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胡适生平
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
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
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
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
1917年（26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
历任：1917年（26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8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1岁）北大教务长、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41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年（47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6年（55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6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院长等职。
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生平：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5月14日）第二期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练习题
[基础巩固 ]1．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
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抗拒这个潮流。
”文中的“潮流”指()A．民主革命B．五四运动C．社会主义运动D．辛亥革命解析：《庶民的胜利》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讲的这个潮流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故选 C 项。
答案： C2．“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老革命家吴玉章为1959 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的题诗，主要是指李大钊()A．是《新青年》的撰稿人B．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C．发表了《文学革命论》D．批判尊孔复古思潮解析：李大钊是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位“登高一呼”各方响应、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故选 B 项。
答案： B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错误的要害在于()A．把冒牌“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B．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方案C．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D．把社会主义诬蔑为“过激主义”解析：“多研究问题”的实质是主张社会改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故选 C 项。
答案： C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都在积极宣传各种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
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 ()A．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深远B．中国亟需改造社会的药方C．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知识分子普遍接受D．新文化运动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解析：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对社会进行改造的良方。
所以应选 B 项。
答案： B5．在中国，李大钊率先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有()①发表文章②利用讲坛③进行思想论战④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D．①②③④①②③④ 都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
胡适 三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
蓝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点：他们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李君的话），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蓝君的话）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
我说，“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所说的是主义的历史，他们所说的是主义的现在的作用。
试看一切主义的历史，从老子的无为主义，到现在的布尔札维主义，哪一个主义起初不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蓝李两君的误会，由于他们错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
凡是可以指为这个或那个的，凡是关于个体的及特别的事物的，都是具体的。
譬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把制造和运输等事，归工人自己管理；无论何人，必须工作；一切遗产制度，完全废止；一切秘密的国际条约，完全无效……这都是个体的政策，这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
——这都是“具体的主张”，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札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
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
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
蓝君的第二个大误会，是把我所用的“抽象”两个字解错了。
我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
如现在官场所用的“过激主义”，便是一例；如现在许多盲目文人心里的“文学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
导读2《再论问题与主义》导读
在谈到 “假冒牌号的危险”时,李大钊认为将主义付诸实践,是揭 穿假冒者面具的 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面要继续宣传 主义,一面应该 “就种种问题研究实 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 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 大家”。
在谈到 “所谓过激主义”时,李大钊认为那些给人扣所谓 “过激” 帽子的人,“哪里 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 这个名辞怎么解释?” 但面对这样 “浅薄无知”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大无畏的精 神,一方面要自己认定主义,用它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宣传 主义,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主义,并学会用它来改造社会。
第三,不能因为有 “假冒牌号的危险”,就停止主义的宣传。李大钊援 引孙中山的言论,指出:“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 善良的谷 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因此,面对假冒牌号的人,我们 “愈发 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 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 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 骗大家
重要意义
1.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
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政治教 育的概念,但 在主义并立、非马克思主义者发起责难的背景下发表这篇 文章,显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对大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现实实 践。这场论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真理性能力,使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李大 钊在文章中所揭示的研究和宣传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 件下毫不动摇 地宣传主义的必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与宣传 主义的原则方法,为此后马克思 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
写作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少谈些主义 多讲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多讲些问题”植保学院农药学看到我这个题目，也许您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似曾相识。
没错，它就是已故思想家胡适先生的名言，也是我们从小受教育要批判的一句话。
在这里重提这句话，我并不是想吹捧胡适之先生的理论，只是想借之阐述我个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主义的理解。
就在不久之前，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这无疑正式宣布了我个人对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信仰。
没错，我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社会。
为什么不呢？它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民主极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
象这样近似一个乌托邦式美好的社会模型，世界上又有几个人会不向往的呢?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模式，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最终的发展方向都会是共产主义社会。
因为人类的历史是在永远不断的进步的，而共产主义正是这种进步的方向。
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一切的社会模式都是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
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
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
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
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贬称许广平为“妾”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
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
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
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
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
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
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
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
虽系私信，亦属难得。
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