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视角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_兼谈理性与非理性的互动关系_杨艳春

　

　[收稿日期]2002-01-10　[作者简介]杨艳春(1964-),男,安徽望江人,安徽工业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王昭风(196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矛盾视角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兼谈理性与非理性的互动关系

杨艳春,王昭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键词]　理性;非理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矛盾

[摘　要]　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其矛盾互动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这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西方社会历史中各种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理性、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有效地利用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中的合理因素,扬长避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9-0030-05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野、对立与融合,即二者的矛盾互动一直影响着人类思想史变化发展的进程,其在当代西方的典型表现就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矛盾互动,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学术思潮的此消彼长,根源可追溯至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互动。要深刻分析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分析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理性与非理性这对基本概念的矛盾关系。

一、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基本精神属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对立、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人的精神属性中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中理性主要表现为人的认知、理智、思想、逻辑化和系统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方法和能力等。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自觉性、自主性、逻辑性、条理性、

规范性、程序性、系统性等,它主要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等一系列逻辑的手段和方式来认知和把握世界;并主要表现为推理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等。它虽然是建立在人的先天遗传的基础上,但主要是人在后天实践和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相反,人的非理性主要表现为人的情感、情绪、激情、意志、欲望等主要源于人的生理本能而非思维活动的精神属性。非理性的基本特点是自发性、自然性、非逻辑性、非条理性、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系统性等。它主要借助于感觉直观、直觉顿悟、心理感应、体验、冥思、信仰等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它虽然也根源于人的实践生活,但主要受人的遗传和生理、心理等要素的影响。它们是人的精神属性中整体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其中理性是人高出于动物,而确证自我的表现,它就像弗洛伊德描述的“自我”和“超我”,总是要使主体服从和适应特定的规范和程

序;相反,非理性是人的动物性的延伸,是人的本能的表现,它相当于“本我”,总是诱使主体去追求本能的快乐和享受。

理性与非理性也不是完全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和转化的。人的一切活动都包含着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要素,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的完整的心理结构和内心世界,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在根据和主观条件。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属性是第二性的东西,二者都是人的无意识和有意识活动的统一,都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统一,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质的统一。所有这些统一都确证着理性与非理性是现实的人的基本属性,二者正是通过朝对立面的转化来确证自身,从而也确证对立面的存在;这种存在总是通过二者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从而改造自身,确证现实的人的存在。可见,恰恰是人的理性活动和非理性活动的互动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和现实生活。

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互动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理性和非理性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的表征。其中,理性主义作为一种逻辑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以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强调的是理性在认识中的至高无上性和普遍性,认为人类只要诉诸于理性原则和理性能力,就能认识和改造世界,改造和完善自身。相反,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以人的情感、意志、欲望、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在本体论上将世界的本原归为非理性;在认识论上认为获得知识主要靠人的自觉、顿悟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贬低理性和逻辑的作用;在伦理学上主张人的非理性的宣泄,宣传极端个人主义;在历史观上否认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规律性,过分夸大非理性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虽然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生活,但却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1)理性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理性,人类才能过上理想和幸福的生活,因而关注的是人类的幸福、快乐等光明面;非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不但不能为人类带来幸福和快乐,反而是痛苦和灾难的源泉,因而关注的是人类的不幸、痛苦与无奈等阴暗面。(2)理性主义是以绝对的“在”与“有”为前提,为思考对象;非理性主义是以绝对的“无”为前提,为思考对象。(3)理性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的共性、人的类本质、人类的命运;非理性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的个别性、孤独性,个体的生命感受等。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二者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冲突、对立和转化,其矛盾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结合(肯定),到二者的分野(否定),再到二者的结合(否定之否定),再到二者的分庭抗礼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西方认识史上来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两个方面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在矛盾转化中交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二者在朝着对立面的转化中,既推动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对方的进步,从而在欧洲文化史上各自经历了几个相反相成的发展阶段: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代理性主义与古代非理性主义阶段、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与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阶段,二者构成了传统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理性主义与现代非理性主义阶段。这几个阶段的演进,既是二者矛盾运动在西方思想文化上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又是对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斗争的生动反映。为此,要研究二者的矛盾运动,既要结合其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又要联系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做具体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西方哲学史时指出: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童年,以后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其思想源头。为此我们也可以从古希腊开始来分析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互动。古希腊哲学是围绕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展开的,理性主义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和指导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古希腊是古代理性主义盛行的时期。从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期的希腊哲学家都认为:人只要通过理性认识了自然的必然性,也就可以依此来安排自己的道德生活,从而使人类获得永久的快乐与幸福。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忽视人的情感、意志、自觉甚至灵魂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可见,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中就包含着非理性主义的因素,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甚至成为后来基督教认证上帝存在的理论依据。到了古希腊的晚期,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理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当时的现实生活,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理性主义设想的理性生活深表怀疑,这就为非理性主义的兴起留下了空间,由此产生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野和冲突。特别是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古希腊城邦内部及城邦之间的战争不断扩大,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的政治法律制度遭到了重大打击,社会秩序被全面破坏;柏拉图式

