与世俗权力阶层的争斗最后体现为居民的私有财产是来自谁的恩赐，以便对使用私有财产的居民有更大的控制权。

在近代欧洲社会，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工业革命的展开，使资本如魔术般地成倍增加，私有财产也不可避免地迅速增加。

在工业革命后，居民的私有财产主要形式不是“土地”而是“资本”，后者相对来说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转变性，这就意味着私有财产的主人不必因为拥有财产而受到地域的约束，更意味着王权专制、封建领主、地方官吏对这种财产形式控制力的下降，而这种财产形式的转变又是与这个时期欧洲蓬勃兴起的个人主义、创业精神相一致的。

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质已得到双重的保障：宪法保障使其免受国家的侵犯，民法保障使其免受他人的侵犯。

但是，历史沿袭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时依然存在，围绕着财产来源是否公正和财产分配是否公平的争论仍在继续。

一批要求废除财产私有制度、要求国家或社会机构对财产统一集中管理的思想家相继涌现，其代表人物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前者有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傅立叶、圣西门、罗伯特·欧文，后者则指皮埃尔·约瑟夫·浦鲁东等。

作为近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均同意古代社会财产共有的观点，认为家庭和私有财产都从属于部落，直到商品交换关系发展起来以后，各个部落成员财产愈来愈不平等，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制度使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发生了分离，造成了财富在一端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端的积累，因而造成社会各方面的深重矛盾。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实行财产公有制，由生产者组成自由而平等的联合体来管理这些公共财产，这即是共产主义经济秩序。

关于财产私有的争论并未因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而停止下来。

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废除了财产私有制，推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国有的措施，甚至连主要消费资料也加以国有化来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废除财产私有并相应排斥商品经济和一切物质刺激的手段，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相继陷入僵硬和停滞状态，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而且复杂艰巨的改革。

各国的改革措施虽然各有差异，但其中共同一点就是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不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中国，目前虽然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国有经济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已在宪法中写明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大胆使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手段。

从这个实际情况来反思历史，不能不使人感到，财产权利对于不同时代的居民而言，既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也不可能是“国家赋予的”，而应当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去寻找私有财产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

二、居民财产权的现实羁绊与权能生长空间从我国居民财产权的发展现实来看，2004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这就从法律上为居民财产权的确立、运用、保护、成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市场经济中同时并存着国家产权、企业产权和居民产权，这几种权能相互交错，并常常相互冲突。

在市场经济发育不足的我国，居民主体要比政府、企业主体孱弱，居民产权更易受到前两种权能的挤压，这促使我们必须对居民财产权的生长空间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财产权对于居民主体究竟有何意义?实际上，财产权并不是空洞的占有，它表现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极力追求，因为财产的占有将对物质产品行使更大的使用权利，财产的丰裕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所以，追求财产权的居民与其说是“经济人”的本质体现，还不如说是为了成为更显耀的“社会人”或更有生命质量的“自然人”。

当然，多数居民的经济目标十分实际，生活理想主要是通过自力与劳作而获得能够保障家庭生活以及基本生产条件所必需的物质财产占有。

美国西部开发和澳大利亚大片无主土地的开发，最后造就的还是大量的自耕农，而不是纤陌纵横的庄园和庄园主阶级；城市中的小商贩、小手艺人、小职员的人数总会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而大富豪、大企业主的人数却不会太多。

这种事实的反面逻辑可以理解为财产对于大多数居民是必要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度财产集中则不是大多数居民所需要的。

所以，财产权利的发挥与应用，必须有个数量限度，才能确认这种财产权利是居民所应有的。

必须强调的是，作为居民产权所体现的那部分财产并不是生产性的资产，而是权利性的资产，这是由居民这个市场经济主体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首先，作为居民，他们只能提供生产要素，而不能经营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居民持有时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而不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居民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使产权，而不是以经营者的身份拥有产权。

只有居民向厂商或企业让渡那些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之后，它们才能从权利性资产转变为生产性或经营性资产。

其次，正由于第一点的原因，大多数居民是以工薪阶层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企业家、银行家、地主、工厂主等的面目出现。

工薪阶层是权利性收入纯粹程度较高的居民群体，他们一般不从事经营活动，只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提供而获得工薪以及其他的要素收入，因此他们是以劳动要素为主同时辅之其他生产要素的“复合型”生产要素提供者，是纯粹的财产权利拥有者，当然有别于那些工厂主、农业资本家、银行家等。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企业”既参加劳动又剥削劳动者，其资本要素贡献相对于劳动要素贡献的比例越高，则剥削的程度越大。

也就是说，企业主身份既提供资本要素又参与经营管理，因此，他们的产权结构是重叠而复杂的，其中既有作为居民身份提供的权利性资产，又有作为企业主身份运作的经营性资产，既是劳动、土地、资本、管理等要素的提供者，又是这些生产要素的经营者，需要我们一分为二地分析这种特殊性。

同理，企业雇员提供的要素基本上是劳动，其剩余价值为要素经营者所攫取，虽然他们也从股权占有、股票投资、债券购买、不动产租赁或转让、技术入股或转让等方面的要素贡献而获得非劳动收入，但这种权利性财产只占较小的比重。

再次，居民让渡财产权利的结果只能获得财产权的收入，而不可能获得经营性或生产性收入，工薪、租金、红利等是这种财产权收入的主要表现形式。

然而，由于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必须经过市场竞争才能到达要素经营者手中，这种财产权利的让渡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市场烙印”或其他方面的痕迹，居民财产的“实际权利”和“名义权利”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

虽然从19世纪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已纷纷奉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但居民的财产权却屡屡受到各方面力量的侵害，来自政府、市场垄断者、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对居民财产造成危害。

表1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上述粗略列举的财产权受侵害的几个方面因素来看，居民的财产权利是一种与政府、企业、社会、自然环境相互博弈的结果。

我们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详细探讨居民产权和政府产权、企业产权在界定、冲突、分割、对称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居民财产权利的获取和享有贯穿着“自由”的要求。

只有交易的自由、契约的自由、处置的自由才能确保财产权利的实现，才能证明居民对于财产的完全支配。

这种“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或无理限制，就不能满足财产权利的本质要求。

但是，居民为了确保财产的安全，又必须在让政府、企业、社会和环境四个因素发挥“利好”作用的同时防止它们可能的消极作用。

因此，这种相互矛盾的利弊两面性，有可能给居民造成两难的“博弈”处境，即居民为了财产的安全和增值，必须向政府、企业、社会和环境让渡部分权利，让它们分别发挥正面保护与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允许其发挥限制和约束作用。

因此，居民在处置财产权利时让渡“自由”而获得“安全”是两难选择的结果。

从古典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个历史进程中，完全“自由”的财产处置权利不可能找到现实的样本。

第二，居民财产权的生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又遇到了“个人致富”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冲突，同样也使居民的财产处置权利处于两难境地。

在市场经济国家，居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即个人工薪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在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个人工薪收入占据收入的主要部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财产性收入占了主要比重；而在“福利国家”为特征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转移性收入却成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转移性收人来自政府根据纳税而进行的收入分配，主要形式是各类型的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金、医疗补助、教育资助、灾难救助等。

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可以享受到政府的福利保障，如学费减免、医疗费用减免，甚至还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供免费使用或象征性付费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