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五四新文化发生的原因和对后来的影响

了解五四新文化发生的原因和对后来的影响——文学院综合实践周选题报告中文152 陈溪贺子晨林思雯摘要：明确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理解，通过了解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以及作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实质，由此进一步探索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五四运动的起因，影响以及实质。

基于对以上信息的概述与思考，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基于青年的诉求，留下最重要的影响是青年发声的先驱典范”的结论。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理解二．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一）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二）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三）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文化的反思三．对五四运动的了解（一）五四运动的起因（二）五四运动的实质—知识分子的表达（三）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文化的反思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青年的诉求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理解现今学术界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作为上个世纪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事实上，这一概念包含了两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二者互有关联，相互影响。

1915年9月，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版为《新青年》，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从狭义上来说，是指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从广义上来说，则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运动之后扩展到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新文化运动（1915），五四运动（1919）和以后CCP建党（1921）建军（1927）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线索，是不能割裂来看待的。

因此，要讨论五四运动，就必须先谈论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为了更加容易的了解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我们从它开启的标识入手思考——《新青年》。

陈独秀开办《新青年》，这自然不是陈独秀一时兴起。

作为近代中国的早期留学生，除了胡适留学美国以外，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近代中国早期留学日本，他们在留学日美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国人在制度，经济，思想和军事上的不足，在了解了西方启蒙运动这段历史后认为欲要救国必先改变国人之思想，由此产生出了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驱者。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者，为新文化运动建立起了一批坚实的领导阶层。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国自信逐渐衰落，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和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优势。

为了挽救这一局面，国人开始踏上了西学东渐的道路。

以进化论为主的自然科学，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形势，以君主立宪为典型的政治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逐渐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人们开始摒弃一成不变的儒学思想，崇尚自然科学，寻求真理，在中西结合的不断探索中谋求自身的富强发展，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下了有利的基础。

除了国外西方文化的流入，中国变革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一个言论、思想都相对自由的空间，近代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可以畅谈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在这种环境下，新文化的开始为民国扫清了守旧的封建复古思想，而民国建立也为新文化发展提供的一个有力的政治条件。

当然，新文化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领导者正确带领，还需要广大同胞认同和接受，而科举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正是为一批新知识阶层逐渐接受新文化启蒙思想提供了前提。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新的知识阶层不断兴起，他们更能接受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他们对近代中国国情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认识，正是这样一批广大的新知识阶层形成了新文化的受众群体。

（二）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在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后世评说也好坏参半。

正面来说，新文化对近代中国可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大方面来讲，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奇了一场解放中国思想的潮流，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谋求发展打通了思想上的屏障，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思想条件。

就小处说，新文化所提出的民主科学思想与传统封建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在宣扬和传播新文化思想的同时，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以封建主义思想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遭到了彻底的冲击和批判，自然科学思想被弘扬，国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和解放。

同时，新文化为后期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思想准备，也为中国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拯救国家变革社会义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在文化发展上，白话文的提倡和普及为现当代文化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最有力的载体。

当然，新文化运动同样存在着他的局限性。

在文化上，新文化过度强调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完全否认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文学，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具有很强的片面性。

其次，新文化运动只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普吉岛人民群众当中，也没有提出正式的反帝国主义目标，这导致新文化的思想浪潮只传播和影响到有限范围的人群当中。

而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局限性。

（三）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文化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特点，表面上看不过是提倡白话文，如果仅仅这般，和以前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没有了根本分别，新文化运动的要害，甚至也不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身上，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生都是人中龙凤，但是凭借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让这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是这些先生，有些恐怕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观念复杂的哲学内涵。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作用，是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思路，一个引导，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一直接纳的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

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不在于“立”，而在于“破”，实践固然已经证明，中国走老路是行不通的，但是，儒家的价值观仍然在国民心中占统治地位，即使是青年学生，虽然隐约怀疑儒家的价值观，但是也难以公开质疑，同时也没有一套价值体系来取代它。