的理想国的社会生活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注重个体的人生体验,非理性主义的势力在不断抬升,并逐渐成为扬弃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从而打破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一家独霸”的局面。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的比较中得到明证。马克思认为,虽然两者都是原子论者,但德谟克利特主要是一个自然哲学家,他注重实践,追求客观真理,强调理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自我中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相反,伊壁鸠鲁主要是一个人文哲学家,他重视研究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其中心在人本身的自由,认为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快乐、幸福,逃避痛苦,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能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如果说前者是通过原子的直线运动来强调理性对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后者则是通过原子的偏离运动来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排除外部世界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干扰,从而否定理性及其必然性对个体生命自由运动的压抑。这一点对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德谟克利特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在原子论上的重大差异,蕴涵着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把握人与外部世界上的重大差异和冲突,这种冲突随着伊壁鸠鲁哲学、怀疑主义与犬儒学派等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及其在古希腊的重大影响,极大地打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加之受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人类的理性无法解释世界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不但对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深表怀疑,而且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普遍怀疑,这有力地冲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斯多葛学派则以非理性主义的禁欲观为基础,强调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只能从精神上来寻求自我安慰,为人的苦难生活确立人生价值和意义。这一切都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也说明了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为什么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以信仰和崇拜为特征的宗教神学反而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主导,信仰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相反,理性主义只能变成矛盾的次要方面,成为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神学的附庸。只是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逐渐提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需要,才不得不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来反对禁锢欧洲思想近一千年的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神学,通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才逐渐由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变为主要方面,重新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认识等领域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从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彻底打败封建地主阶级和教会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理性主义也由古希腊式的理性主义发展为近代理性主义———启蒙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其核心是科学、技术和知识万能。一方面,它接受和发展了古希腊理性主义关于宇宙的理性结构和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思想;另一方面,它更强调人可以凭借理性,通过科学来认识宇宙结构,运用技术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从而建立理性的王国。可见,传统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不断的矛盾斗争是推动人类思想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都是在传统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理性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获得了充分发展:16世纪文艺复兴时所确立的人性主义的理性观,17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所确立的经验理性和思辨理性,18世纪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政治理性观,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所确立的本体论的大全理性观。它们都在反对宗教迷信和信仰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中体现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精神。但由于过分夸大了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为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产生留下了地盘。休谟和康德从怀疑和否定理性能力的至上性入手,进而否定或部分否定世界的本原问题,从而导致了不可知论;在对休谟和康德的批评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沿着古典哲学的传统,以理性的至高无上性继续论证世界的精神本原问题,但其绝对精神的外化运动却带有神秘性,因而“绝对理念”只不过是精致化的“上帝”的代名词;谢林更是用他的启示哲学来反对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所有这些矛盾在思想上都催生了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从客观事实,而是从主观愿望和需要出发,因而在某一点上可能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休谟和康德提出的理性认知能力问题。科学主义排斥本质问题,把理性限制在经验实证的范围以内,由此产生了各种实证哲学和科学分析哲学,它们都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以一种包含或承认非理性因素的理性概念来取代传统的绝对理性,并把价值理性引入到理性范畴,来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从而拓展了理

