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
长沙窑开放分类：文物、瓷器、中国历代名窑目录• 一、长沙窑简况• 二、长沙窑的历史• 三、长沙窑瓷器的胎釉• 四、长沙窑瓷器的造型• 五、长沙窑瓷器的纹饰• 六、长沙窑瓷器的款识注释：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唐长沙窑白釉绿彩枕”一、长沙窑简况[编辑本段] 长沙窑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的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故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
唐代诗人刘言史咏茶诗云。
“湘瓷泛轻花”，《水经注》载：“铜官山土性宜陶”，杜甫途经铜官写下的《铜官渚守风》赞诗等文献记载和国内外大量考古出土文物考证，长沙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
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
这些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
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二、长沙窑的历史[编辑本段] 初唐（公元618一684年），瓷器大部分是开片青瓷和陶塑艺术品。
如十二生肖、镇墓兽、侍女、乐俑、胡人、骆驼、车马等。
盛唐（公元684—756年），以素釉青瓷为主，并开始出现彩瓷。
中唐（公元756一840年），在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烧成功的基础上，研制出釉下彩精堪瓷品，并以格言、警句与五言、六言句为内容的书法装饰瓷器，在陶瓷工艺中已形成新的形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晚唐（公元841—907年），造型趋向纤巧多变，装饰流行于花鸟画、印花、压花以及单形式的宣染画和彩釉画等特有风格。
五代，黄巢起义，外商横遭杀害，外销受阻，长沙窑产品大部分瓷化程度差，脱釉现象多，不如邢窑之细白和坚致，且湖南衡州地区的蒋家窑、瓦子墩窑及岳州洞庭湖一带，大量烧制类似越窑的青瓷制品，给长沙窑的国内市场带来了很大威胁，再加之长沙窑规模很大，原料、燃料日逐匮乏，迫使窑主们不得不改迁窑址或另谋生路，导致长沙窑晚期趋向衰落。
元末明初，长沙窑回光反照，继承和发扬了多色釉的传统技艺，特别是对铜绿釉、宝石蓝釉、桔黄釉的研究很有造诣，并创制了器型多变，釉似流霞、色彩鲜艳的琉璃制品。
跨文化视野下的长沙窑陶瓷设计
长沙窑与日本平安时代在工艺技术上也存在差异，长沙窑 采用氧化焰烧成和釉下彩装饰等技术，而日本平安时代则 采用还原焰烧成和釉上彩装饰等技术。
04
跨文化视野下长沙窑陶瓷 设计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保留传统长沙窑陶瓷特色
在设计中融入传统长沙窑的独特元素，如青花、釉下彩等，保持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
中西陶瓷文化的比较研究
陶瓷材质比较
长沙窑与西方陶瓷材质上存在明显差异，长沙窑以高岭土、瓷石等 为主要原料，而西方则以黏土、石英等为主要原料。
造型与装饰比较
长沙窑与西方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各有特色，长沙窑注重实用性和 审美性，造型多样，装饰丰富；而西方则更注重形式美和表现力。
烧成技术比较
长沙窑与西方陶瓷在烧成技术上也存在差异，长沙窑采用氧化焰烧成 ，而西方则采用还原焰烧成。
长沙窑陶瓷设计的艺术特色
造型美
长沙窑陶瓷的造型多样， 既有生活用品，也有艺术 陈设品，如花瓶、水盂等 。
装饰美
长沙窑陶瓷的装饰手法丰 富，包括釉下彩绘、釉上 彩釉、刻花、印花等，使 瓷器更加美观。
材料美
长沙窑陶瓷使用的是瓷土 ，质地细腻、纯净，烧成 后白度很高，给人以清新 的感觉。
长沙窑陶瓷设计与唐代文化的关系
跨文化视野下的长沙窑陶瓷 设计
2023-11-09
目录
• 跨文化视野下的长沙窑陶瓷设计概述 • 长沙窑陶瓷设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 • 跨文化视野下长沙窑陶瓷设计的比较研究 • 跨文化视野下长沙窑陶瓷设计的创新与发展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01
跨文化视野下的长沙窑陶 瓷设计概述
长沙窑陶瓷设计的背景与现状
数字化技术应用
利用数字化技术如3D打印、虚拟现实等，实现长沙窑陶瓷的 定制化、个性化设计。
唤醒黑石号——论长沙窑铜红釉瓷器的烧成技艺
唤醒黑石号——论长沙窑铜红釉瓷器的烧成技艺◆江文斌 江上舟（长沙）在我国制瓷史上，唐代长沙窑窑工在烧制铜绿釉产品时，偶然发现了铜绿釉可以烧制出铜红效果。
铜绿釉是以铜物质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烧成，产品为绿色。
如果烧制时出现了还原气氛，产品会呈现红色。
唐代长沙窑是以龙窑（柴窑）烧制产品，松枝的燃烧，尤其在天气潮湿、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龙窑内容易形成还原气氛，铜绿釉就烧出了铜红瓷器。
在长沙窑遗址发现的带有红色的瓷片中，有些长沙窑瓷器产品绿色边缘部分带有红色，也有些绿色中带有红色的斑点或者红色流纹，这些都是唐代长沙窑早期的铜红瓷器。
1998年“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中，有一个完整的长沙窑红釉执壶，通体玫瑰红，只有颈部一圈翠绿，可以证明唐代中期长沙窑窑工已有意识地烧制铜红瓷器了。
长沙窑是最早使用红釉装饰瓷器的窑口，这已是共识。
笔者研究和复烧唐代长沙窑铜红瓷器已近十年，凡长沙窑出土出水文物所呈现的各种铜红效果，笔者基本都烧制出来过。
通过三百多窑的创烧和对大量数据的分析，笔者总结出几点关于如何烧制铜红瓷器的拙见，请业内方家指正。
一、泥坯对铜红瓷器烧成的影响长沙窑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地面表层优质的制瓷原料已被开采得差不多了。
铜官本地制泥厂生产的泥料主要有三种：红陶泥、白陶泥、炻瓷泥。
铜红葫芦铜红茶具炻瓷泥主要用于制作餐具、咖啡具出口。
红陶泥主要用于制作大型器物或雕塑产品。
铜官陶瓷艺人大多使用白陶泥制作器皿。
