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知人论世与丹纳艺术三因素说比较研究

学校代码10530 学号

分类号密级

硕士学位论文

孟子“知人论世”与丹纳“三因素说”

的比较研究

学位申请人三号仿宋

指导教师三号仿宋

学院名称三号仿宋

学科专业三号仿宋

研究方向三号仿宋

年月日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encius’s “ZhiRenLunShi” and Taine’s “Three Factors”

Candidate小四号Times New Roman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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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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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密论文按学校规定处理。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导师签名：日期：年月日

摘要

知人论世最早由孟子提出，本是一种修身尚友之道，经过后人不断的阐发，在时代流变中逐渐演化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主流观念之一，影响至今，长盛不衰。丹纳三因素说是通过对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考察，来解释艺术产生及本质的理论，成为盛极一时的社会学批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依照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文学研究的外部、内部之分，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都属于外部研究的范畴，两者之间有着很多契合之处，不仅都高度重视文学外部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忽视内部研究，在它们所注重的外部研究内部又有着共同强调的因素，如时代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与此同时，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也是很明显的，知人论世的核心在于“知人”，而三因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客观决定论；同时，在知人论世的演变中，读者的地位是忽隐忽现的在场，而在三因素说中读者是彻底的缺席。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根植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模式，有着各自的流变传统，造成两者的理论品性也迥然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各自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寿命。比较诗学新近的发展渐渐告别以往的平行比较的弊端，注重在比较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倡导理论和作品的融合，不同文化的融合。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不仅有着各自的价值维度，也有着在新形势下焕发活力的巨大潜力。摒弃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走向总体研究，将研究的基点根植于文本的自身，注重文学的审美属性也许是让我们看到它们价值和发挥它们潜力的一条途径。

关键词：知人论世；丹纳；三因素说；比较诗学

Abstract

“ZhiRenLunShi” w as first proposed by Mencius, which it is a kind of the values on self-cultivation and friendship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Then it is explained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Finall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concepts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wadays.Taine put forward the “three factors” that race,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three factor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the art. And his theory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ev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in sociological criticism.According to the literary theorist Wellek,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s divided into external and internal parts. “ZhiRenLunShi” and Taine’s “Three factors” both are extern al study and similar. That is to say, on the one hand, they both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xternal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both ignore the internal study. What’s more, their external studies focus on the same factor, such as the impact of age on the literature. Besid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also very obvious. The key of “ZhiRenLunShi” is “ZhiRen”, while Taine’s “three factors”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objective decision theory. Further, the reader’s presence flickering exists in “ZhiRenLunShi”, while the readers are completely absent in Taine’s “three factors”.“ZhiRenLunShi” and Taine’s “three factors”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modes of thinking, which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al rheology. And those result in the distinct characters and their own values and https://www.360docs.net/doc/501753948.html,parative Poetics recently bid farewell to the parallel study and pay attention to culture. And it also advoca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work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In Comparative Poeti cs, “ZhiRenLunShi” and “three factors” not only have their own value dimensions, but also have great potential vitality now. Abandon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 and promoting overall studies, considering the text itself as the essence,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aesthetic properties may play their potential role.

Keywords:ZhiRenLunShi; Taine; “Three Factors”; Comparative Poetics

目录

绪论 (1)

第1章“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的提出及内涵 (1)

1.1 “知人论世”的提出及其内涵 (1)

1.2 “三因素说”的提出及其内涵 (4)

第2章“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相似与相异 (7)

2.1 “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相似之处 (7)

2.1.1 重外轻内 (7)

2.1.2 外中存同 (8)

2.2 “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相异之处 (10)

2.2.1 主体地位迥异 (10)

2.2.2 理论品性不一 (13)

第3章比较诗学视域下“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反思 (16)

3.1 反拨重外轻内，走向总体研究 (17)

3.2 注重文本建构，关注审美属性 (19)

结语 (21)

参考文献 (22)

致谢 (25)

绪论

知人论世是最早由孟子提出的文艺思想，之后遂成中国古典诗学的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运用这种方法来评判文艺现象，如果说文艺思想的大家族按照影响力来看有主流、次流之分的话，那么知人论世不仅是主流，而且是绝对主流，甚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骨子里，成为潜意识的东西，人们下意识地就在运用。20世纪以来（甚至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古典诗学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问题，不管是借助马克思主义，还是其它各种理论话语，妄图“明哲保身”是不可能了，那么知人论世作为历史悠久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中国诗学思想如何借助西方现代理论，取长补短，丰富自身就显得意义非凡。迄今为止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宏观层面的研究已经很多，然而，专注于知人论世这个命题的研究却研究很少。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兴起于西方的丹纳①三因素说②与知人论世之间不管是在方法层面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有着许多契合之处，这就为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目前学界关于知人论世的研究状况如下：