性概念的内涵,重视对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关怀。现代人本主义保留了本质问题,贬低或排斥人的理性,在人的非理性方面寻求万物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由此产生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后现代思潮等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并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它们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非理性主义的传统,揭露了理性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从而认为理性应从属于非理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生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过分强调了非理性的作用;把它们夸大为世界的本质,冲击和对抗着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并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解构。从根本上看,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性是资产阶级历史进步性、开放性和腐朽落后性、保守性等矛盾两面性在思想认识领域中的反映,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则是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及其文明成果发展到极限的一种反抗和异化。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兴起并成为文化主流,除了上述思想文化根源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早期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中高举的是理性主义的大旗,弘扬的是科学精神,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天生的理性主义者。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本性是绞尽脑汁地追求最大利润,这种对财富的盲目追求和占有及其在生活中的放情纵欲,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主义者。但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这个阶级不得不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自然和人生,从而制订了一系列旨在使整个社会处在有序化运动中的原则、规范、法律和秩序,使理性主义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体现在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统治中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等方面;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然而,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片面性、欺骗性和虚伪性的一面,正如它在理性主义精神指导下喊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一样,资产阶级的理性统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性的全面异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资产阶级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时,就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工人)不是人,而仅仅被看成是工人,是普通的一般人,即把自己降低到与牲畜一样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被使用的人,这种人在劳动中,像机器一样机械地重复自己的工作,因而是没有理性,也不要理性的。可见,资本主义的高度社会化、程序化和机械化的大生产,不但不能发展和完善工人的理性,反而是要工人像牲畜和机器一样丧失理性,从而剥夺大部分人的理性,而理性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属性,资产阶级通过理性主义的方式对大部分人的理性的剥夺,恰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反理性的,是非理性主义的,也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的强烈反抗,进而发展到对理性本身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就成为这种反抗的一把双刃剑,然而这种反抗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居于统治地位,因而受其主导的理性主义也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统治和公共生活等方面占主导和支配地位,个体要想在心理和精神上不被其奴役,就不得不采取非理性的行为,而非理性主义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非理性生活的痛苦和无奈的反思,是为个体在全面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寻求心灵安慰和个性解放的一剂麻醉药,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恰恰是需要这剂药的,这也说明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在政治统治、社会公共生活中、理性主义成为绝对的主导,而在文化、艺术、道德、宗教等根本上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非理性主义则成为主流,从而形成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分庭抗礼的假象。这一假象不但有助于巩固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有助于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理性被全面异化的现象,有助于消除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缓解阶级矛盾,有助于以人本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形式来对抗、歪曲和消解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打上人性化的烙印。

三、认清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主义

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

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要认清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的矛盾着的不可分割的两种基本属性,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两者的本质、特点、作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力戒偏执一方,否定另一方。由于两者的差异和对立是相对的,因而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意味着没有脱离非理性的完全的理性,也没有脱离理性的纯粹的非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理性与非理性谁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不存在有无的问题;而且,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地

位和作用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往往体现为在大部分领域中,理性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在某些领域中非理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二者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过分夸大其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和个体对代表人类文明的各种社会制度、规范、秩序和法制的嘲弄、讽刺与反抗,使人的生活变得僵化、死板,缺乏灵气和生机。当代社会非理性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蔓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从反面说明这一问题。这启示我们,理性与非理性应和谐地共存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任何过犹不及的思想和做法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其次,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理性和非理性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中的积极作用,防止和控制其消极作用,使理性与非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一般来说,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日常交往中,理性应该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这就要求任何政治统治和组织管理都应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和原则,在管理中做到管理的科学化、程序的民主化、制度的规范化和交往的理性化,从而使主体在社会公共生活和日常交往中能受特定的规范、制度和秩序的制约和引导,只有这样,人类的文明才能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发展。相反,在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等领域中,应承认人的情感、意志、欲望、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也可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这样,才有助于使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为个人的私生活提供更自由、更广阔的空间;才有助于摆脱在公共生活中理性对非理性的过分控制,为人的心灵安慰和精神自由创造条件,为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寻找灵感,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合情合理、更丰富生动。

再次,要充分发挥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不同作用。理性主义一贯主张人能通过理性认识来改造世界,从而认识、改造、发展和完善自身,这一主张及其实践在人类知识的积累和逐步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相反,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否定传统理性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这对打破传统,挑战权威,改变人类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生活方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了人类认识的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性和理性主义在人类知识的量变中起决定作用,而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在人类知识的质变中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当代,认识的重大创新,不仅要有知识的量的积累,要依赖于人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发展;而且要有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参与和作用,特别是人的灵感,一直是知识创新的契机,而灵感的获得,往往是长期理性思考的结晶的突然爆发。由此可见,理性、理性主义和非理性、非理性主义在认识中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最后,我们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真研究和运用理性、理性主义和非理性、非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提高预防和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在矛盾运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当代中国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总体上看,这些重大变化是在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指导下,逐渐地向积极的方面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盲目的变化,特别是少数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能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加之社会主义体制中还存在些不完善、不健全、甚至不民主、不科学的因素,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很容易产生一些个体或群体的消极的非理性行为,而且多以突发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分析理性、理性主义和非理性、非理性主义的矛盾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是处理非理性行为的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人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促进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为实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46(上)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2]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88.

[3]　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M].武汉:华中理

工大学出版社,2000.

[4]　夏军.非理性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5]　格伊尔尼茨等.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M].西

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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