白陶泥颗粒比较粗，瓷土含量比较少，成型后坯体相对比较厚，所以烧制时受热相对要多，以正常的还原气氛烧制很难烧制出铜红效果。
铜官本地泥料中除了含铁量比较高，氧化硅含量也高，属于“富氧化硅原料”。
由于氧化硅含量高，导致硅钙比例、硅铝比例都偏高，也就导致长沙窑铜红瓷器发色深沉、呈暗红色的产品比较多。
笔者也多次烧出这类产品。
所以，如果泥料的配比不适当，想要烧制出绝佳的铜红瓷器就很难。
二、釉料对铜红瓷器烧成的影响铜红的形成取决于釉料中的铜物质含量。
长沙窑烧瓷方法
长沙窑烧瓷方法1. 简介长沙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烧制瓷器的窑口，被誉为中国古代窑炉中的“七大名窑”之一。
长沙窑烧瓷方法以其独特的器型、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装饰风格而闻名于世。
在古代，长沙窑的瓷器远销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代表之一。
2. 窑炉结构长沙窑是一种典型的隧道窑，其窑炉结构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火腔：窑炉最底部，用于燃烧煤木，产生高温。
•炉室：位于火腔上方，用于放置瓷器作品。
炉室内设有炉门，方便投入和取出瓷器。
•回风道：连接火腔和炉室的通道，用于引导热气进入炉室，并将烟尘排出窑外。
•烟囱：位于回风道末端，用于排放烟尘。
•上罩：可移动的覆盖于炉室顶部的陶制结构，用于调节窑内的氧气流通。
3. 精密掌握燃烧过程长沙窑烧瓷方法对燃烧过程的掌握十分精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选材：燃烧过程所使用的燃料需要精选，一般选择煤木。
纯净的燃料可以避免瓷器表面产生不良的黑斑。
•燃烧控制：通过调节炉口的开度和上罩的高低，来控制窑内的氧气供应，从而控制燃烧的强度和温度分布。
•排烟：通过合理设置回风道和烟囱，将产生的烟尘排出窑外，以保持窑内的洁净。
4. 瓷器烧制工艺长沙窑烧瓷方法的瓷器烧制工艺严谨细致，步骤繁多。
下面是一个简要的流程：1.准备原料：包括粘土和各种釉料。
粘土要经过揉捏和过筛处理，釉料要进行配制和搅拌。
2.制作坯体：将粘土放入坯车或手工塑造成所需形状，待干燥后进行初烧，烧至坯体硬度适中。
3.涂釉：用刷子或浸泡的方式将釉料均匀地涂在坯体上，保证整体光滑均匀。
4.干燥：待涂釉的瓷器自然晾干，或者放入炉中低温干燥。
5.烧制：将干燥后的瓷器放入长沙窑炉室中，经过煤木燃烧产生的高温烧制。
6.出窑：烧制完成后，待炉内温度降至适宜温度，将瓷器从窑中取出并进行冷却。
5. 装饰风格长沙窑的装饰风格独特，主要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装饰方法：•刻花：在瓷器表面进行刻划，形成各种纹样和图案。
•彩绘：用不同的颜色绘画在瓷器上，以表现形象和图案。
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
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长沙铜官窑瓷器，是中国传统瓷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独特，器物造型精美，纹饰精细，独具一格，被誉为中国瓷器的瑰宝。
许多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都对长沙铜官窑瓷器情有独钟，为其赋予了无尽的美感和艺术价值。
在中国瓷器史上，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
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以瓷质洁白，胎体坚实，釉色透明为特点，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尤以唐代“唐三彩”瓷器和“垂叶瓣盖罐”为代表，成为长沙铜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之一。
唐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文化渗透到宋朝，宋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制作工艺更加完善，纹饰更加繁复，既保留了传统的风格，又融入了新的创意和元素，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
宋代长沙铜官窑瓷器以“刻纹丝线盖罐”和“三棱带柄壶”等器物为代表，造型别致，线条流畅，让人叹为观止。
元代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继承了宋代的传统技术，但更加注重釉色的变化和瓷器表面的装饰，使其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元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器物造型多样，纹饰多变，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
代表作品有“三彩纹盖罐”和“葵藕花口盖罐”等。
在明清两代，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明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注重形体的塑造和釉色的变化，造型简洁大方，釉色婉约明快。
明代长沙铜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有“红褐釉双耳瓶”和“粉地鸡缸杯”等。
清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则更加注重纹饰的装饰，形成了独特的清代风格，器物造型丰富多样，纹饰精致细腻，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长沙铜官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制作工艺，吸引了无数艺术家和瓷器爱好者的关注。
诗人们也不禁为长沙铜官窑瓷器赋予了诗意和情感。
下面是一首关于长沙铜官窑瓷器的诗：长沙铜官窑，灿烂如明月。
纵观瓷器史，名满天下久。
唐垂叶瓣盖罐，器晶莹剔透。
宋刻纹丝线盖罐，雅致流畅优。
元三彩纹盖罐，斑斓美不收。
明红褐釉双耳瓶，端庄丽如秋。
