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章太炎、鲁迅反传统思想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作者：林坚来源：《人文杂志》2010年第01期内容提要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境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既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的体现。
二者的结合点,可从人道观、自然观、群体观、实践观、价值观、政治意识、道德观念、经济观念、教育思想、社会理念、国际学说等方面寻找。
关键词儒学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053-08儒家思想是一个多元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有着逻辑结构的科学体系。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包含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人学等方面的内容。
(注: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结构新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从思想体系或逻辑体系来看,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曾被人认为是相互冲突的。
然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求同存异,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让它们共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一、历史背景检视儒学的历史命运两千多年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确立了中国的文化理想;第二个时期,从宋代开始,对儒学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建,吸收、消融了佛教心性,把建立道德主体放在第一位主张“内圣外王”,认为只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尊严,才能显发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民族文化生命;第三个时期,即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受到巨大冲击之下兴起的,以恢复和确立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外来侵略与国内政治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历史被称为近代史。
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众多文化反思思潮，这些思潮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试图为中国寻找新的文化出路。
最早的文化反思思潮可以追溯到“百日维新”时期，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倡导改革开放，试图在中国引入西方文化和知识。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主要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而不堪，并认为应该放弃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和知识。
“五四”时期，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愈发深刻。
这个时期出现了更为激进的文化反思思潮，代表人物有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认为，西方文化虽然比中国文化更为先进，但是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问题，需要进行精神解放，推动中国现代化，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全面的动员状态，民族自尊心高涨，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以爱国主义为主旨，强调“保护民族文化，抵制外来文化”，提倡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反思思潮转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思，代表人物有胡风、魏巍等。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既尊重传统文化，又分清传统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界限，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
总体来说，近代中国文化反思思潮的主要特点是批判性、桥梁性和启迪性。
批判性表现为思潮者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现象的深入反思，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利与弊、优与劣的客观批评，旨在隔绝陈旧思想和文化。
桥梁性表现为吸收和传达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外来文化思想和实践。
启发性表现为通过文化反思思潮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进程，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现象，它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特征紧密联系、相互启迪，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反思思潮的时代性和人文气质。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案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之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
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
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
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
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
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
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
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
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
谈谈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认识
谈谈对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认识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在民族文化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
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上保守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政治取向也都趋向保守。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五个派别。
分别是国粹派，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孔教派，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沈曾植、陈焕章、马其昶等；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有杜亚泉、钱智修、梁漱溟、张君劢等；学衡派，主要人物是梅光迪、胡先啸、吴宓、柳诒征等；新儒家，代表人物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张君劢等。
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起源时期，此时主要是国粹派和孔教派的活动。
原因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冲击，中国文化存在危机，有识之士提出救亡必先救学，其次是受到日本学者保存国粹，可以强国思想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五四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时期。
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抗拒与回应，以及一战后西方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逐渐走向成熟。
在民族危机加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本位文化派和新儒家得到了长足发展，尤以新儒家的发展最为亮眼。
从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理论准备，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消化，到三四十年代，伴随着一批留学欧美，并对西方哲学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加入，新儒学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自产生起，就注定不能置身近代的文化论战之外。