研究专著方面：笔者以知人论世为“书名”在读秀检索，尚未发现以知人论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著。然而，知人论世在中国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孟子，不管是一些文学批评词典还是一些教材，甚至一些研究专著都绕不过知人论世，或者作为小节，或是专辟一章都会做专门介绍。更何况，知人论世作为大思想家孟子的最著名的文艺思想，在很多研究孟子思想的论著中也是可以经常看到知人论世的身影。如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周振甫的散文集《文论漫笔》、郭英德的专著《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彭立勋与曾祖荫所著《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刘明今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以及陶东风所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等等都有专门章

①据笔者了解丹纳在中国的翻译有两种，一种为“丹纳”，另一种为“泰纳”，笔者依据傅雷所译《艺术哲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一书，本文全部沿用“丹纳”译法，引用内容若出现名字，则以译文为准，“泰纳”不再变更成“丹纳”。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在提到“丹纳”

是刘象愚等人译为“泰纳”，特此说明，后文不再赘述。

②丹纳的艺术三因素说，据笔者所知国内译法不一，至少有以下5种：有“三元素”说（见孙珍《浅析丹纳的

“三元素”说》，载《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4期；有“三要素”说（见周均平《论泰纳美学的基本原理或轴心概念——三要素说》，载《临沂师专学报》，1991年02期）；有“三动因”说（见刘松燕《泰纳的文学发展三动因说述评》，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3期）；有“三决定”说（见谷丹硕士论文《论丹纳对茅盾早期文艺观的影响》，湘潭大学，季水河指导，2002年）；有“三因素”说（见杜智芳《分离的圣者：丹纳及其美学思想》，河南大学，张云鹏指导，2003年）。笔者在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中见刘象愚等人翻译为“三文学因素说”（此书第109页），根据丹纳的思想内容可以得知种族、环境、和时代作为文艺动因理解可能更为贴切，因为“因素”内涵有动态的，历史性的逻辑关系，而其他几种译法无法很好传达此层意思，并且如“三要素”说等会让人产生歧义，对丹纳的理解进入误区。

节介绍知人论世。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或是将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或鉴赏的方法，或是在接受美学或者阐释学的视域中来焕发知人论世的现代活力，在很大意义上都充分肯定了知人论世理论价值。

学位论文方面：笔者以“文史哲”和“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为目录，分别以“题名”、“关键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搜索知人论世发现博士论文0篇，硕士论文3篇。邵华的《徐复观思想史诠释方法述论》（杨春梅指导，2011年）一文第二章第4小节以知人论世为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徐复观的知人论世之道展开了研究，认为徐复观对知人论世的阐释提供了一条从社会视角的外缘取向去了解古人思想的有效途径。许醴的《论孟子的人生论美学观》（朱志荣指导，2008年）一文在第三章第二小节从主体审美修养角度阐释了知人论世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人文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理论是对主体审美修养的一种期待。王菲的《知人论世法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运用》（温欣荣指导，2011年）主要把知人论世看作一种教学方法，认为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虽然本意在于“尚友”，但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理解文章的方法，为读解古诗词提供了一把钥匙。另外，笔者注意到另外几篇学位论文中也不同程度对知人论世展开一定研究。李凯的博士论文《孟子的诠释思想》（颜炳罡指导，2008年）一文将知人论世看作孟子的重要诠释思想，并对知人论世这一命题进行了阐析。李凯的硕士论文《孟子的诠释理论与实践——以孟子引论<诗>、<书>为例》（颜炳罡指导，2005年）中同样也有知人论世的段落，鉴于跟其博士论文大体一样，恕不赘述。张意的《孟子接受思想再审视》（钟仕伦指导，2004年）一文认为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是一种交往活动论式的接受理论命题。