清粉地鸡缸杯，典雅之情柔。
长沙铜官窑，瓷艺绝伦求。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发言稿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发言稿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听众们：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为大家分享我对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的理解和观点。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作为中国瓷器的珍宝之一，不仅展示了我国瓷器制作的精湛工艺，也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通过今天的演讲，我希望能够向大家介绍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的特点、历史背景以及其在艺术与文化上的价值。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的特点。
这种瓷器形态端庄典雅，造型古朴大方。
青釉在整个罐体上均匀而细腻地覆盖，在光线下散发着淡淡的翠绿色。
褐蓝彩则以自然而细腻的纹样点缀于青釉之上，交相辉映，犹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
这种瓷器融合了青釉与褐蓝彩的工艺，使得它在视觉上具有了层次感和生动感，给人一种沉静而又华丽的美感。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的历史背景。
长沙窑是中国瓷器制作的重要窑口之一，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
在宋代，长沙窑以其卓越的技艺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于世。
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则是长沙窑在宋代后期的创作之一。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瓷器成为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也是宋代瓷器工艺的最高表达。
随着历史的变迁，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逐渐退出了主流的制瓷工艺阵营，但它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作为瓷器艺术的瑰宝，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既反映了当时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也体现了士人文化对美的追求。
在青釉褐蓝彩的营造下，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呈现出鲜明而富有变化的装饰效果，为后世瓷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对于我个人而言，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
它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瓷器制作的顶峰。
青釉褐蓝彩的运用，使得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在大众中树立了独特的形象，成为中国瓷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产品特点及历史文化价值
【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052Vol.191长沙窑是兴盛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商业性瓷窑。
中晚唐时期，伴随着长沙窑烧造工艺的成熟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外销瓷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沙窑的外销瓷器在器形、工艺、纹饰上都别具特色，自成一派。
以探讨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产品特色为出发点，能够加深学界对唐代陶瓷贸易发展情况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从而证明该时期长沙窑外销瓷器的历史文化价值。
1 长沙窑概况长沙窑的窑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区石渚湖、铜官一带。
初唐至中唐时期，长沙窑已经开始烧造瓷器，但技艺仍比较粗糙。
发展至晚唐和五代时期，长沙窑进入了兴盛期。
长沙窑瓷器之所以能够发展兴盛，一方面因晚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长沙窑所处的地理位置能够利用湘江的水运便利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再通过港口城市出口至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等地。
另一方面，长沙窑作为商业性瓷窑，产品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器物的装饰纹样自由随性，迎合了百姓的审美。
由于其销售对象主要是普通百姓，因此以低廉的价格参与市场竞争，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
①以“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为突破口，可以总结出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在器形、工艺、纹饰上的特点，同时也为研究唐代长沙窑瓷的外销情况提供实物证据。
