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研究之面子理论的文献综述

关于传播学研究之面子理论的文献综述作者：杜风鹏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24期摘要：面子作为社会大众生活交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话题，也是受到各位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引起激烈的学术讨论。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把社会学家戈夫曼的面子理论、语言学家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以及华裔传播学者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作为论述对象，梳理中西方对“面子”的研究状况并进行综述，发现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关键词：面子；面子理论；礼貌理论；面子协商理论一、面子概念的界定关于面子概念界定的讨论从未停止。

专家、学者们纷纷从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不同视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却仍存在着异议，始终没有产生共识。

起初，研究者专家为了从众多相近概念中甄别出面子，试图从“什么不是面子”这一相反的角度展开研究。

比如，何友辉强调面子并不能代表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也并不能代表你的声望和信誉。

他认为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不过是面子的外在表现，但声望和信誉同个人的品行与社会责任感休戚与共，展现的是社会大众所给予的尊重，只涉及面子问题的一方面。

也就是说，即使个人有面子也并不能代表他具有社会声望。

除此之外，面子和华人平常所说的“脸”也是各有所指。

胡先缙（Hu Hsien Chin）曾对“面子”与“脸”二者展开了研究。

在她看来，“面子”彰显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是受社会认可的，而“脸”只是单向的对自身道德行为的评判。

由此可知，“面子”和“脸”并不能划等号，二者却是不可分离的。

这种观点能有效帮助我们掌握面子构造的繁琐性，同时后期专家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区别“面子”和“脸”的研究是徒劳的，应该将二者看作是复杂的、具有多种效能的综合体。

而且，笔者较为认同此种说法。

二、西方对面子的研究（一）戈夫曼及其面子理论真正提出具有影响力的面子理论并引发大范围的学术讨论的是社会学家戈夫曼。

戈夫曼的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获得认可的原因在于，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理论辐射面呈现出全面化、多方位性，进而被视为优秀的理论，该理论也被视为第一代面子理论。

戈夫曼理论中关于人际交往的论述受到涂尔干思想中集体生活的启发，依托社会生活中的“集体自我”理论，实现向“个体自我”的发展演化，进而将落脚点定位在展现自我意识的“面子”上，是浓重的点睛之笔。

（二）布朗与莱文森的礼貌理论依托戈夫曼的面子理论，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布朗和莱文森提出了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又被称为“面子保全观”。

该理论通常被视为关于面子和面子工夫的第二代阐释理论。

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保全观可以说是目前影响最大而争论有最多的礼貌观。

他们沿用了格瑞斯（Grice）的合作原则理论框架，以戈夫曼的面子行为理论为基础，进行了修正与拓展，建构了自己的礼貌理论模式。

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两大核心概念：（1）面子。

布朗和莱文森认为，礼貌本质上是为了满足面子的需求所采取的理性的言语行为策略。

他们将面子界定为个体在公众面前期待的自我印象，并指出交际中要考虑的面子可以被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2）面子威胁行为。

布朗和莱文森将言语交际中威胁言说者面子的行为称为“面子威胁行为”，也有学者译为“损害面子行为”。

这些行为威胁的既可能是说话者的面子，又可能是听话者的面子；既可能是积极面子，又可能是消极面子。

礼貌理论的最大优点是它的研究视野十分大胆。

这个理论把难以置信的广泛的特征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视角，关注交谈中细微的特征，布朗和莱文森揭示了这些基本的关切，比如我们怎样认识别人的形象，在关系中能力和亲密行为是如何协商的，性别、文化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传播区别是怎样出现的。

通过提出一套精约的概念，在相互关系中采取有力的立场，做出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的普遍的人类传播的明确的声明，这个理论促进了许多的检验，指导了人们对语言如何形成社会生活的关注。

三、中方对面子的研究（一）胡先缙及其理论面子研究首先是由中国的人类学家胡先缙在1944年首先带入社会科学的探讨领域的。

而且她是最早做出面子定义的人，其认为面子意味着社会声望，是个人社会地位提升的表现，是伴随成功和夸赞自然而然获得的，同时也需要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经营来维持的。

胡先缙借助语义分析法对“面子”和“脸”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所谓的“面子”是指，受到社会公众认可的声望和社会地位，而“脸”指的是，社会公众、群体对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个体所展示出的尊重。

至此，对于将“脸”与“面”的区分研究拉开了序幕，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二）丁云珠及其面子协商理论华裔学者丁云珠同伙伴在对戈夫曼“面子理论”和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问世。

它也被称为面子磋商理论，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框架来说明面子在冲突中的相似和差异。

面子协商理论强调社会互动的规范性，交流双方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自觉履行自身的职责，并按照社会道德标准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维护自身的面子。

