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

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作者：宋蓉来源：《文物春秋》 2015年第1期宋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191）【关键词】冀中南；汉墓；文化因素分析【摘要】本文通过对冀中南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解析出冀中南汉墓所包含的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和本地文化因素消长变迁的分析，提出西汉时期冀中南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在继承当地传统的同时融入新的时代因素，至东汉时期，地域文化特征淡化，融入汉文化之中。

此外，就各类墓葬文化因素构成中外来文化因素所表现出的特点，提出冀中南汉墓在两汉时期与三河地区联系密切。

冀中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北接长城地带的北方文化区，南连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区，东邻山东文化区，西隔太行山再与中原、北方文化区相通。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武节劲风，民俗懁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冀中南发现了大量汉墓，其所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可能正是其文化自身发展的同时又与周边地区文化不断接触、交流的结果，而墓葬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即是其自身发展与接触交流的体现。

本文通过解析冀中南汉墓文化因素，探讨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图一）。

一、墓葬形制分析冀中南汉墓的形制，根据构筑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竖穴土坑墓、洞室墓以及带横向墓道的砖室墓。

竖穴土坑墓是东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已广为流行的墓葬形制，如燕下都遗址中的战国晚期墓葬就均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内有的有木质棺椁，有的直接放置尸体[1]，与西汉时期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完全相同（图二，1、2），因此可将其视为本地战国文化传统的延续。

西汉中期，竖穴土坑墓中出现了砖椁，以小砖砌筑四壁并铺底，之上先覆盖木板再铺砖（图二，3）。

砖椁墓在冀中南并未广泛流行，数量很少，仅出现在西汉中、晚期。

而与其邻近的山东北部（图二，4），这种砖椁墓的流行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早期，在竖穴墓中砌筑砖椁的比例高达82.1%。

由此可见，冀中南的砖椁墓应是受到山东北部的影响而产生，可将其称为鲁北文化因素。

冀中南的洞室墓集中出现在西汉中、晚期，数量亦很少。

关于洞室墓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可追溯至战国秦文化，伴随着战国末年秦统一六国的征程，其影响到了关东，从而使关东地区在战国晚期也出现了洞室墓[2]。

也有学者认为：“关中地区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早段的各类秦墓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墓，战国中期晚段，大荔地区和西安地区出现洞室墓，到战国晚期，宝鸡地区也相继出现洞室墓。

因此，关中秦墓自身原有的墓葬形制应是口大底小的竖穴墓，大量洞室墓的年代是在战国晚期，而且其分布情况是东早西晚。

”同时根据洛阳烧沟至迟在战国晚期以前已出现洞室墓的现象，还指出：“关中、关东地区在战国中晚期同时出现的洞室墓，表明两个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 [3]进入汉代以后，以长安为核心的三辅及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依然是洞室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并明显地存在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综上所述，洞室墓可视作三河地区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冀中南与三河毗邻，与遥远的关中相比，这里出现的洞室墓更有可能是受到了三河的影响，可将其称之为三河文化因素（图二，5、6）。

冀中南的砖室墓出现于西汉晚期，但直到东汉早期才广泛流行。

此种墓葬的规模差异较大，结构简单者仅有单间墓室，面积不过10平方米（图二，7）；结构复杂者由多间主室、侧室构成，面积可达数十甚至上百平方米（图二，8）。

但从构筑方式上看它们基本相近，均是先挖出“甲”字形墓圹，在圹内以砖砌筑仿造地面房屋的墓室。

砖室墓广泛分布于汉王朝统治疆域内，从统治中心的河洛地区到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以及长城以北的塞外边郡，都曾出现过这种形制的墓葬，故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

二、随葬器物分析冀中南汉墓随葬品种类丰富，有陶器、青铜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等。

其中青铜器和玉石器数量极少，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墓葬中，铁器多为刀、削及带钩一类的小型器物，漆器多已腐朽，仅存金属附件。

