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范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宪
浅谈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适用问题-中国法院网
浅谈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适用问题-中国法院网摘要：我国灵活性地以采纳、转化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适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是合理的、可取的，也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实践相一致的。
但是，不容讳言，我国目前所采取的逐个处理的方式，即每次就某一国际条约或某类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做出规定的办法，不仅大大增加立法机关的工作负担，而且可能导致适用同类国际条约的方式不统一和使国际条约的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
此外，一些本可以以采纳方式迅速执行国际条约的案件，可能因我国立法机关未能及时制定与其相关法律，从而得不到迅速执行。
所以，对这种逐个处理方式作适当的改进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国际国际条约国内适用宪法直接适用间接适用一、国际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由来当前，我国并无宪法性法律规定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在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程序这一问题上，我国也没有原则性的规定，即没有规定转化方式，也没有规定纳入方式。
我国《宪法》仅原则性简单规定了国务院的缔约权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与废除权，《缔结条约程序法》也只规定了缔结条约的程序问题。
根据《宪法》及《缔结条约程序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条约，国家主席根据决定批准条约。
事实上，国际条约并不像法律那样由国家主席公布，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加入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公布。
国家主席并无立法权，由其“批准和废除”国际条约仅具有象征意义。
要将其落实，就应由国家来公布国际条约。
目前的这种做法使国家元首的象征性权利也无法落实。
历史上，君主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均须由君主批准，而国际条约由国家元首批准正是这一做法的延续，但目前很多国家已放弃这种做法。
根据人民主权原则规定，由人民代表机构来批准国际条约。
我国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际条约，国家主席象征性地批准国际条约。
但如上所述，国家主席的象征性批准并未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布决定批准或加入的国际条约时，并未声明其开始在国内生效。
《民法典》颁行后国际条约与惯例在我国的适用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ustom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作者： 车丕照[1]
作者机构： [1]清华大学法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中国应用法学
页码： 1-15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6期
主题词： 条约适用;惯例适用;国际惯例;条约效力等级
摘要：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在《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适用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在批准民商事条约时明确该条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各级法院直接适用民商事条约;至于国际惯例的适用,应将《民法典》第10条中的“习惯”解释为包括国际惯例,从而可由法院直接适用。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不仅包括其作为法律的适用,也包括由当事人将其内容并入合同而加以“适用”。
基于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属性的认定,我国民商事立法应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保持一致,以便利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履行;而对于国际惯例,我国民商事立法无需与其保持一致。
在适用国际条约时,要考虑国际条约的效力等级而摒弃“条约优先适用”的简单判断;而国际惯例的适用则首先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可作为法律的补充规则加以适用。
法律研究 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问题
法律研究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问题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问题一、引言国际条约是各国之间为解决共同问题、保护共同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然而，当国际条约与我国法律相冲突时，究竟该如何适用这些条约，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界的研究热点。
本文旨在探讨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分析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中的具体情况。
二、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首先需要根据我国宪法进行确认。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的一部分，即由宪法授予其法律效力。
这意味着一旦我国批准或加入国际条约，该条约在我国拥有法律约束力。
三、国际条约的优先适用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判断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冲突时，存在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原则。
具体而言，根据我国法律，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
这是因为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的一部分，并且我国法律通过批准或加入国际条约的方式接受了其规定。
因此，国际条约的规定应该优先适用于相冲突的国内法律。
四、国际条约的具体适用在具体适用国际条约时，需要分析条约是否在我国经过批准或加入的过程。
对于经过批准的国际条约，其规定直接适用于我国。
与此同时，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定应该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确保国内法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对于未经过批准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其规定无法直接适用于我国。
但是可以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将其原则、精神或部分内容纳入国内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
这种方式称为“借用”国际条约。
借用国际条约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审慎判断，并确保国际条约的原则与我国法律的精神相一致。
五、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冲突处理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存在冲突时，需要进行冲突处理。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两种冲突处理方法：一是确保国际条约的特殊适用性；二是通过修改国内法律，使其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
针对第一种冲突处理方法，我国可以在法律体系中设置特别规定，确保国际条约的特殊适用性。
例如，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特定领域中，国际条约的规定优于国内法律。
中国关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关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外签订条约的数量增长迅速，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也日益频繁的同时，也发生了国际条约(国际法)与国内法在适用过程中的矛盾，本文将具体阐述国际法在中国国内的适用问题。
