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问题

论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根源与对策

张家勇1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比较了我国城乡二元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状，接着剖

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义务教育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措施。

[关键词] 城义务教育；发展失衡；教育公平

A Survey of Reasons of and Measures to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by Zhang Jiayong

Abstract: First, this paper compares contemporary situa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and. Then it explores reasons why th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arises. At last, it presents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Key word: dualistic (rural& urban) compulsory educatio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equity of Education.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进了社会发展的中心，其实义务教育才真正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因为义务教育几乎涉及全社会所有公民，而高等教育只涉及少数社会精英，而且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义务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它面向全体公民的公平性，国家办好义务教育最终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益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最终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梁漱溟曾说过：“受教育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中的最残忍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发展的公平问题得到重视，但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增强了教育的内部活力和外部适应性，但是公平的状况和观念，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近十年来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伴随信息时代的来临城乡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十六大召开以来，“三农”问题进一步确立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农村发展发动机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重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城乡义务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已是势在必行。

一、城市和农村义务教育的现实比较

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城市相比差距大

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农村总人口为93383万人，占总人口的73.2％。可见我国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义务教育的重头戏依然在农村。1999年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在校生分别占全国的57.15%、66.98%，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6.42%、13.56%。[1]2001年，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在校

1张家勇（1972-），男，安徽金寨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1级博士生邮编：100875。

生分别占全国的48.53%、68.60%，而城市的分别为13.40%、16.55%。[2]但是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没有体现这一现实。1999年农村普通初中的教育经费是全国普通初中的53.72%，农村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普通小学的58.56%。[3]1999年全国初中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625.46元，其中城镇为811.69元，农村为485.82元，城镇与农村生均支出比为100.0:59.9；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8.72元，其中城镇为515.27，农村为310.58元，城镇与农村生均支出比为100.0:60.3。[4]2001年全国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39.63元，农村为508.58元；全国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414.78元，农村为345.77元。[5]

另外，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4年农村中学、小学公用经费占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百分比分别为8.08%、5.53%，而全国中学、小学的百分比分别为12.41%、7.51%。[6]1999年全国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76.97元，农村初中为44.15元，两者相差32.82元；全国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35.72元，农村小学生均为24.01元，两者相差11.71元。[7]另据对2036个县1999年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开支的统计，有1021个县生均小学公用经费支出不足10元，约占调查县的一半；有378个县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不足30元，约占调查县的18%。[8]

㈡农村居民义务教育负担比城市居民重

农村居民义务教育的负担主要有：集资办学、农村教育费附加、杂费。《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费附加，而大多数城镇居民没有这个责任。《教育法》也规定义务教育学校基建支出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仅有城镇居民1/3消费能力的农民群体对本属于政府行为的农村义务教育，担当起“大梁”作用。农村居民只能享受城镇居民60%左右的教育经费支持，又要支付60%左右的义务教育费用；而城市居民只支付13%。更离奇的是，1999年全国约有17%的农村教育费附加用于发展城镇义务教育。[9] 2000年，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缴纳的杂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依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数，显然比城市普通初中、小学的比例高。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的比例也高于全国平均数，同样可以断定比城市普通初中、小学的比例更高。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为187元，比1995年增长82.4%，其中主要是学杂费支出增长，学杂费支出5年间人均增加72元，占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的比重由66.6%提高到74.9%。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农村居民家庭和个人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城市居民家庭和个人的投入要多。

2000年全国普通初中、小学教育经费来源和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第368页有关表格整理，删去了预算内教育经费、社

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其他教育经费等几项。

㈢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比城市学校差

1991年我国中小学教学仪器设备配齐的比例是：城市中学为42.49%，小学为24.52%；农村中学分别为17.62%，农村小学为8.46%。城市人均拥有的图书数中学生为20.9本，小学生为7.6本，农村分别为3.6册，1.9册。[10]2000年，全国初中危房627.1万平方米，其中农村为472.6万平方米，占75.36%；全国小学危房面积为1466.0万平方米，其中农村为1201.2万平方米，占81.94%，城乡差距明显。[11]其他如，微机室、实验室、校园网、电化教育设施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显著。城市教育信息化步伐要远远快于农村，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差距带来的不平等将呈加速度增长，农村孩子在起点上就已注定了落后的命运。