除五四运动以前国粹派和孔教派人物参与的文化论战外，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五四以后先后参与了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1923年科玄论战、30年代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三四十年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摘要：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与刺激，中华民族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鲁迅先生提出了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思想革命”为目的，标本兼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鲁迅；应对策略；种族革命；思想革命“挑战—应战”的文化思想研究叙述模式，似乎遭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普遍质疑，许多学者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其实，不论如何质疑和斥责，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总是自觉地处在“应对”的状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强有力的挑战与刺激下的应对策略。
只有在这种“应对策略”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鲁迅文化思想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思想革命出场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打击，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引进—制度变革—文化思想”三个强烈的震荡周期。
戊戌变法以前，是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成了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标，曾被目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质文明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崇奉的时尚。
兵工厂、造船厂、棉纺厂等西方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方式陆续被引进，“咸与维新”成为时代的潮流。
但甲午战争的溃败打破了中国人的物质引进的美梦。
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使有识之士警醒：再强大的“器物”，在腐败衰朽的落后体制下，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
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告，“变法”主张恰逢其时，制度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立宪改革也被艰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然而，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梁仓皇出逃日本，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制度变革的尝试在血雨腥风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唤，正是在这样惨烈的世纪之交成了时代最强音。
梁启超逃居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宣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两面大骑士
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两面大骑士
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下面就来说说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是什么。
01
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02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
昧。
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03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文化反思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文化反思王志蔚摘要：辛亥革命迅速胜利和迅速失败的巨大落差给锐意革新、做着“好梦”的鲁迅造成了重大影响。
此后到逝世前，鲁迅一直在思考和总结辛亥革命得而复失的痛苦教训。
从小说、杂文、书信等一系列著作来看，鲁迅的反思涉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理论纲领、国民精神等方方面面。
这种反思是一种文化批判，是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改造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资产阶级；封建文化；国民性；历史教训20世纪初，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剧烈震荡。
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这种撞击与震荡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一直和辛亥革命以及随后的政治巨变中的几个重要的阶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概括叙述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期满怀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经历了革命后的种种事变，又跌进了完全失望的苦闷之中：“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1]“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
他力图“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2]试图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精神的思缕”使他始终不能忘却。
革命党人为什么会丧失政权？铁屋子里的人们为什么那样昏睡？这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真诚地呼吁“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
”[3]。
1925年，鲁迅写了一篇专门论述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历史的短文《忽然想到三》，其中主要段落值得深味：“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康有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建
康有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身兼诗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等众多角色，影响力深远。
康有为提倡的“政教合一”、“文化自强”、“敬天爱人”等思想，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和重建，为中国的现代化与文化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康有为在其著作《论人的本性与教育》中提出了“立德本”、“辅以文”的教育观，强调培养全面人才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应该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文化修养。
康有为认为，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的考试和科举制度，忽视了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需求，因此提出了使用“文明”的力量来推动教育。
他主张对学生进行道德和文化修养的教育，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具备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有人文情怀、有思辨精神和人格独立性等素养。
同时，康有为强调中国文化的自强与自信。
他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其“自我敬业”和“文化自信”，而中国人却因为长期被列强欺压和教条思维的束缚，失去了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信心，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康有为提出了“珂学”（即可学）的理念，主张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存在缺陷，但其中也蕴含了很多可取之处，应该摈弃其中的陈旧思想，挖掘其中的智慧，从而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性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提倡了“大同科学”，认为科学不应该只是西方的专利，中华民族也应该发掘传统文化和智慧，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思想体系。
康有为主张将科学的研究融入到自然和社会的整体之中，倡导综合性和互相关联性的研究方法，从而达到深入理解事物和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目的。
除了教育和科学领域，康有为在政治上也有深远影响。