期刊文章方面：笔者以“文史哲”和“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为目录，分别以“题名”、“关键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搜索知人论世，发现期刊文章142篇。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篇。胡跃生《知人论世辩》（《曲靖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林继中《知人论世的文学史模式》（《天府新论》，2001年05期）、林继中《知人论世模式之流变》（《文学前沿》，2001年01期）、王文龙《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欣赏》（《名作欣赏》，1998年02期）、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3期）、吕艺《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02期》、彭启福《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江海学刊》，2010年06期）、马银琴《孟子诗学思想二题》（《文学遗产》，2008年04期）、李凯《试论徐复观对孟子诠释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船山学刊》，2008年01期）、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河北学刊》，2011年01期）等等，由于文章数目众多，恕不一一列出。

综合上述，对知人论世的研究状况，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知人论世的本体论研究。如胡跃生的《知人论世辩》等；2、知人论世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如

王文龙的《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欣赏》、王静忠《知人论世与文本解读》以及诸多的将知人论世当作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或者教学方法、阅读方法的研究。3、知人论世的实践运用。其实这一点谈不上对知人论世的研究，不过是将知人论世付诸于研究实践。如谢伟《从知人论世看潘岳的人品及文品》等。4、知人论世作为诗学理论的研究。如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这一研究多是将知人论世与现代阐释学等其它学科对接融合，来寻求理论研究的心得突破口。

目前学界关于丹纳以及其三因素说的研究状况如下：

研究专著方面：笔者以“丹纳”/“泰纳”为“书名”在读秀检索，发现研究丹纳的专著1本《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丹纳的<艺术哲学>》（郑海瑶、陈引驰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且此书是作为“名著导读”的名目面世的，不管是对丹纳还是他的《艺术哲学》都谈不上深入透彻的研究，仅能作为入门参考的工具书。

有学者调查认为，国外理论界对丹纳的思想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看法①。

一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7－1918)。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说：“泰纳坚决地抱持着这个信念：‘人们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的变化。’……但是泰纳正如斯达尔夫人和他的其他前驱者一样，仍然坚持着唯心史观”

②。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同意丹纳所言要了解一国或民族的文艺史，就必须联系该国居民的生活境况的各种变化，但又反对丹纳的唯心史观，因为在他看来丹纳的结论是“人们的心理是由他们的境况所决定，而他们的境况又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③，这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二是美国的勒内·韦勒克(1903－1995)和奥斯汀·沃伦。二人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丹纳的理论是“以环境、生物性和社会因素的结合来解释人类创作活动”

④的理论。两人虽不否定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并不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并且在书中二人对丹纳的三因素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泰纳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限三文学因素学说实际上只是引导人们对环境作专门的研究。种族是一个未知的固定因子，泰纳对它没有作严谨、详确的剖析。它往往被简单地设想为‘国民性’，或英、法两国所称的‘精神’。时代则可以化入环境的观念之中。所谓某一不同时代，其意思不过是指某一不同背景。然而，只有我们试图去突破环境这一术语时，才出现对文学作品分析的实际问题。”⑤二人一直宣称文学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理由和目的，试图利用外部“环境”来决定文学的途径是行

①张恩科：《<艺术哲学>研究补白》，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②[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8-50

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0页。

④[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

不通的，他们对丹纳的质疑和否定是站在他们自身的文学性立场上来说的，在将丹纳的三因素说的内部矛盾关系简单归结到“环境”这一背景的同时，两人认为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那也是文学语言上和文学传统上的背景。鉴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对文学单单作文政治的附庸的反感，他们这种看法在我国至少改革开放至今影响深远。

三是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二人从丹纳的研究方法的角度对丹纳的三因素说提出质疑，他们将丹纳看作极端的实证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丹纳认为“必须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个人心理的表现，而个人又是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和时期的表现。人的所有成就都可以参照这些原因得到解释。……文学考证必须把解释文本与这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本文作者加注）的因果关系当作自己的目的。这样，依照泰纳的看法，它就变成一门科学的历史……这种极端的科学乐观主义现在似乎是过时了。”①二人在肯定丹纳代表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盛极一时的文学研究和主张的同时，也对由此引起的纯粹实证主义考证式研究提出不满，二人认为这种局限在作品的事实性原因或起源的实证式研究把关注点放在作家生平、作家意图以及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对文本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这种方式回避了文学的价值和特性之类的核心问题，把文学和历史文献混为了一谈。

