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民

事

诉

讼

法

结

业

论

文

姓名：王俊会

班级：2009级1班

学号：M200974272

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摘要：

法院调解制度是在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后四十年民事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对于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曾被赋予诸多赞誉的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缺陷，极大限制了当事人的行使处分权，同时也制约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解决纠纷的功能，造成我国民事诉讼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讨，发掘其制度价值和固有的功能，克服其缺陷和消极作用，并逐步规范化、法制化，以期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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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性质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行为。法院调解有二层含义：其一是说，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等调解相比，又称为诉讼中的调解，而后者则属于诉讼外的调解。两者的区别是：首先主持调解的主体不同，法院调解的主体是法院的审判人员，诉讼外的调解则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行政机关主持。其次，调解所处的阶段不同，法院调解的发生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诉讼外的调解则发生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最后，调解达成协议的效力不同，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经送达后效力等同于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得就此调解的争议再次提起诉讼。诉讼外的调解达成的协议则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是“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方案，认为调解既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审判制度，又是当事人处分诉讼权利的诉讼制度，是审判权与处分权的结合。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理由有：一是，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诉，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二是，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院调解是“在两者意志（指主持的审判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

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法院调解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手段，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当事人的合意；二是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其中当事人的合意因与诉讼中的处分原则相契合，因而使合意从实质上讲具有正当性；而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则使这种合意能以诉讼的外观有效地发挥出与法院判决一般的解决纠纷的功能，这一点取决于法院在合意中的能动作用。只有确定法院调解是审判权与处分权的结合，才能全面把握法院调解的性质。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

众所周知，民事调解制度从我国建国起便开始确立，是民事司法制度中特有的、行之有效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活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一直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而备受赞许。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一大部分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是法院普遍运用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民事调解制度的一些弊端在其适用过程中也不断显现，例如其职能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调解中的妥协让步与制度所追求的平等、权利之间的矛盾，以及调解程序中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不可取的部分等。简单的否定未免草率，法院调解本身蕴含许多可以被积极利用的功能和价值，不能因为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因噎废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诉讼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法院调解在当前中国的司法运行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达成合意，从而使不平衡的具体法律关系得到矫正，其良好的作用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扮演着其他诉讼方式无可取代的角色。

三、法院调解制度的缺陷

1、法官权力过大。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人员一般都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主持调解的法官同时具有调解与裁判的双重权力。在这种职权或者说心理压力之下，自愿性调解就常常演变为在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以至于调解功能过度膨胀,而审判功能相对萎缩。至此，调解虽然只是审判权的一种运行方式，但却严重阻碍了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审判权作用于调解，也会影响当事人形成自由合意，造成当事人对调解的无视，认为最后还是得“审判”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许多法官更愿意把更多精力放到规劝当事人进行调解上来。法官偏爱调解的原因不言而喻：调解比判决更加符合法官的切身利益。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大部分地区的案件承办法官的职务升降、工资待遇等都与其错案率直接挂钩，导致法官在审理案

件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错判而产生的风险和压力。为了逃避这种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可能就漠视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某些法官可能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对当事人进行诱导甚至威胁，只有在不得已时才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法律规定，极大地缩小了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使当事人和人民法院花费与判决同等的诉讼成本，才能进行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主要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当事人自愿对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妥协，并且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分清是非就不必要了。只有在以调解作为惟一结案方式的条件下，才格外强调为达成调解结案的目标，一定要分清是非而牺牲当事人自愿原则。所以，当事人虽然可以达成公正的协议，并心悦诚服地自觉履行，但是，既然是非分得很清，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小，原则上法院应判决结案，调解的适用范围就大大缩小，所以，调解不能过分地追求客观真实，在法律真实的要求下，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可出现在调解中的机会更多。

3、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同时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诉讼成本支出。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协商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②意思表示真实；③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有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其次，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有权利却没有保护到。为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同时，另一方也很难有相应反悔的机会，显现了立法上的不平等。

最后，由于调解书送达前可以随意反悔，削弱了法院调解效率价值体现，损害了当事人选择法院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增加人民法院诉讼成本的支出，引发了当事人诉累。