一、中国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我国的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模式、冲突解决均无明确的规定。
在宪法第89条中，只规定了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但是未规定条约是否作为中国国内的法律，也未规定条约如何在中国发生效力以及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解决。
立法法只是明确规定了法律适用的范围，但未明确规定哪些是我国的法律渊源，也未明确规定关于缔结条约的内容。
关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具体地规定在了单个部门法中，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法，在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都有所涉及。
通过这些法律渊源来看，单个、逐一的对条约的适用进行规定的立法现象几乎覆盖了我国国内法的绝大部分。
根据我国的立法、司法解释，我国目前对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模式采用的是混合适模式，兼采直接适用条约与间接适用条约。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直接适用条约的模式与美国自动执行条约①还不一样。
(一)关于直接适用条约的模式，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几个原则需要注意1、我国直接适用条约必须以国内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若国内法未明确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则该条约不能在我国直接适用。
与美国不同，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要有国内法的依据，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是由宪法规定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模式及其法律地位。
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地位，该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于本宪法被批准之前所积欠之债务及所签订之条约，于本宪法通过后，具有和在邦联政府时同等的效力。
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必然导致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水平与日俱增。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国内法在国际交往关系中占居何种地位以及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
明确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关系，在保护人权，促进中国对外交往，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步伐，促使中国经济融于世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理论。
其中，一元论又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而二元论似乎是现代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一元论。
一元论主张国际法和国内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谁优先的问题，进而又有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两种学说。
国际法优先说主张，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调整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两者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法律规范被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每一级规范的效力都来自于上级规范，国际法是高于国内法的法律规范，国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际法，国内法必须服从于国际法。
这种学说强调国际法的效力，保证国际法具有无条件的优先地位，但却否定了国家意志和国家主权，否定国内法的效力。
另外，这种学说主张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以个人之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这就完全否定了国际法作为“国家之间的法”的基本属性，根本改变了国际法的性质和方向。
国内法优先说理论产生于德国。
它主张，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于一个体系，国际法是从属于国内法的次一等的法律，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内法，它只有依靠国内法才有法律效力。
国内法优先说实质上是强权政治在法律上的表现，通过把国家意志绝对化来否定国际法存在的意义，以达到把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
国内法优先说在理论上是否定和取消国际法的，在实践中是不利于甚至是破坏国际法律秩序的，因而在国际上少有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逐渐衰落。
统筹推进并完善我国条约适用制度
统筹推进并完善我国条约适用制度文/王勇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起构成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创新发展，体现了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法治理念。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国际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对我国条约适用提出了新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对我国的条约适用制度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首先，实现条约适用案件的类案同判。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不同法院关于是否适用条约以及如何适用条约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同理解，从而造成了类案不同判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已于2021年12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该办法共20条，主要目的是强化类案检索制度要求，实现“类案同判”。
2022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统一法律适用工作领导小组，构建统一领导、职责明晰、衔接有序、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上述背景下，实现条约适用案件的类案同判既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要求，也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建设内容。
其次，大力增强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条约的能力。
当前，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条约的理念总体上还比较保守；我国精通条约适用的司法人才非常匮乏；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条约的方式与手段也亟待创新。
以上因素均严重制约着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条约的能力，亟待变革。
再次，我国应建设完善的条约适用法律制度体系。
条约在我国的适用规则体系是我国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方式
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历史上，中国曾长期被称为“封建王朝”，实行国际法的道路一直有待解决。
“革命”和“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法法律形式的活动增多，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参与国；因此，法律的形式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其对外国所采用的国际法的适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中国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形式（一）国际法作为习惯法在中国，当有一些国际问题未在国家法律中确定的时候，会将国际法作为习惯法进行适用。
根据我国有关条约和国际习惯，我国可以对国际法作为现行法律在国内适用。
（二）国家对国际法的认可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国家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一些关于外交等重大领域的问题均会出现在宪法中，也颁布一些有关国际法的规定，从而将国际法纳入法律体系，与国家常规法系并立。