学位论文方面：笔者以“文史哲”和“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为目录，分别以“题名”、“关键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搜索“丹纳”/“泰纳”，发现1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曾莹的博士论文《傅雷文艺批评研究》（杨扬指导，2009年）一文整个第二章以“傅雷对‘三因素’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为题，对傅雷在文艺批评中对丹纳的三因素说的接受和变通等作出了研究，作者认为傅雷对丹纳三因素说的接受遵循“历史”和“科学”两个向度，大体接受，灵活变通。杜智芳的硕士论文《分离的圣者：丹纳及其美学思想》（张云鹏指导，2003年）一文中把三因素说作为丹纳的艺术批评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甚至把三因素说提升到黑格尔的理念层次来认识。谷丹的硕士论文《论丹纳对茅盾早期文艺观的影响》（季水河指导，2002年）一文将丹纳的三因素说和中国最早的三因素说接受者茅盾联系起来做了影响研究，认为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直接影响了茅盾早期的文艺观。另外，笔者也发现，蔡欢江的博士论文《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文学史书写》（王元骧指导，2006年）一文中在谈到文学发展动力的时候也将丹纳作为“环境决定论”者略有提及。笔者以“文史哲”和“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为目录，分别以“题名”、“关键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搜索“三要素”/“三因素”发现与丹纳有关学位论文的0篇。

①[英]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包华富等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

期刊论文方面：笔者以“文史哲”和“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为目录，分别以“题名”、“关键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搜索“丹纳”/“泰纳”，发现与丹纳有关的期刊文章54篇，其中“丹纳”48篇、泰纳16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张恩科《<艺术哲学>研究补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李学智《丹纳<艺术哲学>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04期）刘翘、启华《丹纳的<艺术哲学>再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04期），高翔《丹纳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05期），蔡稹《丹纳及其三元素说》（《陕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02期），杜智芳《丹纳美学理论新解》（《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0期），杜智芳《个性灵魂与理性旗帜的悖论——丹纳艺术本质特征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苏小芸《丹纳美学思想解读》（《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03期），景新《丹纳文艺美学思想管窥》（《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01期），刘淮南《对丹纳艺术价值论的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05期），许俊《傅雷与丹纳<艺术哲学>》（《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9年05期），林岗《关于文学与社会的断想》（《文艺争鸣》2004年04期），杜书瀛《关于艺术哲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张恩科《精神生活的原始地层——丹纳<艺术哲学>研究》（《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04期），赵婷《论丹纳<艺术哲学>的“三要素”》（《文学教育》（中），2011年06期），袁义江、彭作刚《论丹纳的美学思想以及实证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董蕴菡《论泰纳的<艺术哲学>》（《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2期），陈文忠《论泰纳的艺术哲学》（《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4期），刘松燕《泰纳的文学发展三动因说述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3期），傅其三《论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湘潭大学学报》（语言文学论集），1986年S2期），黄力之《评丹纳的“特征”说》（《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01期），周海挺《评丹纳的艺术批评标准》（《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孙珍《浅析丹纳的“三要素”说》（《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4期），周均平《论泰纳美学的基本原理或轴心概念——三要素说》（《临沂师专学报》，1991年02期），周均平《泰纳的文艺本质论》（《齐鲁学刊》，1991年06期），周均平《泰纳的文艺典型观略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4期），周均平《泰纳的文艺批评论》（《东岳论丛》，1997年01期），周均平《泰纳美学方法论二题》（《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6），周均平《泰纳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局限和影响》（《求是学刊》，1989年05期），温潘亚《种族?环境?时代——论泰纳的文学史观之一》（《盐城师专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1997年02期），温潘亚《种族?环境?时代——论泰纳的文学史观之二》（《盐城师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03期）等等，另有其它一些文章由于主题给丹纳三因素说关系不大，本文不再标明。

综合以上对丹纳及其三因素说的研究可以发现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1、关于丹纳的专题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研究专著十分欠缺，学文论文也屈指可数，目前所见唯有周均平有多篇关于丹纳的研究文章，杜智芳也有不下于3篇的研究文章；2、关于三因素说的研究博而不专，所谓“博”是相对对丹纳的研究来说的，因为专业论文也不过50篇左右，所谓“专”是指基本上停留在对“三因素”说的表面阐释上，而没有像茅盾、傅雷、普列汉诺夫、韦勒克等人一样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或者纵深开掘，相反比较多的是沿用“三因素”说来分析文艺现象。