他提倡“立宪”、“政教分离”等思想，主张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并且要保持政教分离的状态，这些观点为中国现代政治体制和法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与此同时，他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例如在妇女解放和民主自由等方面的表现仍旧不足。
总体而言，康有为既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又致力于跨越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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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章太炎、鲁迅反传统思想刍议【摘要】近代中国处在一个新旧杂糅的大时代。
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值得他们去认真闭门思考的问题。
用李鸿章的原话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两个“未有”表明伴随时代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中国人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
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不同阶层的人在探索不同的因应方式。
本文截取了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以几个历史人物为载体进行诠叙。
【关键词】康有为；章太炎；鲁迅；反传统
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之论
康有为是儒家忠实的信徒，因而维护孔子的“至圣先师”的神圣地位是其自觉的责任和义务。
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他身上又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实际上，自从他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之时，他已经涉足到救世的洪流之中。
维护至圣先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他热心世俗政治的秉性使他在当时孔子的的神圣地位动摇
之际挺身而出，摇旗呐喊。
在康氏的眼里当时的儒学明显已经不能应对时代带来的挑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求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但是康有为的求变方式有点特殊，而康氏“托古改制”所引发的强烈的疑古思潮就源于他的这种特殊的求变方式。
那么康有为采取的什么样的求变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旧瓶装新酒”。
实际上，不难看出，康氏改造孔子的方式，强加给孔子的种种新思想完全是康氏自己因应时代的方式，是康氏自己的新思想。
只是他的名气既没有孔子大，想救亡又想救孔子的想法迫使他这样去做。
这一现象真是近代国人的悲哀，干什么事情都要打着亡灵的名义，都要找到一个必须合乎“圣道”（且不问这种“圣道”合不合时宜）的理由，中国人总是不得不往后看，被过去束缚住迈向未来的脚。
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和单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人的”厚古”情结。
康氏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做法在招致很多人批评的同时也诱发了人们去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于是一股浓烈的疑古思潮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疑古强人的出现，这股疑古思潮发展为近代学术史上一个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
这种新兴起的疑古思潮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一种表现。
康有为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变古应今的手法竟被下一代人接过手来转变成疑古反传统运动，而它兴起的滥觞就是康有为在死去的孔子身上加了太多本不属于孔子的思想。
这些被康氏新加的思想与人们传统上的认知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因而必然会引发人们去重新认识这些在当时看来矛盾重重的东西。
二、国粹主义代表——章太炎
如果说康有为是由于提倡“托古改制”才无意引发了强烈的反传统运动，那么章太炎则是积极主动地有意识的去反传统。
章太炎
的思想十分庞杂，并且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这里仅仅是粗浅地谈谈章氏的反传统倾向。
国粹学派的代表怎么会反传统呢？国粹不都是保留在传统中的吗？这也正说明了章氏思想的庞杂、前后矛盾之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章氏本人属于革命派。
既然属于革命派，那么章氏为什么又成了以保护国粹自居的人呢？有人会说；革命立场和保护国粹并不矛盾，再说章氏保存的是国粹而不是传统。
实际上，问题绝不是如此的简单，国粹与传统并不能截然分开，章氏在前期也是一个激烈的主张排满革命的斗士，甚至一度因之而下狱，后来变成了一个以保护国粹自居的人。
章氏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过于理想化和浓厚的下层社会情结。
在革命的过程中，章氏逐渐发现革命派所追求的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不是他所
期望的，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政治运作中出现和存在的种种弊端。
他甚至说；这只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实乃这些“绅董”的“专制”，他只能给“没钱没势”的农民大众带来痛苦②。
在章氏看来与其费尽心血到头来还要受到一群人（议会里的议员）的专制还不如回到中国古代受皇帝一人的专制好。
但是章氏的复古是主张回到先秦时期。
章氏回归到先秦而似乎在暗示着他对秦以后的不满。
实际上，章氏不满的是被粉饰化的儒学，他要避开这个被严重粉饰化的儒学，去儒学初创时期看看“原生态”的儒学。
章氏通过先秦其它学派对儒家的纪录展开了对孔子
的激烈批判③。
这种对传统（秦以后）的激烈批判让人感觉到这位以国粹保护者自居的人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理解！这当然会引发人们去思考；谁才是真正传统的代表？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统？
三、五四部分新人的反传统倾向
这一时期的反传统勇士则是把文化作为斗争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传统刺去。
他们既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为之，又是大范围的为之。
可以说五四中的一些新人就是为反传统而生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不读中国书，不用中国字的激进主张。
并且提出这些主张的人都是受传统影响很深的人。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是传统孕育出来的人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传统呢？
当然，五四部分新人的反传统倾向不仅仅是出于救国这一点，当时全国掀起的恢复孔教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语境，这个语境是更为现实更为直接的因素。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传统到了此刻，在此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变成一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透了的东西。
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剧烈震荡。
有人说它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
断没断层先且不论，仅仅从这批人在反传统中的激进表现，我们不难想象接过他们火把的另一批人会如何循着他们的足迹激进
下去。
四、结论
近代中国出现这几次反传统运动并非偶然，它们都是在救国这个大语境下展开的，因而对这几次反传统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消
极的地方不能抓住不放，更不能据之定性。
无论是康有为的借尸还魂的方式所无意引发的疑古反传统运动，还是章太炎有意识地去反传统，抑或是五四部分新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诉求和主张。
这三次反传统运动稍有区别，疑古反传统运动是康有为无意所引发，章太炎的反传统运动是有意为之，五四部分新人的反传统运动既是有意为之又是在大范围内的进行，激进程度是前两次所不能比拟的。
另外，如果说回归传统就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那么，这恰很好地说明了这些人的救世情怀。
但是前两次救世所采用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的过去中去找“资源”，而五四的反传统运动则跳出这一路径，利用外来资源（民主与科学等）进行反传统，这是应当予以区别的。
在中西交汇、新旧杂糅的近代中国，人们几乎很难分清谁才真正是传统的代表，也很难说明白什么是传统。
因为当时被认为是传统孕育出来的产儿却在激烈的反传统。
也许这些看似相悖之处正鲜明地道出了近代中国的复杂之处吧。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第388—420页。
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第410页。
③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月第1版第124页。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的系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