②2 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产品特点2.1 器形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用途以实用为主，常见各类生活器具，碗、执壶、杯、水盂等器形较多，也可见熏炉、油灯等器形，除此之外，也有少量鸟形、狮形瓷器雕塑。
③“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的长沙窑外销瓷器以敞口弧腹碗的数量最多。
该类碗造型独特，敞口，弧腹，圈足，内底常用褐绿彩绘出各类纹饰，口沿有四个褐斑。
④长沙窑外销瓷器中的壶以模印贴花壶较为多见，另有盘口壶等器形。
执壶器形为撇口，束颈，鼓腹，平底，肩部有一八棱形流，在流的两侧各安有一系，且有条状凸起，模印贴花的椰枣纹、狮子纹等常饰于流与两系下，贴花上施褐斑。
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
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长沙窑是中国的古代窑址之一，西汉时期便有烧制陶器的手工业存在。
但直到唐代，长沙窑才正式开始烧制瓷器。
唐代是中国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茶酒文化也得到了极大推广和发展。
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唐代茶酒文化影响深远，茶和酒不仅仅是饮料，更体现着人们的社交活动、礼仪习惯和审美情趣。
唐代有“大观茶禁”和“贞观酒宴”两大盛会。
茶禁指的是皇帝将茶叶亲自煮制并供人品尝的盛会，酒宴则是皇帝礼遇宾客和官员的酒席。
这些盛会的举办，拉近了皇帝与百姓、官员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也使得茶和酒成为民间受欢迎的食饮，并促进了茶酒器皿制作技术的发展。
而长沙窑瓷在唐代的兴起，也大大促进了唐代茶酒文化的繁荣。
长沙瓷器烧制温度较高，表面光泽度优良，质地厚重，极具装饰性。
在唐代的茶酒文化中，长沙瓷器被广泛用于制作茶壶、酒杯、酒壶、酒盏等茶具和酒具。
它们的款式和制作工艺都极具特色，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兼备，成为唐代文人雅士追寻的陶瓷珍品。
长沙窑瓷器的款式丰富多样，有“球壶”、“竹筒壶”、“龙噪杯”、“大银锤”等。
其中，以“球壶”最为著名。
球壶是一种可以同时烹饪、冲泡茶叶和酒水的器具。
它的外形与现代的保温壶相似，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茶水或酒水的储存器，下部为烧煤的炉子。
茶水或酒水可以通过瓷管在上下部分流通，使用方便。
球壶的独特设计，增强了茶酒的香味和口感，让人们更能够品味到茶酒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球壶，长沙瓷器的另外一种特殊形式是“青铜光瓷器”。
它们是指用瓷泥制作的茶具和酒具，表面用一种特殊的釉料进行涂抹和改良，并在烧制过程中进行特殊的操作，使其表面产生一定的“青铜光”效果。
青铜光瓷器极具质感和审美价值，是唐代文化的一种瑰宝。
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的交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画卷。
茶酒器皿在唐代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茶酒文化增色添彩；而长沙瓷器的成就，则进一步推动了茶酒文化的发展，成为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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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 中世纪的绝唱——唐诗浸润中的长沙窑瓷器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是指古罗马至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前后跨度近1000年，即4世纪到14世纪。
这一段时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至元朝。
从陶瓷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非常重要时期，其主要的陶瓷品种都已形成和发展。
长沙窑瓷器是其中重要的瓷器品种。
纵览中国陶瓷的外销历史，长沙窑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
但长沙窑昙花一现的历史，使得它久久尘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
直到20世纪，随着世界考古的发展，长沙窑瓷器才开始漫漫揭开其面纱，尤其是海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陶瓷学界的关注。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
从文化情境和历史渊源看，长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名城，我们清晰的记得商代的青铜大器——四羊方尊就是出土于离长沙不远的湖南宁乡，战国时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西汉时期描绘天上、人间和地狱的“T”型帛画就是出土于长沙；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显学》和《说林》中提到的“象人百万”和“刻削之道”的木俑也是以湖南长沙等地为多。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于雄浑沉郁的楚文化背景之中的长沙，让我们能借屈原叩而问之的《天问》去做一次长沙窑瓷器在诗文情苑内的探寻和思考。
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
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
“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
“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