根据对知人论世以及对丹纳及其三因素说的研究状况的调查可以发现，将两者作为比较对象来研究的文章尚未出现，处于空白状态。从比较研究这一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将知人论世与国外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还是有的，比如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就将知人论世纳入接受美学视野进行研究，另外也有将知人论世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现象；那么将丹纳与中国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的例子还不多见，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各种方式调查也不过发现10篇可以中西结合的迹象。徐亚玲《丹纳的“时代精神”与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载《六盘水市饭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2期）、卢爱华《丹纳的“时代精神”与中国的“文以载道”——读丹纳<艺术哲学>的感想》（载《艺术百家》，2005年01期）、李国春《理解的动态性与阐释的无限性——孟子诗学再解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01期）、葛长伟《茅盾与丹纳》（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张丛林《孟子知人论世索解》（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05期）、付建舟《泰纳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05期）、林继中《文学是运动形式索解》（载《江海学刊》，1999年04期）、丁亚平《新文学批评意识和批评模式的引进与重构——论茅盾对丹纳的接受》（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04期）、谷丹《略论丹纳对茅盾早期文艺观的影响》（载《湘潭大学学报》（研究生论丛），2000年S2期）、张颂南《泰纳艺术理论和茅盾小说的美学个性》（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03期）。在这10篇文章中，丹纳与茅盾的关系研究比较突出，预计国内研究傅雷，研究茅盾的提及丹纳的也不在少数，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论。其中徐亚玲和卢爱华的文章可谓是旗帜鲜明地将丹纳与中国诗学的概念作出了比较研究，从方法论上对本文有借鉴意义。而李国春的《理解的动态性与阐释的无限性——孟子诗学再解析》，张丛林《孟子知人论世索解》，付建舟《泰纳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林继中《文学是运动形式索解》等4篇文章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地位将丹纳三因素说和知人论世作比较研究提供了

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意义，同时，李国春和张丛林的文章也为国内将丹纳三因素说和中国知人论世的比较研究开了先河。

通过详尽的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意义究也渐渐浮出水面。首先，本文将知人论世与丹纳三要素说作比较研究基本上是填补空白之作，不仅将中国古典的诗学理论与西方近代的文艺理论的展开了比较，为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转型做出贡献，同时，也将丰富国内丹纳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综述所言，丹纳研究在中国尚显薄弱）。其次，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陷入只有比较而没有建构的窠臼，本文将在方法论上突破这一瓶颈，在比较中寻求融合，寻求发展，尤其是站在中国传统是诗学话语的基础上，通过比较融合借鉴西方优秀理论成果才是目的。再次，通过知人论世与丹纳三因素说的比较，本文力图对知人论世以及丹纳的三因素说产生新的认识，为各自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研究的理论资源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古典诗学的丰厚理论资源，知人论世最早由孟子提出，之后渐成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命题，不断的发展演化，那么在中国古典诗学丰厚的理论背景中，研究知人论世甚至研究孟子、徐复观等人对知人论世的阐释运用的成果等都将是本文可以利用的重要理论资源。第二，国内外研究丹纳及其三因素说的成果，甚至包括丹纳国内译者傅雷的研究成果等也是本文可以参考的理论资源。第三，比较文学学科将为本文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本文在研究方法将主要运用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60年代，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虽然自80年代才进入自觉，但追溯历史的话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中，王国维、钱钟书、刘小枫、曹顺庆等都做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另外张隆溪、刘若愚、叶维廉等也建树颇丰，西方的佛克马、厄尔·迈纳等也成就非凡，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比较诗学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研究实践上看都已走向成熟，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几位丰富的借鉴和依托。本文将在传统比较诗学的基础上，紧扣比较诗学的最新发展也就是“跨文化”诗学的理论背景来展开研究。注重在文化背景中将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也注重在总体文化的视野下寻求两者的融通，最终为两者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重建做出贡献。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也坚持中西结合，坚持古今结合，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坚持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

第1章“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的提出及内涵

1.1 “知人论世”的提出及其内涵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尚友”之道，若“友”天下之善士还不满足，就要“尚友”古人。但对于古人仅仅“颂其诗，读其书”是不够的，还要“知其人”，“论其世”才能达到“尚友”的目的。但后人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一句阐发出了孟子的文艺思想，认为在孟子眼里文艺作品与作者，作者与时代，文艺与时代等之间有着某种关系，遂之知人论世便被总结成了孟子的文艺思想。中国古人一向微言大义，后之崇古者更是在“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来回奔忙，于是知人论世便得到公认成为孟子的独创文艺思想，或往前追溯其渊源，或横向阐发其内涵便成了诸多学者的分内之事了。当然，知人论世便被分成“知人”和“论世”，那么核心就又变成了何为“人”和何为“世”。