㈣农村中小学的师资比城市学校差

从数量上看，城市教师超编，农村教师缺编。1993年我国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为：初中1：13.04，小学1：19.83；农村的分别为1：16.56，1：23.13。从师资学历层次上看，城市高于农村。2001年，城镇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0.94％，农村为20.25％；城镇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23.51％，农村为9.35％。[12]2003年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丁埠辅导区37名小学教师中，普通师范毕业生仅4人，占10.8%；专科毕业生3人，占8%；其余都是通过进修、函授、全员培训、民师转正等方式取得学历或获得国家教师资格的，占81.2%。从年龄结构上看，农村中小学教师老龄化严重。上述丁埠辅导区37名小学教师中，50岁以上的达到13人，占35%；30岁以下的仅2人；占5.4%；30-50岁之间的22人，占59.5%。[13]从代课教师的分布上看，农村远多于城市。下表显示，2002年全国代课教师分布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尤其是城乡小学之间差异显著。

2002年普通中小学代课教师城乡分布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第103页、第99页有关表格整理。

二、城市和农村义务教育差距产生的根源

我国城乡二元化义务教育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转型等因素综合交叉影响的结果。下面只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㈠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断裂造成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我国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管理登记条例》为我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奠定了基础，至今户口依然是农村人口心中的痛。我国工业的起步是以农业积累增长为启动国家工业的初始资本，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自1958-70年代末期，国家通过“剪刀差”积累资金总额按当

时价格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14]1983年“剪刀差”为400多亿，后来每年仍高达600-1000亿元。1978-1984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以农村为1，下同）由2.37：1降为1.71：1，但1992年又扩大到2.59：1（修正值为3.34：1）。[1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1997～2000年，由于市场疲软、结构调整、旱涝灾害等因素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下降4.3、0.3、0.5、1.7个百分点。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1995--2000年农村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净增675元，平均每年增加13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净增1997元，平均每年增加399元，城镇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的净增总额比农村居民高1.95倍，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到2000年扩大为2.79：1。[16]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分别为57.5%、67.7%，相差10.2个百分点；2001年分别为37.9、47.7，相差9.8个百分点。[17]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出现的断裂现象，部分是人为的结果。针对城市保护主义倾向以及“三农”问题严峻形势，李昌平（1994-1996年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向朱鎔基总理痛陈：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四处奔走大声疾呼要国家给农民国民待遇。社会冲突论发现，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很大影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复制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城乡巨大差距的存在必然导致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320页的表格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9月版。

㈡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投资和管理体制的弊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属于地方。”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教育法规及文献中又有新的补充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不难看出，城市的义务教育由全国税收负担，而农村则由农民负担，政策体现明显的对农村的歧视性。10多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形成了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学生杂费，农民教育集资和农村教育费附加为辅的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管理体制是谁办学谁负责，大致形成县、乡、村三级管理的格局。

现行体制把基础教育权限下放地方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导致教育经费不能足额落实和合理使用。出于政绩展示和“面子工程”等需要考虑，有限教育资源中的大部分被少数县城实验中小学或位于乡镇的中小学占用。现行体制的弊端还体现在县乡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过小。1998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7省（市）26个县的抽样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的总支出中，地级以上政府的教育支出（补助专款）只占12%，县级政府支出占9.8%，其余78.2%由乡一级政府和村负担。[18]2001年，我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

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63.2％；初中教育经费中，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小于60％，小学小于70％。而在1998年OECD国家初等、中等及中学后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平均比例已达到了90.9％。1995—1996年美国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97.6％来自政府投入。[19]

乡级财政是各级财政中财力最弱的一级，也是各地财力差距最显著的一级，主要由乡级财政负责义务教育的投资势必造成义务教育发展千差万别。近几年部分地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民教育集资被取消，同时没有充足的财政手段填补，义务教育的投入大量减少，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例如，2000年安徽省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收入为38.24亿元，比上一年减少1.86亿元，下降4.64%。[20]

㈢教育法规执行不力

我国自1985年起颁布了一系列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教育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等，但是教育法规是所有法律中最软性的，其执行的现实状况难尽人意：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得不到保证，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统筹等没有很好地用于教育，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按量发放，乡镇企业、私有企业雇用未成年工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辍学问题等得不到法律上的解决等等。各类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农村，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㈣“三农”问题累积的后果

我国县乡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至于许多县乡财政演变为“吃饭财政”。过量吃财政饭的人员吞噬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挤占了可利用的农村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李昌平认为当前的县乡政府规模缩小5倍没有任何问题，他80年代中期当乡书记，一个乡政府才10来个干部，现在100多人了。过去财税所才2-3人，现在分成了财政所、国税所、地税所，一般都有50多人，多的乡镇高达200-300人。法成了寻租的工具，管理就是为了收钱。县乡政府机构臃肿让农民背上了沉重负担，从而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李昌平算了一笔帐，认为每年农民负担至少为4200亿元。[21]

