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法综述

希伯来法综述摘要：希伯来法是古代东方法中颇有影响的一支法律体系，希伯来法奉行属人主义原则，是所有犹太人适用的法律。

希伯来法律文化因为被基督教继承吸收，成为其经典《圣经》中的一部分，因而不仅得以完整保留，而且通过宗教规范的特殊形式传播至今，影响了全世界基督教国家。

希伯来法中对民事活动相近条款的规定则更为清晰，其民事权利义务更为公正，民法精神也更为凸显。

在所有权、担保物权、债等一系列规定中，都体现了民事活动中诚实、公平、平等的基本思想。

希伯来法也是现代阿拉伯地区以色列国家法律的重要渊源。

关键词：圣经希伯来法基本制度民法思想希伯来法是古代东方法中颇有影响的一支法律体系。

虽然其内容和立法技术并不发达完善，然而幸运的是，希伯来法律文化被基督教继承吸取，成为《圣经》中的一部分。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圣典，分为《旧约》和《新约》。

其中《旧约》更多地涉及古希伯来或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律。

《新约》时代已经属于古罗马时期，它所反映的思想都带有了古罗马时期的特点。

虽然其内容是神学的，是教会立法最有权威的依据，但它包含了神学之外丰富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学和法律思想。

就古代法律而言，如果说罗马法是以其精深的法理和发达的私法制度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那么，希伯来法则是以其朴实无华的法律文化及其宗教道德规范，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并且是从东方影响到了西方。

当然，希伯来法与罗马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不可相比的，也是无法相比的，但同罗马法一样，希伯来法也是人类法律文化遗产中的一枝奇葩。

一、希伯来法的形成与传播希伯来法是指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世纪古代希伯来国家法律的总称。

因犹太人适用的语文称希伯来文而得名，希伯来法的形成与发展同希伯来国家的形成与兴衰紧密相联。

希伯来人由犹太和以色列两个部落组成。

公元前12－11世纪中叶，是希伯来人从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

希伯来人将征服迦南夺来的土地划为份地，分给部落的各个氏族和家庭，将土著迦南人沦为奴隶或“臣服者”。

值得指出的是，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前，迦南人的文化及生产力水平已有一定发展，文明程度高于希伯来人，迦南人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对犹太人由畜牧业转向农业具有重大影响。

随着农业定居和财富的增长，希伯来各氏族部落内部逐渐出现两极分化，产生了领导部落的贵族会议和称为“士师”的军事领袖，希伯来氏族制度开始解体，国家随之产生。

公元前11世纪中叶，由民众会议选出的扫罗（约公元前1040年在位），成为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确立。

接踵而来的师犹太部落的首领大卫（公元前1013－前973年）也在南部建立起犹太王国。

后来，大卫又从扫罗儿子手中夺取王位，建立起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定都耶路撒冷。

大卫的继承人所罗门（公元前973－前933年）继续推行强化国家的政策，对内横征暴敛，强迫劳役，兴建王宫和神庙；对外则与埃及和邻国结盟，扩大贸易往来，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圣经》将大卫和所罗门赞颂为“英明”的君主。

在这一过程中，希伯来统治者不仅需要国家机器，也同样需要法律进行统治。

于是，希伯来法应运而生。

同其他古代法一样，希伯来法最初的法源也为习惯法。

当时，解释法律和执掌司法权的是国王和祭司。

国王的宫殿，既是神殿，也是最高法庭的所在地。

在推行神权统治的希伯来国家，祭司的地位十分显赫，他们对希伯来法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据史书记载，扫罗王与大卫王统治时代，习惯法的传播与推行已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例如，每逢节日人们就聚集起来，听祭司们宣讲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律法。

这种口传下来的律法便成文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希伯来人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

然而，希伯来民族命运多难，希伯来法的发展也历经坎坷。

所罗门去世后，以色列和犹太两个部落为争夺统治权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先是统一的国家于公元前925年遭到分裂，北方的以色列人定都撒马利亚形成独立的以色列王国，南方的犹太人则仍以耶路撒冷为国都形成独立的犹太王国。

分裂后的以色列和犹太万国又因民族矛盾常常互相征伐，战事不断，致使国力大衰，民不聊生。

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将大多数犹太人驱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民族法制的发展彻底中断。

那么为什么希伯来法又在后世得以广泛流传呢？这就要作一番历史考察。

早在希伯来统一王国分裂前，希伯来人由于多次受到外族的威胁和侵扰，当时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国家稳定的前提，则是使人们懂法和守法。

所以，希伯来人很早就有由祭司向人们宣讲律法的习惯，而祭司们在向人们宣讲律法时，经常将它们记录和保存下来。

公元前9世纪犹太王约沙法（公元前874－前849年）在位期间，希伯来国家出现了由祭司们编写的最早的成文法，即“律法书”，包括希伯来人的习惯、宗教戒条和国王敕令等内容。

传说，著名的《摩西律法》，就是在这种律法书不断增多的基础上，于公元前6世纪最终形成的。

《摩西律法》又被称为《摩西五经》，也就是后来被收入《圣经》中的著名法律文献，它是希伯来法的集中体现。

不过，应当指出，我们今日从《圣经》中看到的《摩西律法》，已不是公元前6世纪形成时的原貌，而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和学者们不断整理、加工和修改，有很多内容时后来加进去的。

