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经学的守旧与开新
宋初的道统论研究———兼论宋初之尊孟
宋初的道统论研究———兼论宋初之尊孟赵瑞军【摘要】北宋是儒家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
国内外关于北宋道统论的研究也有充份积淀。
但已往研究大多关注北宋中后期儒学勃兴阶段的道统论，对于北宋初年道统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因而，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这一阶段的道统论，以及由其引发的尊孟情况，进行专门研究。
【关键词】宋初；道统论；孟子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３６－０６作者简介：赵瑞军，山东海阳人，（济南２５００１３）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博士后，潍坊学院讲师。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①宋代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宋代，作为唐宋尊孟思潮的重要内容、孟子升格运动的主线之一、并且是与唐宋古文运动密切关联的儒家道统论得以成立。
然而，宋初作为唐宋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延承阶段，学界的关注却不够。
一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及期刊论文中涉及到，并没有深入、系统性的成果。
二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文献资料较多的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对道统的论述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三先生等虽生于宋初，其学术成就主要产生于真宗与仁宗的北宋中前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宋初学者。
三是大多数学者仅关注宋代中后期孟子授号、封爵、升经等官方尊孟情况，对宋初由道统论而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并没有充份关注。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这一阶段儒家道统论，及由其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展开专门研究。
一、宋初学者对道统谱系之论述清代赵翼说：“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
”②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
”③中唐时期，韩愈为振兴儒学，排斥佛道，解决当时社会弊端，提出了道统论。
宋代教育的经验讲解
宋代教育的经验摘要: 宋建立于五代十国后，中国当时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军事战乱和四分五裂，使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伦理纲常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迫切需要重整纲纪伦常，保证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发展经济文化，而宋代统治者更把教育作为治国的重点。
宋代教育兴盛既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也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原因。
宋代教育的发达，表现在太学教育制度空前完备、科举防弊制度日臻严密、书院教育兴旺发达、家庭教育日趋普遍等各个方面。
本文探讨了宋代的三次兴学，结合宋代的教育体系以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学，从而总结了宋代的教育经验,以期为今天的教育及社会的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宋代教育，教育体系，理学，教育经验1 宋代教育的概况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 夺取天下，深知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藩镇、武将不服命令，恣意妄为。
为此，采取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措施，削夺武将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采取重文抑武的方针，也是为了防止悍将权臣的产生。
宋太祖于戎马倥偬之际提出：“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
”目的是用封建伦理道德约束武将，抑制他们的野心膨胀。
同时大力提拔文人授以重职，渐渐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1.1 三次兴学宋王朝对科举取士的特别重视，而学校教育相对衰落。
科举考试与兴学育才的矛盾突出，甚至成为调整社会矛盾、改革政治经济贫弱状态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开始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企图以兴学来培育人才从而把科举与学校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1.1.1 庆历兴学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在范仲俺的主持下，北宋开始第一次兴学运动。
庆历兴学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州县立学。
仁宗曾下诏令诸路府州军都应建立学校，应科举者须在学三百日，才准予参与考试，即必须接受一定实践的学校教育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二是改革科举考试。
规定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并通经术；罢帖经、墨义。
儒学史话：王安石颁三经新义
儒学史话：王安石颁三经新义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完成了对儒家经典《诗》、《书》、《周官》经义的重新训释并颁布大下，即有名的《三经新义》。
王安石乃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进士出身。
他早年历任地方官吏，后入朝为参政知事。
末神宗时，两次为宰相，积极变法，推行新政。
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
其著作有《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字说》、《道德经注》、《洪范传》、《答曾子国书》等，大都散佚。
后人编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从北宋庆历三年(1043)到嘉祐五年(1060)间，王安石在州县做了十几年地方官吏，广泛地了解了各地的风俗人情，多方面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当时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深有体会，立志进行变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入朝为相，实行变法，推行新政。