其次，农村县乡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腐败严重。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之相比很不相称。原因之一是不少政府部门弄虚作假腐败成风浪费了资源，有些甚至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官员们大吃大喝腐败不计成本，但是关涉实施义务教育需要的资金就缺斤少两。笔者90年代初参加某乡政府组织的“四清”工作队，一天共从农民那里收缴3000余元的税费，但当天开支近4000元。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四川省某县级市的国家行政性教育经费1995年和1999年的统计数字分别为5853.5万元、7150.6万元，其中农村教育费附加各占36.2%、17.4%，即1995年2119.1万元、1999年1243.0万元，而实际上是850万元、550万元，只有上报数字的40.1%和44.2%。[22]

三、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对策

㈠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和管理体制

首先，要推行“中央和省级政府负责投入，县级政府负责实施”的管理体制。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并要求“县市人民政府要真正担负起发展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强调农村义务教育要有二个转变：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到主要由政府负担；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政府将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三个确保：教职工工资、公用经费、中小学危房改造。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行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保工资、保运转、保危改”而不能“保发展”。笔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责任上移是大势所趋，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县级政府承担具体实施和管理的主要责任，把管理和投入责任适当分开。

实行新的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纵观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绝大多数是政府公共投资构成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源，不仅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在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来自政府的公共经费一般均占义务教育投资总额的85-90％左右，从而保证了义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均衡发展，为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平等的机会。从管理体制上看，大多数国家实行分级管理，通常由基层地方政府主管，但教育投入由各级政府共同负责、合理分担。如，美国义务教育由地方学区主管，但对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主要由州和地方学区共同分担。日本的初等义务教育由市町村主管，但公共投资由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财政分担。从义务教育发展史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在19世纪末都曾将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下放到基层地方政府。初等义务教育投资主体在美国曾是地方学区，在法国和德国曾是市镇，在日本曾是市町村。但是这种低重心的投资体制造成义务教育的普及陷入困境，后来各国都纷纷加大中央和高层次地方政府的投资责任，使政府投资主体重心上移。从财政角度看，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收入逐年增长。2001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15.5%上升到52.4%，而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47.4%下降到30.5%；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84.5%下降到47.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52.6%上升到69.5%。[23]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突出的财权和责任不对称的矛盾，中央财政有较大的空间增加义务教育支出。为配合新的管理体制，可以改革相应的税收体制，面向全国征收专项义务教育税，使城乡义务教育的投资体制一体化。1978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1.2%，2001年下降为17.1%，可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空间也是有的。[24]

其次，要加快人事管理改革，实行城乡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度。文革期间，我国农村教育曾经有一段虚假繁荣期。当时为了解决师资不足，迫不得已大量聘用学历低的民办教师。文革后20多年，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今非昔比。2001年我国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由1978年的8.9人上升到56.3人。[25]师范教育的

超常规发展为农村教育准备了较为充足的师资后备力量。即使在贫困地区，也存在大量胜任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后备人才。但是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走不出，进不去”的封闭性导致师资队伍成为一潭死水。一批年龄偏大、知识老化、教学观念滞后的教师队伍严重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必须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教师人力资源配置制度，使优秀的新生力量能够走进来，不符合要求的能够走出去。安徽省金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该县一方面是在职教师学历层次低、老龄化严重，另一方面是师范院校毕业生无处上岗。2002年该县有200余名师专毕业生参加县政府的公开招聘，其中60名进入县财政成为国家教师，其余的140多名待岗。金寨县师范学校每年也大约有中师毕业生100余人，幼儿教育毕业生80余人，1997年后没有1人走上讲台。应该说后备力量是十分充足的，但是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成为师资新陈代谢的瓶颈。[26]此外，要在城市和农村、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偏僻地区与内地之间建立定期教师轮岗制度，以平抑师资配置矛盾缩短城乡差距。

另外，要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世界各国对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一般都采取特别的财政支持制度：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贫困学生提供政府助学金、免费课本和学习用品、交通补助、午餐补助等等。200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从全国看，贫困地区因为家庭困难辍学的学生占辍学生总数的60%左右，而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减免学杂费的只有2%-3%。2002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6位，再以“穷国办大教育”来搪塞是不能容忍的。早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第26条就明确提出：“教育，至少初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免费的。”我国应该即刻从贫困地区入手，尽快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免费要具体落实在学生身上，不只要免学费，而且要免书本费、水电费、公务费、基本建设费等所谓杂费；对偏远地区，还应该尽可能提供免费午餐、交通补贴等。