清代章学诚云：“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论古必先舍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而。”②章学诚从“文德”这一角度来说要知人论世，不知其“世”，不知其“身处”就不可“妄论”，那么“人”到底是指什么？章学诚没说，但是“世”被他化成“身处”，“身处”就是“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的所在，由此我认为章学诚实际上理解的知人论世是一种评价标准，他更多地从道德上来要求人们要知人论世再论古人之“文辞”。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世”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提出“世”与“文辞”是什么关系。他表面上将“世”与“身处”分开来说，实际上两者都是一回事。“世”是宏观的，“身处”是微观的“世”，就其对“身处”的理解“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等可见他所谓“身处”（也即微观的“世”）应该为身世。对于这种“身世”的荣辱浮沉之缘由，他也没有说。那么，可以总结这样说，章学诚认为知人论世是一种评价标准，要了解作者的身世处境，设身处地才能公平地理解评价作品。

相反，清代吴淇对孟子的知人论世却给出了明确的解读。他云：“世字见于文有二义：纵言之，曰世运，积时而成古；横言之，曰世界，积人而成天下。故天下

①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页。

者，我之世，其世者，古人之天下也。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愿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颂其诗，当尚论其人。然论其人，必先论其世者，何也？……人必与世相关也。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盖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①吴淇看来“人必于世相关”，所以，要先了解古人的“天下”，继而才能了解古人。吴淇的解读暴露出他对作者和作品两者关系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古人所说“文如其人”，那么，其人受“天下”、“世运”所限制，其文也定会有所反映。“天下”在吴淇这里指“世界”，“积人而成天下”，可理解为社会。“世运”是纵向时间指向“积时而成”，可理解为时代。由此，总结吴淇所谓知人论世便是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才能了解作者其人，作者和作品都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吴淇所谓知人论世也意味着要求读者将作品看作“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②来研读。

南宋朱熹则认为知人论世当作如下解读：“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③朱熹最大的特点是将知人论世之“人”解释成“为人”，朱熹一反古代“文如其人”之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将“世”解释为“当世形迹”未免显得拘谨。

南宋张栻认为：“夫世有先后，理无古今，古人远矣，而言行见于诗书，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何益乎？颂诗读书，必将尚论其世，而后古人之心，可得而明也。”④张栻对知人论世的理解呈现两个要点，其一，“言行见于诗书”，实际上仍是“文如其人”，将作品和作者混为一体；其二，知人论世是为了“后古人之心”，也就是说将知人论世的目标从孟子的“尚友”提升到了富有超越性的“会心”。

明代郝敬认为：“论世知人，即诗书所言，神游古人之地，较量体验，如亲承謦欬，冥识其丰采，而洞悉其底里者。”⑤此处郝敬强调对作者的特殊历史情境要设身处地去了解方能领会作者的意思。大体上给张栻所强调的同样都是目的为“后古人之心”。

以上是古人对知人论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解读，不管其侧重点如何，其不同的诠释实际上已经成为知人论世的命意之一，那么今人对知人论世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徐复观认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气质，二为①[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

15-16页。

②黄俊杰：《从儒家经典诠释史观点论解经者的“历史性”及其相关问题》，见《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

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第356页。

③[南宋]朱熹注：《孟子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④[南宋]张栻：《孟子说》，见[清]于敏中等辑：《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卷五，台北：世界书局，1986年，

第493-494。

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深浅，三为其时代背景，四为其生平遭遇。此四大因素对各思想家的影响力，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相互影响，不可做孤立的单纯的判定。”①徐复观从事思想史研究也注重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他将人物的气质、学识深浅及继承作为“知人”，将人物的“时代背景”、“生平遭遇”作为“论世”是极富洞见的，首先，将知人论世从文艺批评的方法拓展到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就是一种突破；其次，对“其人”、“其世”的理解也极富科学性和历史性，坚持联系的观点认为“其人”和“其世”是相互影响，不可孤立，坚持辩证的观点认为“其人”和“其世”影响力有大小，不可一概而论。这种看法极富现代气息，对知人论世的阐发已经相当成熟。

朱自清称：“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②。其实，纵观《孟子》一书，朱自清的看法也稍显片面，对孟子的思想我们也要知人论世地看待，不能将其某些话孤立起来而忽视孟子的整体思想背景，由是，知人论世既是一种修身尚友之道，也是一种说诗之法，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尚友古人，就要通过颂读古人之书，而要从古人之书中获得教益，就要正确理解书之精神实质，单单就诗论诗是不够的，还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身世、思想感情及其所处具体环境和时代背景。

