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的影响

措施：（1）政治：减冗衙，修刑律。

1901年7月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省，位列六部之首；撤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停止捐纳实官，整顿吏治。

1902年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修订刑律，此二人对《大清律例》进行大规模修改，废除如凌迟等一系列酷刑。

（2）经济上：重工商，振农业。

1903年成立商部，管理工、矿、交通等企业;设立商会，兴修水利，清查田亩，颁布《商律》对兴办实业有贡献者进行奖励，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1903年7月设立银钱总厂。

（3）军事方面：改军制，扩新军。

1903年设练兵处，总管全国练兵，全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淘汰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军；同时，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

而编练新军也成为清政府“新政”核心内容。

（4）文化方面：废科举，建学堂，兴留学。

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时颁布新学制，命令各省办大学堂、府设立中学堂、县设立小学堂。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童年12月成立学部，主管教育。

之后清政府要求各省选派优秀分子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委以重用。

影响综述清末新政未触及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的皇权，使其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只是一场清政府维护阶级专制统治的自救运动而已；但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却带有明显进步思想和举措，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同时也为民主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

1.政治：增设新机构，裁撤冗官、冗衙。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但也反映出清政府已沦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工具，增设机构维护帝国主义利益。

2.军事：编练新军。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但后来兵为将有，形成了近代军阀。

3文化教育：废科举，颁行新学制和设立各式新学堂、派遣留学生。

形成了重视西方科技与社会政治学说的风气，培养了近代科技、教育、法政、军事人才。

4.振兴商务、奖励事业。

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政治影响一、政治机构的改革,客观上使封建国家机构设置逐渐趋于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政治机构趋于专门化,是封建国家体制迈向近代化的开始清政府针对当时官制“职任之不明”,“权限之不分”,“名实之不符”的弊端,决定“分职之专任”大力推进官制改革,:首先是裁汰部分冗衙,增改一批新衙,并对一些部院进行调整。

在裁汰旧的冗衙方面,主要是裁撤了通政使司和詹事府。

通政使司原是掌管收受各省题本机关,因1901年以改题为奏,各处奏折经摺子处径直传达宫中,通政使司无事可为,亦被裁撤。

詹事府原是辅弼太子的专门机构,由于清政府自康熙之后采取秘密的建储法,不立太子,詹事府成为词臣迁转之地,翰林叙进之阶。

因此,清政府也将其裁撤。

在增改新衙与部院调整方面,1901年设外务部,后又成立商部、巡警部和学部。

1906年重新制定官制“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

户部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收处并入。

兵部图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

而海军部暂隶焉……”。

这样,传统的三省六部制开始解体,中央各部各司其职,责任日益明确,基本建立了现代各中央机构。

同时规定“各部堂官均设为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部分满汉”。

由此,便打破了传统的满汉复位体制。

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化意义重大。

二、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从传统的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性探索,国家政治开始向民主化迈进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机构分化不明,权限不清,立法、司法、行政互相混淆。

1905年官制改革开始后,宪政编查馆在厘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同时,于1906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

中央立法权由议会行使,在议会成立以前,先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性机构。

并规定内阁行使行政权,法部行使司法权,从而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

1907年由弈匡等奏呈,经朝廷批准,公布了《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

依据此章程规定,设立责任内阁作为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

内阁成员统称为内务大臣,国务大臣会议为内阁最高权力机构,享有制定国家法律、制定议决国家预决算、制定外交条约等各项权利。

这种分权原则的规定是中国开始迈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清朝政治的输入功能得以增强,利益表达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传递资政院和资议局的设立,为新兴的知识分子、工商资产阶级以及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场所。

虽然资政院无独立的立法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设立以及资议局的设立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表达利益和愿望提供了场所。

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士绅占绝大多数。

张明园对当时全国21个省1643名议员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占1288人,占78.4%。

虽然资政院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权决议宪法,但资政院与行政大臣的地位是对等的,它具有质问行政部门的权力。

而且资政院也支持地方咨议局与地方督抚的斗争,以维护地方利益。

如:湖南咨议局反对巡抚杨文鼎办公债以增加财政收入案;广西咨议局为反对巡抚张鸣岐因财政支出售鸦片烟集体辞职案。

地方咨议局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代表地方势力与中央斗争。

如1910年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表现形式之一。

它的确立,打破了封建官吏和地方劣绅垄断把持的局面,使地方基层行政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向近代民主化发展。

经济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

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

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

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

《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

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

”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

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

仍令合籍共财。

"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

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

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

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

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

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

望速电复。

”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

"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

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

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

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

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

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

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

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

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

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

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

”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军事近代化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日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当中，曾经勇武善战的八旗军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协同战术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参战清兵与英军伤亡比竟然达到600比1，惨痛的现实迫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使是清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步枪的情况下仍然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军是混编各式古老火枪（甚至包括鸟铳、抬枪）与不同口径的近代步枪，没有几个单位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战斗一旦打响则后勤供应漏洞百出，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比比皆是。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更为直截了当：“除了数千由外国军官亲手训练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国官兵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00年前”。

清朝统治者恐慌之余终于明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来源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先进的军队制度才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

在反思日军胜利因素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日军“专以西法制胜”、“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拟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寒裘也”。

因此，清政府尝试逐渐引入西式军制与训练，开办西式军事学校，同时命令旧有军队改习洋操，聘请西方教官训练甚至管理军队，这些接受西式军事训练，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装备的清军被称为新式陆军。

其中，北洋的定武军和南洋的自强军在这方面开创了新河。

新学教育兴隆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

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

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

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

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