王安石变法，以什么作为理论工具呢?当时，由于思想界意见分歧，各说其是，烦琐的传统经注已经难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故不能作为变法的理论武器。
同时，为了替新法的全面推行网罗人才，也要求对经义有一个统一的解释，作为科举取士的新标准。
现实的需要促使王安石颁布《三经新义》。
熙宁五年(1072)，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
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重新解释《诗》、《书》、《周官》等书。
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
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
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宋初经学的守旧与开新
宋初經學的守舊與開新2014-08-12 11:07:23 《廣東社會科學》章權才一、宋初的政治統一與重建統治思想的客觀要求公元960年，趙匡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陳橋兵變，後周被推翻。
一個嶄新的統一的朝代隨之而起，是為宋。
趙匡胤建宋，政治局面重歸統一。
但是，必須指出，這個統一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大局限性。
宋太祖、宋太宗兩兄弟雖然經過連年征戰，統一了大江南北，恢復了漢唐疆域的大部分，但在四周，卻仍然是一片戰亂。
在西部，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在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大遼；在新疆有高昌；在青藏有吐蕃；在雲南有大理等等。
這些周邊的地方政權，跟趙宋政權攻伐作對，使其從一開始就陷入動蕩不安之中。
趙匡胤黃袍加身後，以史為鑒，把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問題擺在壓倒一切的位置。
史載，建隆初，他征詢趙普，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幾易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趙普回答說：“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
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註：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
）趙普認為，要加強集權，就必須壓制和打擊地方分權勢力，辦法是把地方上的政權、財權和兵權收攏到中央。
這樣做，天下也就“自安”了。
趙匡胤對趙普的建議是心領神會的，並且是付諸實施了的。
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就是一個例證。
所以後來朱熹說：“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註：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
）為了維護中央集權，趙匡胤不僅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采取“收”的斷然措施，而且在重振綱常、重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諸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史載，趙匡胤一生征戰，以讀書愛書為樂，他“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
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周世宗曾問他為何愛書成癖？他回答說：“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慧也。
北宋三次兴学的主要内容
北宋三次兴学的主要内容
北宋三次兴学是指北宋时期三次重要的教育改革运动，分别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司马光变法时期和程颢程颐变法时期。
这三次兴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1. 着重推崇儒学，这三次兴学都以儒学为主导，强调儒家经典的教育地位。
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新学，强调经义之学，注重经学的教育；司马光变法时期强调经学，提倡经世致用；程颢程颐变法时期则重视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和传授。
2. 教育制度改革，这三次兴学都试图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的教育政策和考试制度。
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科举制度，试图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司马光变法时期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些改革，提倡贤能之士，反对科举中的偏向；程颢程颐变法时期也提出了一些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建议。
3. 强调实用性教育，这三次兴学都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才华。
王安石变法时期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司马光变法时期也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程颢程颐变法时期提倡“格物致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
总的来说，北宋三次兴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推崇儒学、教育制度改革和强调实用性教育。
这些教育改革尝试从不同角度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人才，推动了当时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考镜源流 守正开新——读方铭先生《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
A Review of Mr. Fang Ming's Collected Works of
Studies on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Culture 作者： 冯茂民[1]
作者机构： [1]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3
出版物刊名：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页码： 47-51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6期
主题词： 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学术研究;人文学者