面子协商理论的提出是基于社会大众特定社会关系场景中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是参与交流互动的双向互相界定的身份，而且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人们都希望通过同互动方的交流获得面子，提升社会地位。

文化作为面子协商理论的关键孔道。

戈夫曼与布朗和莱文森站在微观的视角关注社会交流互动中的面子问题，停留在对表面意境的研究，而丁云珠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蕴藏在面子表面意境后的文化因素，甚至可以将面子与文化面子融为一体。

面子协商理论强调面子是彰显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形象，强调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感召力。

我们要认识到，面子所彰显的社会身份，是“个体自我”（personal self）与“社会自我”（social self）的结合体，二者休戚与共。

受文化层次和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大众，会因其所追求的、存在差异性的面子而诱发社会冲突。

文化层次和社会价值观是影响社会互动的关键，是影响面子的核心因素。

丁云珠对面子问题的分析讨论延伸到不同文化背景下，通过跨文化视野下社会公众的交往互动情况，揭示面子背后蕴含的文化色彩，而此时的面子在不知不觉间演化成“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

针对社会互动交往中存在的面子冲突与商讨的问题，个体差异性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部分。

面子协商理论指出，面子同个人的情绪情感、认知水平密不可分，这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自身的认知水平，即在同社会公众相比较的基础上个人对自身的独立性的评判，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认知。

具备较高独立自我认知水平的人通常会视自身为个体，与社会大众相区别开来，而且在同他人的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只关注自我面子，忽视他人的感受，过度彰显自身的利益，属于强势群体。

但具备较高依赖性自我认知水平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追求与他人的统一性、协调性，在交流互动中更关注他人的面子，却忽视自我面子的获得，强调同他人的和谐交往、合作活动，属于规避性风格。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方式受性格特征的影响，同时也同文化知识水平密切相关，比如追求独立性自我认知的社会群体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追求依赖性自我认识的社会群体则倾向于集体主义。

不管是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因素的研究，还是从个体差异性角度而言，面子协商理论彰显了对社会群体复杂心理的认知和详细化的解读。

即使该理论观点受到社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同时在现实生活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确证、受到了检验，但只围绕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展开讨论，使其暴露出许多的问题，像交流互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的差别、跨文化视角对集体与个人的认识也会表现出差异性。

而且，依托大范围的总结而归纳出的定义，在试图囊括一切的同时，会丧失概念的一般化特性和合理性。

四、中西方面子理论的差异性分析（一）中西方面子理论存在差异的原因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导致了思维模式的天壤之别。

语言和行为处事等方面作为思维模式的外化，也必然会表现出中西方差异。

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是“天人合一”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人的价值共识，二者要像朋友一样友爱相处。

而且中方强调集体主义，意味着面子的获得要关注他人的情绪感受，更希望获得社会大众的赞赏和认同。

而西方却坚持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强调个人的相对独立性，崇尚个人主义。

而且在同他人的相处过程中，不遮遮掩掩，性格坦率，不阿谀奉承，强调丁是丁，卯是卯。

（二）中西方面子理论的差异性表现依托对西方文化背景的研究分析，“面子理论”应运而生，旨在通过社会交往中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展现个人形象，对他们彬彬有礼，促进社会交往活动的和谐推进，可能并不与其他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相适应，不具有普遍性。

中国人“爱面子”的行为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但这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面子问题，它强调的是个人在公众面前努力争取的公众形象，彰显的是个人向上、向善的社会力量。

因此，中国更关注积极、正面面子，并通过实际行动努力获得社会大众对个人的认同，以此提高公众形象，提升社会地位。

而西方却截然不同，他们更好关注消极面子，所谓的消极面子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自主性，行为举止不受控制、思想得到彰显，这是受个人主义理念的影响的。

五、面子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有关面子理的研究分析，除了笔者所整理综述的，还存在部分专家学者从其他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深刻阐述了面子的概念，在他们的研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专家学者对面子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差异性，尚未达成共识。

即使多数专家认为面子与社会地位与身份密切相关，掺杂着情绪情感和认知水平的差异，但由于对面子的理解分析侧重点的不同，他们并没有完全形成一致看法。

第二，面子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呈现是多形式的，然而中西方却只是单纯关注表面化的理论研究，忽视情景化的深入研究，只有一部分专家围绕现实生活实际展开细致化、全面化的面子研究。

缺乏实践根基的理论成果，是无法获得大众和学者认可和接受的。

第三，对面子理论的研究缺乏综合化的体系结构。

学者对面子理论的研究呈现出零散性、细小化的特性，这种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是无法挖掘到理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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