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的婉约词特点.

浅论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在词史上，苏轼向来被认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

他的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

但这位豪放派词的开派人，并不只以豪壮见长，其婉约词写得非常出色。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流传至今的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８７％，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被张炎称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词源》卷下）。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面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

历代词话评论家都有肯定苏轼词婉约风格的一面并评价甚高。

一、题材广泛情真意挚“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这是婉约词人对婉约词的基本看法。

他们认为作为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作佐清欢”。

正因为如此，唐未及宋文人作词的动机，大多是应歌而作，只是“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作“清艳之词”，“助娇之态”。

它是不大需要作者真情实感，多写歌妓情感，以闺怨离愁为主。

苏轼以前的婉约词，内容主要是剪红刻翠的“艳科”和旖旎温柔的“情话”，题材范围十分狭窄。

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引入词坛，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人词旧有的格调，赋予词以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苏轼对婉约词题材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１、沿用传统题材，赋予新的思想“词为艳科”，“言情”是晚唐以来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苏轼也写男女之情，但他主要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得清新、活泼；他还抒写还至死不渝的相思之情，也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如《南乡子·双荔枝》：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

每向华堂深深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筵不暂离。

共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这首词描绘了“自小便相随”那种青梅竹马式的纯洁爱情。

全词犹如一泓清澈泉水，清新直率。

令人欣喜。

又如写景，暗写情，寄情于景，以对照法点明离别之久。

思念之深。

新颖深婉，不落前人窠臼。

描写烟花柳巷中歌妓的生活，刻画她们的形象，也是晚唐以来表现男女之情的题材之一。

但这类传统词都带有狎侮女性的描写。

而苏轼的这类词，多表现对歌妓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这是高于传统歌妓词之处。

苏轼对那些侮辱、被损害的歌妓平等对待和深切同情，这与他一生的坎坷不平联系在一起。

他在《醉落泊·席上呈杨元素》词里发过“同是天渊伤沦落”的感慨；在《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里，把殷勤留别的佳人引为比旧交新贵更为可贵的知已。

“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些外，苏轼不像前人写同类题材的词时惯常注目于歌妓的神态色相，如《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减字木兰花》（空庆响琢）等均是富有音乐美的词篇。

至于那首由韩愈《听颖师弹琴》诗隐括而成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其摹写起伏抑扬的音乐之美，几乎原作同臻化境。

伤怀别人也是婉约词传统题材。

在晚唐伤怀别人词中，对象主要是女性，内容为恋情。

苏轼在创作此类词时，不但表现男女之间的离愁别苦，还扩大到送别挚友、怀念亲人的范围。

如〈昭君怨·送别〉，写作者与友人的恋恋不舍，依依惜别，表达出缠绵的别情。

又如《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一首情念亡故的恩师欧阳修的词。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作者把自己与明月都看成“识翁人”。

实以明月自比，表示对欧阳修情谊的永恒和纯洁。

苏轼与兄弟苏辙的友爱，那是著名的，手足之情，使他对兄弟异常怀念。

如在《西江月·黄州中秋》中说：“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满江红·怀子由作》中说：“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

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这与传统伤怀别人题材相比，增加了较多的社会内容。

2、开拓婉约词新的题材领域首先，苏轼将咏物之作引入词中。

托物言志本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晚唐五代词中却绝少咏物词。

高水平的咏物词当是：借物言情，以物达志。

达到物中有我，我中有物，咏物与寓意的高度融合。

欲达此境界，则香草美人的婉约笔法最为适宜。

苏轼婉约词中的咏物之作并不很多，却达到了咏物词的极致，吟咏范围也很广泛。

在他笔下，有凌霜傲雪，催人奋发的青松；有令人赏心悦目，梦回酒醒的白芙蓉；有“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梅花；有“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的荔枝；甚至还有“斗赢一水，功敌千盅，觉凉生两腋清风”的清茶……通过咏题，苏轼含蓄地将自己的品格、理想和情趣溶入了松梅等物的精神之中，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咏物极境。

例如《卜算子·黄州写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写于黄州。

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只身寄寓于凄凉的定惠院。

因刚刚出狱，惊魂未定，又“郡中无一识者”，故常策杖江边，望云而茫然，心境孤寂苦闷。

这种幽独孤愤之思，在其时写的诗中多有表现。

如《海棠》诗云：“只有名花苦幽独”；《月夜偶出》云：“清诗独吟还自和”等。

上述这首词则是苏轼于深夜难眠、月下独步之际，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情与物会，遂将满腹幽愤，借孤鸿形象和盘托出。

孤鸿惊起却频自回首者，乃抒发了诗人猝遭迫害，一腔怨恨无可倾诉之孤愤。

而拣尽寒枝却终宿沙洲者，正表现了他虽处穷厄却不屈身随人的孤高自守的情操。

词以拟人化手法写得语近意远，含而不露，很切合苏轼当时的心境。

王安石变法前，苏轼亦主张变革的。

王安石变法后，在变法内容与方法上，他与王安石不和，又更多地看到新法的弊端，而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因而遭到贬斥。