考察希伯来法坎坷的发展历史，分析其有限的史料与法律文献，深感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这段时间，是希伯来法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希伯来法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受限制的发展空间。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满足了沦落异乡的希伯来人渴望返回家乡耶路撒冷、民族重聚的愿望，犹太人一批批回到家乡，并被获准在波斯人的控制下采取一定程度的“自治”。

与此同时，希伯来人成立了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统治的城市公社，由希伯来贵族和祭司等社会上层分子组成城市公社会议遵照希伯来律法对公社进行管理。

希伯来人从此享受到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的“自由”。

这种具有一定“自治权力”的统治形式，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帝国统治时期。

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社的统治形式虽然不能说是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毕竟使希伯来法获得了一个有限制的发展空间。

在“自治”的宗教公社统治下，公社会议不断为公社制定出调整各种关系和城市管理的法规，这无疑对希伯来法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第二，诞生了希伯来法最重要的法律文献《摩西律法》。

希伯来人的法律虽然在公元前11世纪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已出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限于文化水平和缺少社会安定的条件，统治者和立法者在法制上并无多大建树，习惯法长期存在，而祭司对律法的有限记载既不正规也不系统。

所谓希伯来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所称的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的诞生，是希伯来法成文化的最重要标志。

第三，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的侵入，对希伯来法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希伯来国家独立存在的时间很短，不断地被强国所征服，征服者先后带来的西亚和希腊等地区先进法律文化及其立法成就，必然对希伯来法的发展产生影响和渗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有的落后性和原始性。

第四，增进了新的法律形式，判例构成法律渊源之一。

这一时期，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既是高级宗教会议与高级宗教法庭合一的机构，也是最高的政权组织形式，其成员包括大祭司、贵族、学者和少数部族首领。

一般城邑和地区则设立中级的“公会”，最基层的是“乡村法庭”。

各级“公会”法庭审判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审理的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从而形成了一种法律渊源。

在希伯来法律文献中，有不少称之为“塔尔默”（talmud）的《判例法汇编》，详细记载了法庭的庭辩和审判以及法律的适用过程。

因此，一般认为，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前的500余年间，是希伯来法发展的重要时期。

公元70年，希伯来人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爆发了起义。

起义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耶路撒冷被焚毁，多数希伯来人不得不逃亡，流散到世界各地，适用居住地的法律；少数留下的居民则开始适用罗马法。

至此，希伯来法作为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已不复存在。

然而，它却在流散各地的犹他人中以一种自我约束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文化继续得到传播。

公元175年，在犹太教领袖的倡导和主持下，开始了汇编前辈律法家口传资料的工作，约公元200年（或210年）成书，称《密西拿》（mishnan），公元5世纪下半叶，又在《密西拿》的基础上编集了《革马拉》（gemara），作为《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编，后来，两者合编在一起称《塔木德》（talmudn）。

由于《塔木德》是分别由巴勒斯坦律法学校和巴比伦律法学校编纂德，在内容编排上也有区别，故习惯上又被称为《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

这两部《塔木德》作为希伯来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在中世纪广为流传，欧洲学者对这部希伯来律法集的研究十分活跃。

其内容不仅讲律法，且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算术、植物学等。

与此同时，北非的一位希伯来法学者迈蒙尼提斯，又对这部律法集进行了深入研究，用阿拉伯文写成《希伯来法律及其传播》一书，影响颇广。

公元18世纪，散居在欧洲各地的犹太学者继续将《塔木德》译成多种文字，于是，希伯来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遗产，其影响已超出了欧洲范围而遍及世界各国。

综上所述，希伯来法已超出了自公元前11世纪形成后，其发展演变可归纳为两个时期：1、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为独立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法律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基本上是以希伯来民族法律的发展为主线，并实现了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

2、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为法律的混合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因不断被别国征服，外国和外族法律不断侵入、渗透，希伯来法的独立发展受到限制，并吸收了不少外来法因素。

关于希伯来法的形成问题，西方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说法：1、“神授说”，这是根据《圣经》中的故事而认定的一种说法，即“上帝赐法”，按照这种说法，约在公元前1320年，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后，流浪旷野满三个月的那一天，聚集在西奈山下，耶和华作为希伯来民族的主神降旨给摩西，让摩西来到西奈山，由耶和华将“流着奶与蜜”的地方——迦南赐给希伯来人，同时也将刻有律法与诫命的两块石板赐给了摩西，命令摩西以它教训希伯来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不得安居乐业。

从此以后，希伯来人便在迦南定居下来，并有了“上帝恩赐”的法律。

“神授说”给希伯来法的产生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但这显然是十分荒诞的，因为法的产生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状况，“上帝赐法”，不过是统治者和立法者为提高和强化法律的地位而创造的神话而已。

事实上，希伯来人逃出埃及时，尚处在原始公社时期极端落后的游牧状态，当时的文明程度是根本不可能产生具有较高概括性水平的律法与诫命的。

2、“立约说”，宣称希伯来法的产生是基于摩西与人民订立的一种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