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再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摘要：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众生喧哗、富有生命力的晚清小说局面，并狭隘地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由“五四”提至晚清。

作者一面不断强调现代的多种可能性，一面却又将已经出现的多种文学类型视而不见。

作者在对“五四”文学发出责难时，没有站在真实的历史中做出客观的评述，因而存在诸多质疑。

当然这些质疑不是意味着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书中很多观点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讨论。

关键词：现代性；晚清小说；“五四”文学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最早用英文于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立即在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书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一时间也成为热议话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又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此书，王德威先生“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熟知。

时至今日，关于这本书的谈论，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争议，以及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研究，仍在学界中继续着。

在本书的导论中，王德威先生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点切入，提出了晚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是“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的”，此时“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1]1，再加上西方现代文明大摇大摆的进入国门，带来了种种“现代”的新方式，它们和“华夏本土的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

但是，作者认为由此产生的现代性的种种可能，最终都
成了“五四”精英文学“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了[1]10。

作者把这些被压抑的现代性直陈为三个方面：（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部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二）指“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三）泛指晚清、“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

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王德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经脉，在对晚清小说的分析研究中，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让晚清小说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向度。

《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致力于对晚清小说进行解读，“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他主张文学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指向19世纪末以来，一向有意或无意地被排除在文学正典以外的一脉中国小说。

对文学史的研究，他强调不同时段与不同文类间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的消长互动。

王德威透过被忽视的细节、裂缝与吊诡处游走在主流文学之外，努力营造“众声喧哗”的场面，丰富和充实我们过于单一的文学传统。

但是，对于书中的观点，笔者也产生了一些自己思考，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追问的一样，“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1]23我们也不禁要问，作者判定晚清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标准是什么呢？这在文中似乎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但在作者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导言中，作者就指出他认为晚清小说最引人注目、且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的部分，就是那些“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虽然他们没有得到“五四”精英文学的重视，但正是作
者眼中“被压抑”的现代性。

从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嗅到一些端倪，作者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有意识的引上了“新”、“奇”、“怪”的路子。

“别的不说，单就多少学说创作、书籍刊物，竞以‘新’字为标榜，即是一例。

”[1]24不论作品内容与思想如何，仅依靠题目中“新”字数量之多，就成为作者晚清小说现代性的佐证，我们不难见到作者对求新的重视程度。

不仅如此，作者在具体分析晚清小说四大说部时，也时时透露着他的“现代性标准”。

例如，作者眼中的科幻奇谭类小说“指的是晚清小说部的一种文类特征，其叙述动力来自演义稀奇怪异的物象与亦幻亦真的事件”，“书写那些难以置信和不切实际的事物”，晚清作家最为热衷的题材正是那些“科技狂想，乌托邦或恶托帮的历险，月届或太阳旅行，星际迷航，以及地心或海底探险等等。

”
[1]292这类小说，不仅题材、内容上“奇”，更是“暗示了晚清作者与读者如何迫切的地回顾或预演着国族的命运，或者思索着历史表象背后的道理”[2]，这样的暗示，不得不说又是一“奇”。

又如，王德威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将晚清谴责小说称为“中国牌的丑怪现（写）实主义”，认为晚清小说的多种现代可能性被“五四”做了一个“急促而窄化的收刹”，中国轮番上演了批判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却忽视了“丑怪写实主义”。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丝“丑怪”情节。

可是，凡是新的、奇的、怪的，就是现代的吗？这些新奇丑怪，在中国以前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并非没有，那晚清的新奇丑怪，又何以区
别于以前呢？更何况，一部分求新求怪之作，其文学价值实在是有待商榷。

如《新石头记》，除了利用宝玉与黛玉的情愫之外，与原著几乎没有半点关系，倒是重写的“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作者所说的“反而因此奇趣横生”。

此外，从文学史上看,“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文学语言革命，从而促进了新文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区别于晚清文学诸界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作者只从小说文本出发，并没有看到白话文作为表达现代人思想和经验的文学方式，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手里完成的。

第二，压抑与被压抑是一对概念，是互为前提而存在的。

作者在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命题之时，就已经预设了比较的基础——“五四”文学。

虽然作者“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无意贬义‘五四’文学”，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但是他的真正结论却是“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新划分，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1]24。

在他的论述中，晚清四大文类分别对应着“正宗”现代文学在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等四个方向的批判性思考，并且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形式试验，遗憾的是这种众声喧哗的方案被“五四”文学的革命话语给压抑了。

笔者以为，作者眼中的“五四”文学，只是真正的“五四”文学之一部。

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五四”文学中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呢：乡土小说诉说着浓浓的乡愁，湖畔诗人描绘着爱情的味道，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创造社异军突起，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讲究文学
的“全”与“美”；人文主义文学以古典主义的“节制”为美学追求，以人性作为核心与标准，还有“五四”文学中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郁达夫的《沉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等，这些都不是单一的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所可以囊括的。

作者一面不断强调现代的多种可能性，一面却又将眼前手边的已经出现的多种文学类型视而不见。

作者没有完全摆脱他所想打破的单一的思维方式，仅仅在实践的框架里兜圈子，只是以一种思维方式代替另一种思维方式，缺少一种时空结合的开阔视野，存在着诸多可以对话的空间。

第三，王德威先生在本书的导言中提到，“将晚清小说重新放回到历史语境之中”。

他的研究“是历史的，即将当代论述置于知识与文学的传统中考量，也必须是理性的，即探求文化动力、文学史与叙述理论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

如果真的依循作者所言，实行福柯“知识考古学”式的历史勘探，那么，当他向他口中充满了革命话语的“五四”文学发出责难时，他又为何不能站在真实的历史中做出客观的评述呢？
我们当然需要正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这样，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关照历史、理解历史的视角。

诚然，西方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带来了很多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事物、技术、观念，不仅仅促进了中国在工业上走向现代化，也不仅仅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促使人们学习西方文化，但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是带来了一个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中国。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国内的有志
之士觉醒了，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和资源实施救亡图存运动，其中也包括文人们用笔杆掀起的文学革命。

一时间，文以载道、感时忧国的作品数量确实增多，游戏、轻松的文字有所减少，但是作者以此在书中指责“五四”文学抹杀了现代性的多种可能，实在有些欠妥。

毕竟，在“国之将不存”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一些革命话语的作品，一方面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民族大义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身的属性使然，是文学对历史的最客观的记录和反应。

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候，不能避免的工作就是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历史本身[3]。

必须一提的是，对本书提出些许质疑，并不是意味着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书中很多观点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讨论。

作者确实挖掘出晚清小说中，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些特点，也确实向读者展示了“众声喧哗、多音复义”“嘉年华”似的晚清小说图画，使我们能站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的场景中，重新审视晚清复杂的文学状况。

不仅如此，王德威先生的理论是建立在卓有成效的文本细读工作之上，正如作者在文中写到的那样，“我所援引的六十多部作品，至少一半罕为中西学者所触及，甚至有未着一词者”，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每一位学者都应该学习的。

总而言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带给我们了极大的震撼，不管其中是否有着困惑、迷茫或是偏颇，这都是“一次精妙绝伦的冒险体验”。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志云.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
[3]龙胜燕.错位语境下的文化误认——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J].青年文学家,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