最后，要实行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化，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协同发展。义务教育是公民素质的奠基教育，是法律赋予青少年儿童普遍享有的教育权利，是公共财，国家有义务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一位公民在受教育的起点上的公平、机会上的均等。公平的原则是“差异存在最终应有益于地位最低者”，公平意味着能力相当且意愿相同的人，都应有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的权利。我国义务教育城乡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结果。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义务教育主要责任，确定义务教育的各项指标，制定各项指标的最低标准，增加义务教育专项拨款予以保证，保障全体公民接受统一标准的义务教育，最大限度地缩小日益拉大的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制定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并不意味着要使城乡义务教育绝对均衡平等，而是要确立教育公平底线，保证农村孩子享受最起码的公平。

㈡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战略，弘扬农村教育的传统优势

首先，要清除歧视性的农村政策。我国工业化的起始阶段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发展起来的，现在我国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过去一些不利于农业、农民、农村的政策应该加以调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学校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只有很小的影响，而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却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农村社会真正发展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义务教育失衡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要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

活’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拓宽农民的增收门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活跃和繁荣农村经济。”[27]

其次，要精简县乡政府机构，建立乡村民主管理制度。对于精简县乡政府机构，新的政府领导人早有认识和决心。温家宝总理说过：“从根本上说，农村税费改革能不能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县乡机构改革。只有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税费改革成果。”[28]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此外，要弘扬农村教育的传统优势。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要谨防“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要注意保持和开发农村教育自身优势。农村中小学教师一贯有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他们的乡土亲情和人文关怀是农村孩子上进的重要激励因素。农村孩子肩负着家庭、家族、村庄（社区）的期望，满怀浓厚的家乡情，更具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斗志。农村教育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学校可以利用更为丰富的本土化资源，开发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地方课程等。

㈢依法治教，还教育法规应有的尊严

要使城乡义务教育平衡发展，严格执法、依法治教是必不可少的。各级人大要进一步做好教育立法工作，颁布适合国情的有利于农村教育发展的法令，让农村义务教育驰入快速、公平、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而言,我认为还应建立《学校标准法》、《学校财产保护法》、《学生身心健康保护法》、《教育经费法》、《教育行政法》、《义务教育税法》、《民办学校法》等等。各级政府要对现有的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做好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法律、法规的落实，切实解决教育投资、教师工资、学生辍学等突出问题。例如，通过立法，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可以实行办学主体的多样化，鼓励农村知识青年个人办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义务教育。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公办、私立学校一视同仁的教育督导和评价体制，以办学质量作为政府财政支持的依据。要加大执法和打击腐败力度，确保既有法规的畅通无阻，将反腐收益用来发展农村教育。此外，还可以通过立法发行农村教育福利彩票等。

㈣加速农村义务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是基础教育前进的方向，网络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把最先进的教育资源传到偏远的农村，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同步学习共同成长。网络图书馆、虚拟社区等的建立可以开阔农村孩子视野增长知识。正确处理教育信息化有利于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199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草案）》，要求城市初级中学最迟于2001学年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程；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初级中学，最迟于2003学年开始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其他地区的初级中学最迟于2005学年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最迟于2005年学年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其他地区的小学最迟于2010学年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后教育部又陆续出台一些关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文件：《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2000年11月）、《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2000年11月）、

《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2002）等等。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城乡中小学信息化教育至少相差4-5年。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快，知识的半衰期已经大为缩短，农村孩子会不会又输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要警惕不能让新的教育技术革命成为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分化的加速器，而应该充分抓住教育信息化的契机，早日实现农村学校“校校通”，让农村的孩子能享受到起点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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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笔者实地调查数据

[14]泽进.户籍冰山开始消融[J]，中国农村，2000（3）：44

[15]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22-23

[16]关锐捷.“重中之重”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必须警钟长鸣[J]，中国农村研究，2001（7）：

34-35

[1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320

[18]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01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R].北

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12

[19]2003年2月23日中国网公布《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

[20]农村费改税，教育咋应对[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1-3-12（4）

[21]李昌平.“三农”的困惑与出路[R]，2003年2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

印发的材料

[22]关锐捷.“重中之重”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必须警钟长鸣[J]，中国农村研究2001（7）：

35-36

[2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71-272

[2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65

[2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679

[26]笔者实地调查材料

[27]温家宝.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N]，北京：人民日报2003-02-08（2）

[28]温家宝.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N]，北京：人民日报2003-02-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