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
”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
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到：“湘瓷泛轻花”。
“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
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
“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泊舟于铜官，他在《铜官渚守风》中写到：“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
”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
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
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
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
历代文献记载中提到“长沙窑”鲜有所见。
除上面陆羽提到的外，摘其如下：黄矞在《瓷史》“李唐”中写到：“······定州花瓷、湘州花瓷、渤海紫瓷······”（湘州，南朝时辖长沙和湘阴等地）《瓷史》中继续写到：“······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则亦当时之珍品，故诗人咏之。
矞尝见杨息柯前丈藏有小圆盒三事，······制作古雅，底有‘乾元年制’四隶字，白地蓝花，绘潇湘风景。
乾元系肃宗年号，仅有二载，决非伪托，其即泛轻花之湘瓷。
然则瓷器之识年，不自宋始矣。
”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岳窑”中写到：“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
《茶经》谓又次于婺瓷，然青固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悉胜于寿州、洪州者。
”邵蛰民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写到：“岳州窑（湖南），唐代湖南岳州所造陶瓷，青色。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得出这些信息：长沙窑瓷器在唐代已经产生，而且成了诗人笔下的华章。
长沙窑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载体——“青则宜茶”。
长沙窑瓷器在当时的地位远远不及越窑和邢窑。
无论从文献的记载和时人的评价均可显示出来。
长沙窑瓷器的历史很短，文献中少有提到宋代以后的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瓷器的特征——青色和花瓷。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
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
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
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
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挤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
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
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
现摘录部分唐诗文如下：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韦承庆《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
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刘长卿（709—780）《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鸟飞平无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贾岛（779—843）《遇海联句》：“海鸟浮还没，山云断便连。
掉以波里月，船压水中天。
”白居易（772—846）《问刘十九》：“二月春醴酒”“千里人归去，心画一怀中。
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
”“一月三场战，曾无赏罚名。
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
”“自从君别后，常守旧时心。
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
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
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
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
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
”“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
主人有好宅，日日斗量金。
”“白玉非为宝，黄金我不须。
意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
”“借问船轻重，附信到扬州。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
鸟啼初柳上，人拜坟古前。
”“悬钓之鱼，悔不忍饥”“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