（三）国际法作为特别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有一种特殊的法律，即特别法，这种法律隶属于国家主管法律之外的法律体系。
根据特定条件，有关国际法规定可以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特别适用，比如司法裁定、和解以及国际公约等。
二、中国对外国法律的适用（一）其他国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如在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外国法也必须认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国合同法在中国的适用，这与涉外事务的复杂性有关。
（二）中国的司法机关将根据外国的确定的法律规定，依法行使其仲裁权和司法权。
任何外国的法律、使用权和届合同，都可能对我国居民产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我国司法机关可以识别外国法律。
三、综上所述，中国将国际法和外国法系统地融入了法律体系，面对外部世界中全新的情况及挑战，中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调整，从而更好地适用国际法，为各种国际问题提供法律解决方案。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主要的法律体系。
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和维护着国际秩序和国内法律体系。
国际法是指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系，而国内法则是指规范国家内部事务的法律体系。
本文将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并分析其在具体法律案例中的体现。
首先，国际法和国内法可以相互调整。
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等文件的形式，约束着各个国家之间的行为。
国内法则是国家主权的扩展，涉及国家内部事务，包括国家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公民权利和义务等。
然而，国家在签署国际条约时，通常需要将其纳入国内法体系中，并通过国内立法来执行和实施相关的国际法规定。
这种调整机制确保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其次，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实践中相辅相成。
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则，规定了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和义务，为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法在保护人权、环境保护、贸易自由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国内法则为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提供了基础，规范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运行和公民的权益保护。
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合理结合和相互支持可以解决国际和国内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维护了全球和国家的法治。
再次，国际法和国内法在特定案例中有不同的适用。
国际法通常被认为具有优先适用的原则，即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这是因为国际法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共识制定的，并旨在调节国际关系。
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国内法可以优先适用，这是因为国内法更接近国家内部事务，并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例如，国际刑事法庭所审理的战争罪案件中，国际法在适用上具有优先地位。
然而，国家内部的刑事案件则由国内刑法来裁决。
最后，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国际法的发展和适用往往受到国家间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影响。
国内法则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这种互动关系使得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发展和实施不断适应现实情况和需求。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宪法规范
“约定必须信守”是一项古老的原则。
这一原则不仅在国内法领域内得到广泛认可，而且发展成为国际法上一项重要原则。
它要求在条约缔结后，各方必须按照条约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主权平等的特点，这一原则为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创造了条件，从而为维持和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
正因为如此，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一向确认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意义，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也都载有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定，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1986年《维也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法公约》在其宣言中都宣称“条约必须遵守乃举世所承认”，并在条约必须遵守的标题下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各当事方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而且“忠实履行国际义务”这一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作为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不论其内部结构如何，也不论各主管机关分工如何，国家应负责以宪法和法律保障条约的履行，否则，条约必须遵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但保证条约执行的方法规定，却属于国内法范围，各国国内法制度各不相同，条约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执行程序也各不相同。
但是，各国如何以其国内法保证适用国际法规则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国际条约的执行，从而反映出国家对国际条约义务的承担与否和多大程度上的承担。
这又是一个国际法上十分关注的问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演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与密切，国际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国家通过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也越来越多。
中国也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宪法来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并由宪法明确规定保证条约执行的方法。
而我国宪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却一直缺乏直接、明确的规定，这种法律规范的缺陷直接引起了司法实践活动中国际条约适用上的混乱。
加入WTO，对我国有关国际条约适用、执行能力提出了挑战。
目前，尽快完善国内立法，尤其是以宪法来明确中国对国际条约执行的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效力的一般理论
从实践角度考察，国际条约在国内效力主要是考察国家如何在国内实施国际法，如何履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
同时，由于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就直接表现为如何看待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因为国际法所调整的是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违反国际法须承担的是国际责任。
国际法与国内法无论在主体、调整对象、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实施等方面考察都不相同，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毫无疑问的。
但由于国家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的制定者，所以国际法与国内法两者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
这也是我国法学界的一般看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占优势的观点[1].