陶东风所编的《文学理论基本原理》认为知人论世是一种尊重客观的批评方法，其本身就渗透着一种历史的观点。正是因为其内涵的丰富性才使得能对中国古代文论及文学史研究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才使得其能够逐渐发展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传统，为历代文家所遵循，所推崇。③王国维也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④可见，造诣颇深，融通古今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知人论世也是推崇备至。

知人论世由于其历史悠久，命意流变自是自然。然而知人论世也并非横空出世，独领风骚之命题。实际上更多的人是因为孟子的“以意逆志”才注意到知人论世，并多将两者结合起来一并研究。如吕艺八十年代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便是如此。更有学者将知人论世的渊源往前追溯。李春青在文中说“正是在‘诗言志’这一中国文学阐释学古老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文化诗学最早的表述，这就是著名的‘知人论世’之说”⑤。作者站在阐释学的理论脉络上，将知人论世与“诗言志”的“阐释性话语”结合了起来。

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

②朱自清：《诗言志辨》，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5年，第24页。

③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原理》（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④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见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吴无忌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第402页。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知人论世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是一种修身尚友之道，经过后人不断的阐发，在时代流变中，知人论世渐渐演化成一种文艺理论，孟子有首先发明这一概念之功，也有少许文艺思想夹杂其中，但作为一种系统体系的文艺理论则是后人智慧的结晶，这种体系要求在面对文艺现象的时候要联系作者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社会状况等诸多因素，也要联系作者其人的生平、为人等诸多因素。鉴于孔孟之人微言大义，后人虽多有阐发却终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则知人论世的命意不可轻易采用规范性的话语一一道明，只能通过一些事实性的活动来知其一二，而其本身则“可道一二，不可尽道”。如刘明今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中对知人论世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在他看来，知人论世自孟子提出以来，作为批评方法的真正展开应从汉代开始，由于先秦两汉文学批评本身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只是因须论人、论世才开始涉及文学。汉魏六朝的经学家、史学家，唐宋的“作家论”、“诗史说”、“编年”、“本事”等，明清的“性灵派”、“经世派”等都自觉地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进行研究。郭英德认为知人论世的现代转型有三种不同形态，1、作家主体批评方法，以王国维和李长之为代表；2、历史考证方法，以胡适和陈寅恪为代表；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以茅盾为代表。

①都通过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了“知人论世”的丰富内涵。

1.2 “三因素说”的提出及其内涵

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是法国著名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在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领域，影响极大。其主要著作有《拉封丹及其寓言》（1854）、《英国文学史》（1864-1869）、《评论集》（1858）、《评论续集》（1865）、《评论后集》（1894）、《艺术哲学》（1865-1869）。法国文学理论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曾给丹纳极高的评价“自他（丹纳，笔者注）以后，无论是文学史家还是文艺批评家，都再也不敢（当然不能说个个如此）无视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对文学活动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分量。”②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因素说，即种族、环境和时代，之后又在其《艺术哲学》中结合艺术实践进行了进一步阐明。整体来说三因素说是丹纳对文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也是其自身理论的最突出亮点。

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丹纳指出，种族就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们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③同时他也指出这些天生的、遗传的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在丹纳

①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3期，第18-24页。

②[法]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③[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谓的种族应该包括人的天性也即身体、气质，也包括种族结构。后者从他所举得例子中可以看出。阿利安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散步在恒河到赫布里底地带，经历各种气候环境，各种文明阶段以及三十个世纪的变革，然而却在文学、哲学中仍表现出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也就是他所说的“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①。

环境首先是种族所生存期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并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②在环境这里，他强调有两重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比如气候因素对于居住在不同地区的种族的重要影响，他甚至断言日耳曼民族和希腊民族之间的深刻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环境。同时，他也没有忽视诸如“国家政策”、“社会种种情况”等，他把环境的作用归结为“外力”或“外部”作用，认为它“似乎包罗一切……给予人类事物以规范”③。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丹纳又说：“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④在这里丹纳又将“时代精神”也纳入环境的指称范围，一方面扩大了其环境因素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将他三因素中的环境因素和时代因素的内涵混在了一起，暗含着内在的矛盾。无怪乎高翔在总结丹纳的文艺思想的时候，将丹纳的环境因素洋洋洒洒列了4条“种族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时代环境”等⑤并融合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以及《艺术哲学》中的观点分别进行了阐释，比如“文化环境”一说并非丹纳提出，但是作者却认为丹纳理论大量涉及，应为其环境内涵的一部分。

