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华夏藏文按：宋定国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在对“国学”、“国学大师”概念加以诠释之后，提出并论证了梁启超和陈寅恪是十九世纪中国两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现将《国学纵横》中论述梁启超乃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的相关文字辑录，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之所以将梁启超视为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除了在学问方面，他确实有涉及“国学”诸多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并有“突出的建树”之外，更在于他的“大师”之德，那种近乎严酷的、敢于不断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迄今难得一见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人品！“国学大师”不是生而俱就的，而是在漫长而艰苦的学术跋涉、求索中，逐渐成就的。

称某某为“国学大师”，并非说他的研究和著述，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为人、为文，就完美无缺，就一贯正确，一切都好，浑身发光，毫无瑕疵！不是的，“国学大师”也是人，而且就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等等人的共性而言，他们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就学术研究和著述而言，他们也会出错，也会有闪失；就为人而言，他们也会失足，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他们之所以配称“大师”，就在于他们有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论在为人、为文方面，他们都能依据实践和事实的检验，及时不断地发现、认识、纠正自己的错误和闪失，因而是融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中，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梁启超身处多变的时代，自称是一个“流质”之人。

所谓“流质”，就是不断变化、流动着的思想品质。

通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品质，确实一直在伴随时代、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不断地依据变化着的时代、时势的发展变化，依据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自我完善。

“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就集中体现出这一点。

于是形成其“流质”，即多变的思想品质。

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在多变的时势下所造就的，一位具有多变思想品质的“国学大师”。

——————————我认为“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有人会问：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当然有。

2006年6月1日，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中国台湾网协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揭晓。

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

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十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活动主办方表示：对于“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虽然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表示网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相信网民的投票结果。

然而，我却认为，由于网民的文化阅历，尤其是对于“国学”及“国学大师”认知上的差异等等，而在学富五车的学者中上网的人有限，参与该项活动的则更加有限，所以，对于这样的“活动”及其“评选结果”之局限性理应看到。

但是，该项活动在网友中所引发的对“什么是国学”、“谁配称国学大师”的争论，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我不想就上述十人是否配称“国学大师”，逐一点评，但据自己的理解，“国学大师”的评选在“学”与“师”两个方面当有更严格的标准，而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名单中的某些人，单就“大师”之德而言，就远远不配。

但对于其中的梁启超和陈寅恪而言，“国学大师”的桂冠，则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当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国学大师”，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

让我们先看看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幼年即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17岁中举。

后师从康有为（1858-1927年），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

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后来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1848-1905年）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曾一度与孙中山（1866-1925年）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基本主张上却相左，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颇大。

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作为改良派的主将，他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当即表示支持。

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后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使其期望落空，“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秉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他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他起而反对，于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猛烈抨击，随后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促使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翌年，他赴两广积极参加讨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他依附段祺瑞，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

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他因拥段有功而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他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许多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梁启超是一位在退出政治舞台后，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少有人物。

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使得文化人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

他瞩目中外，博览古今，因时应变，综合创新，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

梁启超思维敏捷，兴趣广泛，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

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

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

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我在前面谈及“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时，提到“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通过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学术文化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对此，迄今学界发表、出版的相关研究论著很多，故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此，我要强调说明的是，之所以将梁启超视为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除了在学问方面，他确实有涉及“国学”诸多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并有“突出的建树”之外，更在于他的“大师”之德，那种近乎严酷的、敢于不断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迄今难得一见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人品！“国学大师”不是生而俱就的，而是在漫长而艰苦的学术跋涉、求索中，逐渐成就的。

称某某为“国学大师”，并非说他的研究和著述，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为人、为文，就完美无缺，就一贯正确，一切都好，浑身发光，毫无瑕疵！不是的，“国学大师”也是人，而且就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等等人的共性而言，他们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就学术研究和著述而言，他们也会出错，也会有闪失；就为人而言，他们也会失足，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他们之所以配称“大师”，就在于他们有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论在为人、为文方面，他们都能依据实践和事实的检验，及时不断地发现、认识、纠正自己的错误和闪失，因而是融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中，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梁启超身处多变的时代，自称是一个“流质”之人。

所谓“流质”，就是不断变化、流动着的思想品质。

通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品质，确实一直在伴随时代、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不断地依据变化着的时代、时势的发展变化，依据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自我完善。

“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就集中体现出这一点。

于是形成其“流质”，即多变的思想品质。

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在多变的时势下所造就的，一位具有多变思想品质的“国学大师”。

最能说明梁启超这种变化的，莫过于他在由主张孔教是教，转而认为孔教非教上。

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世”的“大圣人”。

“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祖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

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

”（《新学伪经考叙》，《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版）这时，梁心目中的孔子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孔子，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说：“吾请语学者以经学。

一当知孔子之为教主；二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三当知孔子以前有旧教；……五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六当知秦汉以后，皆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十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

请言子学。

一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六当知诸子弟子，各传其教，与孔教同；七当知孔教之独行，由于汉武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梁启超这里的“孔教”观，可以说是对其师康有为所推崇的“孔教”的标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