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
”“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
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
”“小水通大河，山高鸟夜多。
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通。
”“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
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
”“去去关山远，行行湖地深。
早去今日苦，多与尽师金。
”“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
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
”“终日如醉泥，看东不辩西。
”······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诗文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装饰内容，随着它的外销，也将这些诗文传到了海外，传遍了全国。
虽然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文器物远销到海外和国内其他地方的较少，这已从湖南省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大量题诗文中得到证实，但它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瓷器上用不同的书体书写的唐诗不仅展示了唐代书法的体式和情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唐诗在唐代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但令人不解的是，翻阅《唐诗集》，湖南籍的诗人甚少，因此，作为本土情境的诗文环境而影响长沙窑瓷器的装饰缺乏应有的根据。
也因此，唐诗在长沙窑瓷器上的普遍出现应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从诗文中我们读到的是隐隐伤情和无奈。
在这些诗文中，没有歌功颂德的贞观、开元盛世，也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有的是“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的贫寒，有的是“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的无奈，有的是“终日如醉泥，看东不辩西”的糊涂，有的是“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的慨叹，有的是“借问船轻重，附信到扬州”的离愁，有的是“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的孤寂，也有的是“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的期待，有的是“意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的志气等等。
在翻阅唐诗的过程中，似乎从一位湖南籍诗人和曾贬谪到湖南的几位诗人身上找到了一些注脚。
初唐诗人元结（719—772）为湖南籍诗人，在文学的创作上主张反对浮艳文风，而是提倡诗文“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
为此，他写了很多如《春陵行》和《贼退示官吏》等同情民间疾苦的诗文，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赏识。
曾在唐代中期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的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生活中比较接近民众，他的诗歌倾向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
永州（湖南零县）司马的柳宗元（773—819）在诗文的价值取向上也倾向于平民百姓之苦，正如苏东坡评价的那样：“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而诗文中提到的诗人刘长卿（709—780）也曾在被贬途中经过湖南长沙，且凭吊了西汉名人贾谊的故居。
他的诗文充满苦闷、哀怨和愁怀。
我想这些诗人的影响和价值趋向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作为日常和主要艺术形式的瓷器自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毫无防备的接受影响，这也就是我们读到的长沙窑诗文中这种与到过长沙的诗人似曾相识的印象。
尽管在这些诗文中，只有在少些文人版的《唐诗》中找到一些蓝本，而绝大多数都是在野民众根据文人的诗韵创作的。
这还是说明唐诗在民间的影响及群众基础。
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是中国较早输往国外的三大陶瓷品种。
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国内外输出，这一独特的陶瓷装饰形式也在第一时间传达了一种信息：唐诗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绪、责任和社会意识。
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在国内的十几个省份有发现，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广东省、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广西藏族自治区等。
扬州是长沙窑瓷器出口的大本营，而当时扬州乃世界上较富裕的城市，有“扬州雄富甲天下”之誉。
扬州也是诗人文苑的温床。
这一时期的大诗人大多光临过如此富裕的城市，李白有“烟花三月”的眷恋、杜牧有十年的“扬州美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