摘要：方铭先生所著《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上编是道与道统问题研究,中编是经学与文学问题研究,下编是思想史与文化问题研究.方铭先生的研究重视历史的复原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正本清源,推阐幽微,以期接续传统,开出新的学术风气,这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远见卓识,又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的兴起终于打破了唐 来经学的统一局 面 当初 ， 唐太宗有感于南北 朝时期 经分南北 ， 出多门， 师 章句 繁杂 、 因而命孔颖诘等人撰定《 五经》 义疏 五经正义） 即‘ 。后来 ， 永徽四年（ ５ ） ６３ 将其颁行于天 下作 为考试的标 准， 天下学者 因此 奉为圭臬。以至 于从唐至来初散百年间 ， 者都谨守其书 ， 学 不敢有异议 唐初的经学统一 ， 五经正义》 定‘ 于一尊 ， 为结束南 北朝 车 时南北学术的纷乱局面， 以达到思想坑一。但 实际上却束缚 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 它的 注重章句训诂的经学体系丧失 了儒家 的人文 精抻 ， 使经学走 向了噩化 。到了中唐的大历 时期 （６ — ７ ） 唛助 、 ７ ６ ７９ ， 赵匡、 陆质等人的‘ 春秋》 ， 学 仲子陵 、 袁彝 等人的‘ 学 ， 礼》 蔡广
进 而提出 ：专主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 于大《 ， 易》 吾来见其能尽于大（ 者 ； 易， 专守 左氏公 羊各粱杜顼何休范 宁之 说而求之 于《 春 秋，吾未见其能尽 于‘ 春秋》 也 ； 者 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 ， 未见其能尽于《 者也 ； 诗） 吾 诗》 专守孔安 国之说 而求 于‘ 书， 吾未 见其能尽于《 者也 （ 孙明复小集 － 书》 ‘ 寄范天章书二｝认为只是研究前人 的传注并 不能领略经 书的全部意义 因此 ， ］ 陆游指 出： “ 自庆历后 ． 请懦发明经旨 非前人所及 ， 然排‘ 系辞》毁 （ 周札） 疑‘ 子， 讥（ 之《 ， 孟 ． 书） 胤征） ‘ 、顾命， 砒《 之序 ， ． 诗） 不难 于议经 况 传 注乎 ！（ ” 王应麟 。困学纪 闻》 ‘ 卷八‘ 经说》 引 世界书局 １３ 年） ９ ７ ，这其 中的 捧‘ 系辞） 、毁《 周礼》 、 鼬‘ 之序 诗》 等皆有 欧阳 修参与。此后 ， 在庆历之后 的短短几十年里 ． 汉唐经学已被 当时学者扪视为 土梗 ” 疑经风气 已弥漫 于整个士林 甚 至连新 进后 ， 生也都 口耳相传 ， 翕然成风 有读《 未识卦曼的 ， 易， 就认 为‘ 十翼， 不是 孔子所作 ； ‘ ， 读 礼 未知篇数 ． 就认 为《 周官， 为战 国时之书 ： 读‘ 未读尽《 诗） 周南） 《 、召南， 就说毛揶是章句小懦 ： 春秋》 ． 读《 未知 十二替 ． 就说“ 三传” 可柬之高 阁。以至达 到了 循守注疏者 ． 谓之 腐儒 ； 穿凿臆说者 。 谓之精义 的地步 （ 司马光《 司马文正集》 六） 卷 宋初经学的转型是同懦学复兴运 动同步并行 的 ， 疑古经学思潮在庆历之际兴起 ， 其关键 人物正是儒学 复兴运 动与古文运动的 领柚 欧阳修。一般认 为宋初义理经学起 自刘敞 ， 他著《 七经小传》 《 春秋权 衡》《 春秋意林 》 《 、春秋传》 书以义理讲经 学， 等 如元史 官认 为：庆历前 ， “ 学者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 ， 至敞始异诸懦之说 。后 王安石修 经义， 盖本于敞 （ 郡斋读 书志， ”《 卷九 ） 皮锔 瑞也 说： ‘ “七经小传） 出而稍尚新奇 ‘ （ 经学历史）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敲是欧阳修的弟子 ， ） 他的不守章甸 注疏 的义 理经学实际上 是得 自 于欧阳修 的影响。宋初疑古新 变的义理经学宴起 自范忡培和欧 阳修 ， 两人正 是庆历革新 与儒学 复兴运动 的精 神领｛ 。范 由 仲淹精于‘ 学和‘ 易） 春秋） ， 学 他写的（ 易传， 可 说是宋初最早的义理‘ 学著作 ， 为后来程唾作‘ 易》 成 易传） 的蓝 本。宋韧三先生孙 复、 石介 、 胡瑗 以及后来成为著名理学 家的周敦颐 刘牧 、 张载等 ， 或者是范仲淹的弟于 ， 或者 同范仲淹有 密切的关 系。但范仲淹所 著不多 ， 而豉阳修的经学与儒学著述在庆历新政诸人中最丰 ， 著有《 诗本义》 ‘ 、易童子问》 ‘ 正统论） 《 本论》 ‘ 秋论） ‘ 党论》 、春 、朋 、
北宋《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历史价值
树” ７ （ １３ ， ［ ］Ｐ０ ） 由此 而受到宋 儒的猛烈 抨击 ， 用王 安石 的话
说则是“ 章句之文胜质 ， 传注之博溺 心 ， 此淫辞 波行所 由 昌， 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 ８ （１２ 。他还认为孔子之后“ 日 ［ ］ Ｐ５ ） 道 以衰熄 ， 浸淫至于汉 ， 而传注之 家作 ， 为师则讲 而无应 ， 为弟
观 念 ， 现 了 与前 人 不 同 的治 经 取 向。 宋儒 亦 于这 一理 论 探 索过 程 中培 养 出敢 于 批 判 、 于 思 辨 、 立 自主 的 学 体 善 独
风， 促进 了宋代社会文化 的发展 、 进步 。另外 ， 经学与义理之学 的融合 ， 使得《 春秋》 学与理 学相 互依存 ， 共同担 负
一
、
北宋《 春秋》 的兴起 学
其次 ， 北宋初期鉴于唐末 五代 “ 君 臣臣父 父子子之道 君 乖， 而宗庙朝廷人鬼 皆失 其序” ５ （ １３ 的状 况 ， 统士大 ［ ］ Ｐ７ ） 传 夫很 自然地企图挖 掘和利用 传统学 术资 源 ， 以重振 “ 文” 斯
道 统 。当 时 不 少学 者 就 认 为 ， 自孔 子 殁后 儒 学 已发 生 了深 刻
亦为《 春秋》 学的发展提供 了主体条件。
再次 ， 由汉晋的笺注之学 发展 到南北朝 、 隋唐 时期 的义 疏之学 ， 充其量不过是对经典字面意义的解读 。唐代 和宋初 的科举考试 ， 明经科采取 贴经 的形式 ， 其考试 方式 也是重点 考察士人的记诵能力 ， 涉及对经典 的深入 理解 ， 不 正如孙 复
起 了封建 政 治 下 “ 用 之 学 ” 体 的重 任 。
中国教育史课件005宋代教育
宋代教育的第二阶段（北宋后期） 宋代教育的第二阶段（北宋后期）
熙宁元年（1068）理学家程颢上书： 熙宁元年（1068）理学家程颢上书： 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 “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 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 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 于此。 第二年五月， 于此。”第二年五月，翰林学士吕公 著上奏： 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 著上奏：“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 同风俗之原。今若人自为教， 同风俗之原。今若人自为教，则师异 说，人异习。” 人异习。
四、宋代教育
宋代教育的第一阶段（北宋前期） 宋代教育的第一阶段（北宋前期）