国际上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国家一般在其宪法中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如法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他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
”而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凡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已经确定的国际法应诚实遵守。
”荷兰1983年宪法规定条约不仅优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宪法[2].大韩民国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按照本宪法正式批准或公布的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应与大韩民国的国内法具有同样的效力。
”
二、实践中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国际条约在缔约国国内适用应包括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和条约的直接效力两方面。
国际条约要在缔约国内部得到执行必须首先在缔约国国内生效，即该条约必须得到缔约方内部法律的接受。
一般认为，各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并不能直接成为其国内的法律，除非另经其国内立法机关以“采纳”或“转化”的方式予以确认。
具体方式，由各国的宪法予以明确规定。
转化，是指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由于国内法律行为而纳入到国内法体系中，成为国内法律，或者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
一般的做法是将一个国际条约通过国内立法机关以一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内国化”，从而构成一项新的“内国立法”。
典型的是英国和意大利。
根据英国宪法的规定，缔结或批准条约
是英王的特权，国会却拥有立法的垄断权。
因此，一项条约即使有英王缔结和批准从而构成其对英国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但在未经国会批准之前却不能产生其国内效力。
再如意大利，按照意大利1948年宪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条约在意大利国内的效力，有赖于将条约规定纳入意大利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
如果条约引起意大利法律的变动，通常就需要有法律授权批准。
采纳，是指对一国生效的条约无需国内立法机关的相应“内国立法”，而直接对该国产生约束力。
典型的是美国和西班牙。
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美国权力下缔结的一切条约，与美国宪法和根据该宪法制定的法律一样，都是美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与之相抵触，每一个州的法官仍受其约束。
”
国际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后，自然人或法人是否可以直接享受条约赋予的权利并要求国内法院适用，这就是条约的直接效力问题。
按照各国的实践，通常把条约分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的条约两种。
前者是指条约经国内接受后无须国内立法机关再做出补充性规定，就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
后者则相反，必须由国内立法机关做出补充性规定后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才可以适用。
之所以要经过这样的步骤，是因为：第一，有的国际条约本身有这样的规定;第二，有的条约的效力在原则上只涉及缔约方政府本身，如果要将其效力扩展到自然人或法人，必须通过相应的补充性立法;第三，有的条约规定过于笼统，所以需要补充性立法;第四，有的条约不是用本国文字缔结的，所以需要译成本国文字，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3].实践中许多国家通过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法律来明确这一程序，从而确保本国对国际条约义务的有效履行。
三、我国现行宪法在规定国际条约适用上的缺陷
我国的宪法对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及效力问题没有做出直接和具体的规定。
目前，我国宪法这一方面的缺陷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国际条约国内的法律地位规定欠明确
关于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原则性的规定，仅仅规定了缔结条约的具体程序包括三个阶段：国务院缔结条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条约的批准和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条约。
从现有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中国，国际条约的缔结程序和法律的制定程序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可以由此推断在中国国内，国际条约与法律一样具有同等效力。
此外，一些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做出了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第一个做出这种规定的法律，该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之后，其他法律法规都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定，涉及民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邮政、野生动物保护、国境卫生检疫、外国人出入境等诸多方面。
但这些法律法规只涉及民事和行政管理等特定事项，政治性并不强。
因此，可以谨慎的说，中国并没有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的一般原则[4].
(二)没有规定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转化适用方式
关于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如何接受为国内法的问题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做出详细规定，但从其他部门法律就国际条约适用问题的规定以及法律实践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实践中倾向于直接采纳与转化相结合的做法。
如我国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都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把我国对条约的执行直接规定在国内法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则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有关特权与豁免权的规定，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做了补充规定后制定出执行条约的国内法。
综上所述，我国缺少宪法性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导致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这样的现实情况，不仅导致实践中我国国内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模糊认识，在具体应用时出现一些混乱，而且不能满足我国有关国际条约实践发展的需要，直接影响
到我国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与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不相称。
我国急需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接受与直接效力三方面制定相应的宪法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