陶器数量众多，型、式多样，从器物的用途看，基本涵盖了当时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具有一定礼制意义的陶礼器，到筩形樽、耳杯、案、魁、方盒、奁、熏炉、灯等仿漆器或青铜器的生活明器，以及仓、井、灶等仿生活设施的模型明器，其中既有冀中南本地文化的结晶，也有与周边地区交流的产物。

以下将通过对随葬陶器的分析，解析其所蕴含的各类文化因素的属性。

1.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鼎、盒、壶。

这套组合从汉初即在汉代疆域内广泛流行，俞伟超先生认为这是战国关东六国文化遗风的复苏，是汉文化形成期的重要特点[4]。

冀中南随葬陶礼器的葬俗应也是受其影响而产生，可称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但在器物形态上，冀中南汉墓随葬的陶礼器呈现出了两类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有的器物在各地汉墓中均能见到，如扁球腹矮蹄足鼎、圆球腹矮蹄足鼎、敞口圆腹圈足壶以及盘口鼓腹圈足壶（图三，1—4），其形态与同时期同类铜礼器相近，应是仿铜礼器而造，由于流行广泛，可将其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除此之外的大量陶礼器在形态上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如盆形高足鼎、釜形矮足鼎、罐形高足鼎、球形圜底盒、深腹小盖圈足盒、盘口假圈足壶以及喇叭口假圈足壶（图三，5—11），这些形态的陶礼器在冀中南之外的其他地区非常少见，应是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可称为冀中南本地文化因素。

以上两类陶礼器中，代表本土文化的器物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如釜形矮足鼎和球形圜底盒的出现频率分别为40%和60%[5]，而代表汉代墓葬共性特征的扁球腹矮蹄足鼎和圆球腹矮蹄足鼎的出现频率仅为10%和20%。

2.生活明器这类器物主要有盆形樽、魁、灯、熏炉、奁、方盒、筩形樽、耳杯、案等，其中筩形樽、耳杯、案出现于战国，是战国晚期楚墓随葬漆器中常见的器形，如湖北江陵望山M1的漆樽（WM1∶B82）、漆耳杯（WM1∶B53）、漆案（WM1∶T73），其形态与冀中南汉墓出土的陶质同类器虽有差异，但总体特征相近[6]（图四，1—6），应是承继战国时期同类器形态发展而成。

虽与楚文化有渊源，但入汉之后，这些器物在汉代疆域内广泛流行，各地并无明显差异，故亦可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盆形樽、魁、灯、熏炉、奁、方盒等是西汉之后新出现的器类，分布范围广，在浙江海宁[7]、陕西西安[8]、河北涿鹿[9]等地都曾有过发现，各地所出器物形态相似，几无差异（图四，7—10），因此也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鼎形圆炉是西汉晚期冀中南汉墓出现的一种新器类。

圆炉口沿有支钉，可用于承放釜之类炊器，炉内可生火，应是与灶近似的庖厨之器。

墓葬中圆炉往往与灶共出，如武邑中角M4、燕下都北沈村东汉墓，景县大代庄东汉墓等，随葬品组合往往是1件圆炉、2件灶（图四，11）。

若将随葬品呈现的面貌联系现世生活，这种现象似乎表明灶才是生活中的主要烹饪设施，而圆炉仅为辅助用具。

在与冀中南相邻的鲁北，西汉晚期墓葬中也出现了圆炉（图四，12），并且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形态的阶段性演变形成了连贯的序列。

同时从随葬品组合看，鲁北地区基本不见灶，圆炉作为一种可移动的庖厨用具，可能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考虑，圆炉很可能是在鲁北地区形成的一种特色厨具，而冀中南地区使用这种器物似乎是受到了鲁北的影响，因此可将其称为鲁北地区文化因素。

3.模型明器这类器物的常见组合为囷、灶、井，此外有的组合中还有仓、仓楼、猪圈等，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制成陶制模型随葬是汉代墓葬中很流行的一种现象。