经学变古运动 王应麟：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 王应麟：“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 训故而不凿。......自庆历后 自庆历后， 训故而不凿。......自庆历后，诸儒发明 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 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 周礼》 孟子》 《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 顾命》 征》、《顾命》，黜《诗》之《序》，不 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宋代教育的第四阶段（南宋后期） 宋代教育的第四阶段（南宋后期） 宝庆三年（1227）正月，理宗下诏： 宝庆三年（1227）正月，理宗下诏： 朱熹《论语》 中庸》 “朱熹《论语》、《中庸》、《大 孟子》注解， 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 羽翼斯文，有补治道。 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朕方厉 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 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 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宋代教育的第三阶段（南宋前期） 宋代教育的第三阶段（南宋前期） 朱熹《与陈丞相别纸》 朱熹《与陈丞相别纸》：“《大学》一篇， 大学》一篇， 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 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 次第规模，乃可读《 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 先见义理根原体用大略， 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大略，然后徐考 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 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诸经条制不 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 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 《论》、《孟》、《中庸》，令胸中开明， 中庸》 令胸中开明， 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 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
Z20名校联盟(浙江省名校新高考研究联盟) 2024届高三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含答案)
Z20名校联盟(浙江省名校新高考研究联盟)2024届高三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六经构建了一个作为中华文明之正典的“文本世界”。
就起源而言，六经最早称为六艺，六艺皆史，其字面内容以三代政教实践为主体，上及尧舜，下至孔子所处的春秋鲁国。
六艺之所以能由史而被符号化为“六经”，与孔子被符号化为“圣”者，是同步化过程。
虽然六经记述的是历代君主的治理实践，但其隐性主体则是圣人。
《春秋》之所以被符号化为经，并不是因为它以鲁国视角所记载的事件或人物，而是因为记者。
史官书写的《春秋》与孔子所作之《春秋》，所载之事并无本质区别，经之所以为经，并不在于所记之事。
在“文”上，史官所记者为史，孔子所作者为经，其关键在于孔子通过鲁史所记之事确立了“义”，这“义”并非一般性的道义。
《春秋》所立之义，与“王者之迹”关系甚大：《诗》之所以为《诗》在于它是王化之踪迹，而《春秋》则是天子失官、王化之迹熄灭后，圣人所立之义。
春秋时代，统治者不再是垄断通天权的君巫合一者，而是作为“人爵”的世俗君主；同时，一个“精神性的天下”出现并与“政治性的天下”区别开来，“圣”被归属于“天爵”，成为精神性天下的担纲主体。
“圣”者是有德而无位的“无冕之王”、精神领域的“王者”。
《郭店楚简·五行》谓“闻而知之，圣也。
圣人知天道也”，圣的根本特征是知天道，因为知天道，所以对秩序具有开创性能力，“作者之谓圣”(《礼记·乐记》)。
“圣”虽具有立法者(“作者”)的定位，但其所确立的不再是某一具体社会内部的礼法，而是一方面以其自身生命存在挺立人极，其生命存在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原理的饱满性展现；另一方面，圣人基于人性的理解而确立文明秩序的基本原理，落实到“六经”所构筑的文本世界，后者内蕴超越具体社会和特定时代的普遍道义和秩序原理，其核心仍然是天下秩序，只不过它是以圣人为担纲者的“精神性天下”，它一方面回应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另一方面提供检讨“政治性天下”的尺度和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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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经学的守旧与开新
一、宋初的政治统一与重建统治思想的客观要求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陈桥兵变，后周被推翻。
一个崭新的统一的朝代随之而起，是为宋。
赵匡胤建宋，政治局面重归统一。
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统一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局限性。
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虽然经过连年征战，统一了大江南北，恢复了汉唐疆域的大部分，但在四周，却仍然是一片战乱。
在西部，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在新疆有高昌；在青藏有吐蕃；在云南有大理等等。
这些周边的地方政权，跟赵宋政权攻伐作对，使其从一开始就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史为鉴，把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
史载，建隆初，他征询赵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
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注：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赵普认为，要加强集权，就必须压制和打击地方分权势力，办法是把地方上的政权、财权和兵权收拢到中央。
这样做，天下也就“自安”了。
赵匡胤对赵普的建议是心领神会的，并且是付诸实施了的。
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例证。
所以后来朱熹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赵匡胤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采取“收”的断然措施，而且在重振纲常、重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诸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史载，赵匡胤一生征战，以读书爱书为乐，他“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
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周世宗曾问他为何爱书成癖？他回答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慧也。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他称帝后，不仅自己勤于读书，而且告诫群臣在百忙中不要荒废读书之事。