时代在丹纳看来是“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⑥。因为他把种族的作用视为内力，把环境的作用视为外力，内、外力共同的作用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比如高乃依时代的法国文学和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文学，前者影响了后者。在丹纳看来，存在一个传统成果对后来成果的影响，存在一个“支配观念”的影响。⑦

丹纳的三因素说并非横空出世，也是有着其理论渊源的。傅雷在《艺术哲学》

①[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第227页。

②[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第227页。

③[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第229页。

④[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⑤高翔：《丹纳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05期，第125-132页。

⑥[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第229页。

⑦关于传统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有《影响的焦虑》一书，在丹纳这里至少笔者看来丹纳是肯定这种影响的，

而哈罗德·布鲁姆则更进一步提出如何在传统的巨大影响下创新的问题，所以可以认为丹纳的“影响”是肯

序言中提到，丹纳深受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哲学上丹纳服膺德国的黑格尔和法国的孔提亚克。①纵观丹纳一生，可以发现影响到丹纳的还远不止傅雷提及的这3人。丹纳崇拜斯宾诺莎式的思辨哲学，受孔德、穆勒等人实证主义哲学和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地理学派影响，将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相结合，他继承维柯、斯达尔夫人、圣伯夫所开创的社会批评传统等等。最终以“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奠定了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形态。

若撇开三因素说之于文艺产生、文艺的本质等价值，单单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看的话，它应该属于社会学批评的范畴。社会学批评的开创目前可以追溯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维柯将诗放置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中去考察，开创了将文学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则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考察了自然环境如地理、气候等，宗教、社会习俗和法律等对文学的影响，标志着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自觉。那么，丹纳三因素说对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贡献就是一方面扩大了影响文学的要素的范围，尤其是对环境的界定上也融入了文化因素，并且认为种族、环境、时代之间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另一方面，丹纳为社会学批评带来了科学主义的作风。当然，文学社会学批评并非到丹纳这里就已经成熟，毕竟丹纳的理论还是有缺陷的，傅雷在《艺术生活》译者序中说丹纳“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忽略了或是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②。事实上，丹纳的不足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后得到了极大弥补。总之，在文学社会学批评的理论脉络中，丹纳的地位不容抹煞，其三因素说的理论依然有其合理之处。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译者序，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第2章“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相似与相异

2.1 “知人论世”与“三因素说”的相似之处

2.1.1 重外轻内

重外轻内是知人论世与丹纳三因素说的相似之一。两种批评方法都倾向于从文学本身之外的诸多因素解释文学现象，甚至将其作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

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明确地划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所谓外部研究是侧重文学与社会、时代、历史等的关系，其理论脉络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模仿说”和“再现说”，自浪漫主义文论兴起后，作家的地位的到强调，但是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也依然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不仅包括作家研究、文学心理学研究、文学社会学研究，也包括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其他研究。而他们所谓内部研究则是指对文学自身的诸因素的研究，比如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学、意象、象征、隐喻等形式因素，突出了文学作品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在因素。在书中两人宣称“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①，而这种理由和目的绝不是仅仅从与文学本身无关的东西中获得的。

知人论世自孟子提出以来遂成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要知人、要论世才能把握作品。章学诚强调要了解作者的身世处境，设身处地；吴淇强调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将作品看作历史条件的产物，朱熹则要求要研究作者生平事迹。即便到了近代，徐复观还坚持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成因在于本人气质，在于时代背景，在于生平遭遇，在于学问传承等，虽然他并没有忽视几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终究没有以文本为核心，而是从外部的因素出发来探究作品价值。最极端的表现是我国古代以知人论世之思想而发明的“编年”、“考据”之法。如清末大儒郑玄所编《诗谱》企图为每篇诗都找到时代和作者。潘树广所编《中国文学史料学》记载，宋人所撰年谱约有85种，其中文学家的年谱就有43种。可见知人论世在文学研究中的分量。

20世纪以来，知人论世之批评之风仍不见衰减，王国维的《屈子文学精神》（1906）就从南北地域区别来探求文学风貌的成因，他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学分南北两派，屈原可算是南北学派的复合。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对屈原的创作与其所处的环境关系作了考察，尤其留意社会制度与哲学、伦理、政治等因素对诗人创作的影响。李长之以《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为代表的作家传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