直到陈独秀等先生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们系统地用各种形式质疑或者批判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最有名的莫过于鲁迅先生，他的“吃人说”质疑“仁义道德”，他用“阿Q”“孔乙己”这些人物形象拷问国民性；钱玄同先生以”疑古玄同“闻名，疑古从根子上质疑儒家“复古”的可能性；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是从形式而内容的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从维新运动到此时，时间不过20年，实际上并不长久，但是已经从康有为借孔子之名的窠臼里挣脱出来了。

新文化运动，这种质疑传统质疑当局（当局可是主张尊儒的北洋政府，何况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一贯反北洋政府）的观念，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认同。

三．对五四运动的了解（一）五四运动的起因而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因此两者能够兴起的原因及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但同时我们需要清楚认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个性质、内容、历史作用乃至形式不同的运动。

于思想文化方面，1971年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号召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是在社会主义的号召下，是在列宁的号召下发生的。

而在群众基础方面，两者也是不同的。

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壮大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阶级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

由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过俄国革命熏陶，具有初步共产思想的知识分子。

（二）五四运动的实质—知识分子的表达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一群迷茫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其实并不很在意表达什么，关键在于，要发泄出来。

青年人是这个世界最不稳定的群体，借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力比多分泌最为旺盛的时期，而所有的文化中，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此的压抑最为严重，所以为了发泄这种被压抑的、过剩的力比多，必须给青年一个“出口”，让青年以各种方式把力比多转化成对权力、对社会资源、对女人、对学术、对思想、对所有可以找到的表达和发泄的途径的痴迷。

而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那个点上，中国这群欲望严重压抑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上升渠道堵塞，找不到掌握社会资源的途径的时候，向那些掌握社会资源和上升渠道的“老人”，表达其“先进思想”，争夺“话语权”，发泄“力比多”的一个方式。

（三）五四运动的影响—民族思想的共识五四运动是不是有“民粹”或者“暴民政治”的成分，必须要表示，那是存在的。

五四是因为民族主义思想而发轫的，秦晖先生指出，新文化运动越发展，民族主义的救亡思想逐渐压倒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这也不难理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民族主义狂飙猛进之时，何况这还是世界范围内的思潮，何况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哲学内涵之丰富，也不是一时能够理解，既没有感情基础，传统上又没有文化基因，再加上本身又精微复杂，启蒙思想原本就只适合和平时期慢慢讨论，一时之间肯定没有民族主义思想吸引力强。

既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那么五四带有民粹色彩也是不足为奇了，而五四的暴力色彩，是存在的，而且是令人遗憾的，五四有些学生领袖行为令人不齿，这也毋庸讳言。

但是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第一，群体事件的产生暴力冲突，非常平凡，甚至说，不产生暴力冲突反而很奇怪。

当年巴黎市区多次筑起街垒，几乎可成一景，比起这种级别的冲突，五四并不算突出；第二，并不能因此否定五四的进步意义。

五四运动的爆发，体现了中国知识阶层民族主义的爆发，更是知识阶层自觉意识的体现，他们对于国家这个概念的认同，已经彻底脱离了前现代观念，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民族国家”观念了——这个观念的形成，即使再从宽，也不过30年。

经济学上有一个观念叫做“common knowledge”，意思是，仅仅是个体普遍认同某个观念是没有用的，还必须让这些个体普遍意识到，群体中的所有个体分享着这样的观念，这样，博弈才能形成——用群体而言，这个群体才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否则，沟通的成本将是很大的。

因此，五四是一个大广播，告诉全国的知识阶级，我们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判，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

民族主义只是热情，它能团结人，却不能指导实践，这原本是启蒙思想的任务，但是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知识阶层的使命感让他们觉得应该肩负起为国民指路的责任，从而知识阶级开始更自觉地寻找救国的药方，尤其是更具体的，更可操作的药方，解决“国家该往何处去”的元问题。

这时苏俄刚刚兴起，马克思主义方兴未艾，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李大钊等人开始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事实上，纳粹的主张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市场，蒋介石就曾经对法西斯表达过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