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与《类篇》的比较研究

一、编纂目的 许慎的《说文》是两汉经学斗争的产物。汉代经学分为两派：一为今文经学派，一为古文经学派，两派之争，主要是 由于各自所依据的经书版本与文字不同造成的。为了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许慎撰写出阐明文字发展源流的《说文》，证明 古文并不虚妄，从根本上维护了古文经学的地位。此外，《说文》的撰写同时也是为了纠正今文经学派某些“俗儒鄙夫”随 意解说文字的弊病。今文经学派中某些不学无术的“诸生”，对各种鄙妄的解说痛斥道：“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1]（P1327）于是许 慎广泛采集汉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运用六书条例对文字的形、音、义加以分析，以说明汉字形体结构与意义的关系。所 以，破除鄙夫俗儒的“巧说邪辞”，维护古文经学派的地位，让文字更好地起到宣教明化的作用，是许慎撰写《说文》的
公元121年，《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问世。在辞书学领域，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字典的诞生。《类篇》是宋 代一部以“《说文》为本”的大型字书，它体现了对《说文》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辞书史上也有着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 义。本文从编纂目的、收字部首、编排方式、注释体例等方面比较《说文》和《类篇》的异同，以揭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 系、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推进辞书史研究和辞书学科建设。
（赵宝利 广东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纪念中
学 528500；邵兴军 山东泰安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27
271400）
2017.06
语
根本目的。 同样，《类篇》成书于北宋中叶，也与其产生的环境因素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宋代在开国之初就定下大兴文教的
基调，将以文治武作为基本国策。宋代统治者为了网罗经世致用的人才，大兴科举制度，所以纂修官方专门诠释文字形音 义的字书韵书以供士人遵循并作为考官的审核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儒者解经，不 迷信传注，甚至对经文本身也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也导致当时的经学不一，异论纷然，针对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 实情况，当权者必须采取措施。于是一批新兴的儒学官僚和学者倡导重新修纂一些大型书目，终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 《集韵》完稿。同年十一月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 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2]（P563-564）于是经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范镇、司马光相继修纂， 《类篇》也应运而生。
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一种写 作手法。如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一 个“晴”字既是天晴的“晴”，也是感情的“情”，语句 流畅又意蕴无穷。又如鲁迅《哀范君三章》：“风雨飘摇 日，予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鸡和虫 都不值得重视，用来比争权夺利的可鄙人物。当时自由党 主持人何几仲（与“鸡虫”谐音） ，排挤范爱农 ，为范 爱农所鄙视，所以说白眼看鸡虫。类似通假的现象在西方 也存在，哲学家刘小枫在亚里士多德《诗学》讲座中对此 阐释得非常明白：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有很多机关等着我们 去看，而我们现在读书稀里糊涂就这么读过来了，好像亚 里士多德是说直话的。其实呢，他有很多隐喻、拐弯、转 折，要我们来体会其中的要义。“诗”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 里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①“做”，做事情的做，行为；②
语
《说文解字》与《类篇》的比较研究
○许姝梅