“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赵普出身小吏，寡于学识，“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宋史》本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
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
”《鲁论》是《论语》的一种。
汉兴，传《论语》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出于孔壁之书则谓之《古论》。
据《汉志》，《鲁论》共二十篇。
赵普所学所用，估计就是这二十篇《鲁论》。
赵匡胤对赵普的要求和赵普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宋初文臣武吏竞相通过读书，以提高统治集团政治能力的动向。
赵匡胤对传统儒学是非常重视的。
据载，他即位之初，便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廓之板壁。
”（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
）他还亲自为孔子、颜渊写赞词，“令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
赵匡胤不仅十分重视儒学，而且十分重视儒臣。
即位初，他曾说过如下一段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赵匡胤以儒臣知州事，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用儒臣反割据，避免重蹈唐末以来藩镇势重致尾大不掉的覆辙；另方面，用儒臣清吏治，重建已经败坏的封建伦理纲常。
乾德元年，赵匡胤下令：“诏礼部贡院，所试《九经》举人落第，宜依诸科举人例，许令再试。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许令再试，就是企图通过再试，把更多的儒生吸收到朝廷中来，
使他们为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筹谋划策。
乾德四年，赵匡胤因后蜀铜镜发现后蜀年号与宋朝有重复事，又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主张。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
）表明他重用儒臣已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赵匡胤推崇儒学，着重点是推崇儒家宣传的封建伦理道德。
开宝元年，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俗，莫此为甚。
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
”（注：王称：《东都事略》。
）二年，又下诏云：“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
”（注：《宋史》本纪。
）三年，又下诏云：“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纯茂，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推服者，以闻。
”（注：王称：《东都事略》。
）八年，又下诏云：“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
”（注：《宋史》本纪。
）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二、镂版印刷的发明与经籍的广泛流播
《宋史·艺文志》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
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
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
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
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
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
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
《宋史·儒林传》载：真宗景德二年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①经版几何？＠①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
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
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与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有一段对话：“（真宗）谓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
’敏中曰：‘国初唯张昭家有三史。
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
从以上史载，可见唐宋之际藏书和经书流播大致情况，看来后周显德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经书苦于抄写，传世不可能很多；之后，镂版之术发明了，可以大量地印刷，经书的获得和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的图书，其数量毕竟少得可怜。
太祖时，只有书籍一万多卷，其后削平地方政权，收其图籍，又下诏购其散亡，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书，稍有增益。
太宗即位，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文院，把国家几个图书馆的书籍充实进去。
另建“秘阁”，有书一万多卷。
太宗不仅常到秘阁看书，而且要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从中获取教益。
到真宗朝，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朝廷掌握和社会流通的图书才开始大量增加。
邢＠①和向敏中回答真宗的一席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国家掌握的图书已从宋太祖时的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二、与史籍增长的同时，经籍增长更快，经、传、正义皆具，既全面又系统；三、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说明图书的掌握已越出了朝廷的范围，读书人以至寻常百姓家，手中都有自己的图书典籍了。
这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
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
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
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这是对整个宋代印刷术发明和发展的评价。
它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毕升之前，雕板印刷的发明；第二阶段是毕升以后，活字印刷的发明。
毕升是北宋仁宗庆历时人。
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弥补了
雕板印刷耗时和不够灵活等缺欠，把效率大大提高了一步。
小编阳澄湖大闸蟹编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