4、调解案件的不能上诉以及检察机关的不能抗诉，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防范具有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为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由于调解过程中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程序难以启动。另外，最高法院界定了对于民事调解书不能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从而使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也无法运作。

5、由于没有民事诉讼调解担保制度，案外人在法院调解中提供担保变得无法可依。

①调解担保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过程中，主持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为一方当事人作担保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从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②调解担保实质上属于债的担保，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债的担保又有所不同，调解担保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债的担保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调解担保除有当事人、担保人参加外，还有人民法院参与。第二，调解担保是发生在人民法院调解案件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执行程序中，更不是发生在非诉讼程序中。第三，包括调解担保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必须按期全部履行调解协议规定的义务，到期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的，享有债权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③调解担保中担保人范围、担保人资格，担保人参加诉讼的方式，退出诉讼的方式在民诉法中都没有具体规定，因而审判人员在实践中遇到诉讼调解阶段案外人提供了担保而无法可依，束手无策。

四、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1、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弱化法官作用

完全保障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调解法官应处于公正、中立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仅可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帮助。在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经合意达成协议后，签署该协议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认可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此外,笔者认为, 如果调解不成功，参与先前调解过程的法官或者法院工作人员，不应该再参与此后该案的审理，这样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因为先前的调解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案件事实的审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案件并不一定完全查清。调解的承办法官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在他还没有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已经与当事人有了一定的接触，可能已经影响了他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造成先入为主或者偏见。如果继续让其参与案件的审理，特别是在调解不成的时候作出判决，则无法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至少在程序上会给人产生不公正的印象。所以，从事案件庭前调解工作的法官不应该再拥有对该案件的审判权。

2、规范调解制度的程序，明确法院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法律对法院调解程序的启动没有具体的规定，实践中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很大。笔者认为，调解程序的启动除了法律有强制规定的之外，调解应开始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解，或者是法官综合考虑后认为条件成熟时，建议当事人接受调解，但这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审判过程中只要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就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可以借鉴美国法院的经验，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地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标准，如诉讼标的额在1000元以上的，当事人达成共识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调解或判决的方式；诉讼请求价值在1000元以下的，可以直接由调解结案。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当事人均申请法院调解则无可厚非，如果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法官应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只有获得其同意才可以启动调解程序。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没有规定哪些案件不能运用调解，而审判实践中具体案件千差万别，有些案件性质决定了其不应当进行调解。例如双方当事人矛盾激烈，无法心平气和面对面协调。而且，法律规定的应当进行调解的案件范围太过狭窄，对于某些案件事实争议不大，或者双方当事人优劣势不明显，或者弱势群体需要得到帮助的案件，例如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扶养、探视案件，涉及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案件，相邻关系的案件都应当规定必须进行庭前调解，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优势，达到各方面共赢。

3、改革调解协议生效及履行方式，明确当事人对生效方式及生效时间的选择权。

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捺印，形成笔录即生效，与判决有同等效力。笔者认为，制作调解书的案件也应改变过去必须要最后一方签收调解书才为生效的做法。最后一方若迟迟不签收必将导致其他方利益的损害，因此应该规定一定期限，在此期限内没有合理理由不签收调解书的，即视为默认调解书有效。此外，在调解协议中设置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加重履行条款，对于不按时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规定比依法判决更加严重的后果。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置如同一般合同中设定的违约条款。笔者认为这个方法较为可行，对于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调解协议的一方，应该强制其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赔偿相应损失；或者之前所有调解费用由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调解协议的一方承担，迫使其自觉自愿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刑法中规定的“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调解书，因为调解书与判决书、裁定书等一样都属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院文书，其法律效力应该是一致的，不履行义务不应该规定不同的后果，由此调解结果也可以更好地受到刑事法律的保护。同时当事人选择调解协议生效方式及生效时间的选择权也应扩大，比如可以设置在当事人履行义务时调解协议生效等方式，以彻底解决当事人逃避履行调解协议规定的义务等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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