在外放期间，苏轼勤于政务，也确实看到新法于民不利的一面，遂作诗托事以讽，本是希望君主能察知民隐，“庶几有补于国”，竟被诬陷这“诽谤时政”而下狱、远贬。

后来，苏轼回首这些往事时说，如果他当时稍加俯就，凭他的地位和名望，是可以得到重用，甚至飞黄腾达的。

但他却自甘幽独，誓为苟合。

这不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静沙洲冷”最好的注脚吗？再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因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轻薄杨花逐水流”本是陈腐的题目，但到了苏轼手里却翻也了新意。

在这首和词里，他借杨花的“抛家傍路”抒发了自已贬谪黄州的飘泊之感。

杨花漫天飞舞，纷纷飘坠，竟无人怜惜，忍看酿就春色、装点春光的美好事物凋零、陨落。

字里行间正寄寓了词人那种万感丛集、内中无主的深广忧愤。

“抛家傍路”既是杨花真实写照，也映现着作者才难为用、一任飘泊的迁客逐臣的现实处境。

全词以迷离惝恍之笔，写郁塞彷徨之感，既抓住了杨花之神，又摄取了人的魂魄力。

由人体物，心与物游；借物写人，神与人合，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难辨的境界。

诚如沈谦所说：“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

”王国维也对之推崇备至：“咏物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1）。

其次，在词中描写农村风光，苏轼可称第一人。

描绘田园景色和农村风光，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题材，而在苏轼的词作中，农村题材的词作约占全部苏词的十分之一。

可见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关注。

他写农村的词作风格多样，其中一部分写得清丽妩媚，词情宛转，当属婉约词之列。

最为有名的是他在徐州任上所作的五首《浣溪沙》。

这是为了徐州城东石潭谢雨而作。

苏轼以清新明丽之笔，写出了农村的秀丽风光，讴歌农民繁忙的劳作和雨后喜悦的心情。

在词人笔下，有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者等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有春末夏初，麦收在望的农村风光；还有缫丝、赛神、观使君等农村风情。

词中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

读来象风物画那样令人神往，也如抒情乐曲般沁人肺腑。

词中含蓄、蕴藉之处，颇能诱发读者的遐思与想象。

其四云：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在一般文人眼里，枣花既无丽色，又无馨香，且屑细如粉，难入诗词。

但在苏轼笔下却颇有生气，落在衣巾上竟能簌簌有声！这正反映了苏轼对农村风光的热爱和普降喜雨后的怡悦心情。

结尾也很发人深思：“野人”尚能赐我一杯粗茶，解我之渴，而我“使君”当赐农何家？贬官黄州后，苏轼又写了五首吟咏农村风光的《浣溪沙》。

但时过境迁，词的情调不复从前那样欢悦。

如“翠袖倚风萦柳絮，降唇得酒烂樱珠。

樽前呵手镊霜须。

”虽然似“哀高丘之无女”的情调，不失苏轼的风流儒雅，但实际上是恢谐其外，内寓凄苦。

这种游戏谑浪之语，虽符合传统的婉约词风格，反映的却是苏轼对农民疾苦的关怀：“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此种题材，此等胸襟，苏轼之前的婉约词中是没有的。

二、意境清新格调高雅北宋词坛盛行婉约词，苏轼的婉约词多数也是袭用传统的题材。

诸如男女之情、羁族伤怀别、饮宴酬赠等等，但他写得清丽流畅，情趣高雅，大大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爱情词，多写男欢女悦，幽会密约，其词情浮艳，充满脂粉气“。

擅长写都市风光与农民生活的柳永，虽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但其艳情词亦往往寄情声色，陶醉于依红偎翠，故情趣不高。

苏轼却与之不同，他的爱情词体现了“天工与清新”的格调，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爱恋的纯真和伉丽的情深意笃，以至生死不渝。

仅以被王士祯称赞连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为例，抛开词人以香草、美人手法寄寓自己的政治失意不说，只看那“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儿女情，它也是健康、纯洁，充满活力的。

苏轼十分珍重夫妻之情，为后世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情诗篇——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这首被誉为“心思之曲”的词中，苏轼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典型性的事物和迷离恍惚的梦境描写，抒写了对亡妻王弗的刻骨怀念，表达对亡妻生死不渝的爱情。

封建时代的文人向有写悼亡作品的传统，其中潘岳的《悼亡诗》和元稹的《遣悲戚》都是古今传诵的佳作，和这两首诗比较，苏轼的悼亡词，既不像潘岳那样单纯写追忆当年鸳鸯的双飞双栖生活，也非元稹那样写富贵显达后对亡妻的追念，而是写仕途坎坷、政治怀抱难以施展时，对曾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体贴他的贤德亡妻的怀念。

这种久郁于胸的哀愤之情，通过梦境潮水般宣泄出来。

比之潘岳、元稹之一诗，感情更为真挚，忧愤尤为深广，遂成千古绝唱。

这首词之所以有如此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怀人”成分。

亲人的死亡对生者来说是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和摧伤，因为死者不能复生，绝了生者与之再见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