俞伟超先生认为，西汉中期之后，随葬模型明器的发达是汉文化形成期极富时代性的特征。

因此可将以模型明器随葬的葬俗称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在器物形态方面，与陶礼器的情况近似，各地出土的模型明器形态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冀中南汉墓中以方井和梯形灶最为常见（图五，1、2），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盛行不衰，并且在器物形态方面形成了连贯、完整的阶段性演变序列。

可见，这两种器物应是在当地文化的土壤中发展形成的，可归入冀中南本地文化因素。

此外，冀中南较为常见的模型明器还有梯形卷沿井、亚腰形井、马蹄形灶、三火眼方头灶、浅腹矮足囷、深腹矮足囷。

其中梯形卷沿井虽不及方井普及，出现略晚，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但此种形态的陶井罕见于其他地区，故亦可能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产物（图五，3）。

亚腰形井在东汉早期几乎同时出现在了黄河中下游的汉墓中，如焦作白庄M41∶21、侯马乔村M4259∶10，其形态特征近似，演变趋势相近。

自商周以来黄河中下游就是我国重要的旱作农业区，温和的气候，疏松易耕的黄土冲击层成就了这里发达的农业，同时，相似的自然环境、生业方式，可能也使这里在生产、生活设施的选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亚腰形陶井的出现可能正是这种共通点的体现。

但在陶井附属设置的装饰方面，黄河中下游各地又表现出了地域差异，冀中南的亚腰形陶井常在井架边做出卷云形装饰，有的还在井架顶端装饰有树叶形泥塑，如武邑中角M4∶31（图五，5），而三河地区常见的是风格简洁、几无装饰的方形井架[10]（图五，6）。

由此可见，这种装饰风格独特的亚腰形井也可算作是冀中南的本土文化特色。

马蹄形灶和三火眼方头灶出现较晚，数量很少，有研究者对秦汉时期的陶灶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陶灶可以分为方头灶与圆头灶两大系统，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多圆头灶，函谷关以东、秦岭以南则多方头灶。

圆头灶在战国晚期的关中地区已经出现，秦至汉初形成了马蹄形灶面、“品”字形三火眼的样式[11]。

汉代这种马蹄形陶灶沿黄河北岸向东扩展，位于关东的陕县、三门峡及晋南汉墓中均能见到其身影。

冀中南与晋南毗邻，出现马蹄形灶应是关中马蹄形灶向东传播的结果，故可将其归为关中文化因素（图五，7、8）。

秦汉时期方头灶的分布区在关东，但关东各地流行的方头灶形态又不尽相同，如三河地区流行的方头灶常有多个火眼，火眼或并列，或呈品字形排列，位于灶台内侧的烟囱高矮不一；鲁南苏北地区流行的方头灶多为双火眼，烟囱伸出灶台，顶端有屋顶形小盖。

冀中南东汉墓葬中随葬的方头灶三火眼呈品字形排列，与三河地区同时期墓葬所出形态相同，可称为三河文化因素（图五，9、10）。

冀中南汉墓中陶囷的流行不及灶、井，集中出现在西汉中晚期，深腹矮足、浅腹矮足两种形态的陶囷出现频率相距悬殊，前者为1％（图五，11），后者为9％（图五，4）。

从流行地域看，这两类囷也有较大差异，深腹囷在三河西汉中期墓葬中已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浅腹囷则少见于冀中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故可推断以上两种形态的陶囷应具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属性，深腹囷源自三河，浅腹囷则是本土文化孕育出的产物。

4.日用陶器以罐、釜最为常见。

陶罐的形态丰富多样，其中有三种出现频率最高，即直口球腹罐、直颈深弧腹罐与束颈深弧腹罐（图六，1—3），这三种形态的陶罐总数是其他各种形态陶罐总和的近一倍，并罕见于冀中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故可将其作为冀中南本土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