摘 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首创中国古代字典的部首排检法，用“六书”理论详尽分析汉字形体与字义间 的关系。宋代官修的《类篇》以《说文解字》为本，并在其基础之上独创“以部首为纲，以韵目为目”的编纂方 法，并网罗收集大量新字及汉字的多种音形义。通过比较《说文解字》《类篇》在编纂目的、收字部首、编排方 式、注释体例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掘出二者之间的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揭示它们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以 及辞书史上的显著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说文解字》 《类篇》 比较
二、收字部首 《说文》正文十四篇，叙目一篇，以一篇为一卷，共十五卷。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 一千一百六十三字。依部首分为五百四十部。该书在流传中，屡经窜改，今本为宋徐铉所校定，世称大徐本《说文》。与 原书出入颇多，徐氏以篇帙繁重，将每篇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 《类篇》全书共收录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几乎三倍于《说文》。自汉末楷书出现，经南北朝到唐宋时代，汉字字 数激增，《类篇》将其网罗收集，使所收字书多达三一三九字。《类篇》依据《说文解字》分为14篇，又目录1篇，共15 篇。每篇又各分上、中、下，合为45卷。《类篇》部首的编排严格遵循大徐本《说文》共分五百四十部。正文之部首全同 于大徐本《说文》，然《类篇》第45卷的目录却数至543个部首，但实则共540个部首。将《类篇》目录与大徐本《说文》 相核对，不难发现，《类篇》把“艸”“木”“水”“食”四部各分上下，而“食”部上未计入部数，其他三部皆编两个 编号，故部首数应在543个的基础上去除三个，即为540个。又因编号越次漏编“二百八十”和“四百四十五”两个序号， 则应再减去两个，然《类篇》卷第五下之“ ”部没有编入序号，且卷第七下之“襾”部有所遗漏，未编进目录而正文中 确有此部，故又多出两部，所以《类篇》部首总数仍为540个，与《说文》完全相同。我们将《类篇》目录与大徐本《说 文》相较时还发现，《类篇》卷第七下之“白”部的部次有异于《说文》，《说文》“白”部在“帛”部与“ ”部之 间，而《类篇》目录中“白”部则是置于“黹”部之后，但查阅正文，“白”部仍是在“帛”部与“ ”部之间，所以应 目录出现的讹误，应当改正。 三、编排方式 《说文》首创部首排检法。许慎选取了五百四十个字作为部首，对不同部首之间的安排则主要采用了“据形系 联”“以类相从”的方法。如第七篇下的“冖”“ ”“冃”“ ”“网”“襾”部，由“冖”形系联，由简至 繁；第八篇下的“儿”“皃”“ ”“先”“秃”“见”“覞”部，由“儿”形系联，由简至繁。再如第十四篇下的 “五”“六”“七”“九”部和“甲”“乙”“丙”“丁”“戊”“己”等部，是以数字和天干地支的顺序“以类相从” 排列的。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许慎还受“始一终亥”的思想的引导。《说文叙》云：“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毕于 终亥，知化穷冥”。[1]（P1328-1329）“‘始一终亥’思想决定《说文解字》部首序列的宏观走向。”[3]从“一”起，以“亥” 终，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有序的文字说解体系。 同一部首内的字头的排列大体是以义为次。《说文》每一个部首所属的字与部首都有意义关联，即“凡某之属 皆从某”。如第三篇上的“ ”部，先是对部首进行说解，“ ，众口也。从四口。凡 之属皆从 。”然后先列 “嚚”“嚣”“嘂”“ ”等表示由口发出的声音，再列“器”等表示像“口”形的器皿。可见，《说文》同部首的字大 致是以义为次的。但依然有很多部内字意义联系并不紧密，排序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杂乱无序之感。 《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编撰体例，为后世历代字书编纂者所效仿。但至宋代汉字字数增多，若是仍按《说文》《玉 篇》的部首法并根据意义为汉字排序，那么排检起来就相当困难。这时如何有效地为汉字排序和检索，就显得尤为重要。 《类篇》卷首有一篇序，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对汉字字序的认识，据此可以归纳出该书的编排方式和特点。“虽有天下甚 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于失其处者，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 一。今夫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
诗，写诗。柏拉图在《会饮》里面就玩这个词，两个含义都 有，让翻译家们没有办法。亚里士多德更是利用这个词的两 种含义，在《论诗术》里面玩尽了它的双关性。
所以，笔者认为，当遇到通假字时，我们一定要考虑 作者的写作意图，应当细细咀嚼其本字和通字，深入感受 原文一字合用二意的手法的精妙之处。
有人说：第一个写通假字的人可以说是写的白字，但 是后人纷纷效仿，也就积非成是了。此种说法笔者不敢苟 同，故而不揣才疏学浅，谨以本文来一抒己见，为通假字 成因提供另一种思路，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