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拆迁故事——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宋朝
赵健律师《宋代的“城管”与拆迁》
赵健律师《宋代的“城管”与拆迁》对城市主政者来说，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相悖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
北宋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
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
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
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
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
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
以致到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显得不怎么规整了，不但城墙不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处处可见。
汴河斜斜穿过城廓，借着河流带来的交通便利、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沿河一带慢慢演变为城内最繁华的街市之一。
所有的街市看起来都是那么拥挤、喧闹、嘈杂，但又富有生气。
城墙之外，自发形成的热闹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
这样的城市格局，与其说是行政权力“规划”出来的，不如说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
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
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
两市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
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而且“居必求其类”，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中国历史上如何应对拆迁事件？
中国历史上如何应对拆迁事件？强制拆迁是最近几年网络比较热的词语，众目所见，纷纷扰扰，心中别有说不清酸甜的滋味。
在城市发展和改建的过程中，拆迁在所难免，在政府公权力与百姓合法权益的博弈中，百姓往往处于劣势。
杀死“强拆”者不受惩罚相比于今天，古代拆迁过程更为暴力，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要用哪里就用哪里。
即便如此，随着古代法律的逐步健全，保护百姓合法居住权益的规定日趋完善，这一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所体现。
《西游记》中孙悟空用金箍棒将八戒老巢云栈洞洞口打得稀烂。
八戒大怒，走出来如此责骂悟空：“你这个弼马温。
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故事虽是虚构，但其社会背景却是真实的。
打破人家大门而入，历朝律法对此处罚甚严。
中国多个朝代都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汉代禁止官吏夜入民宅，无故入人室宅庐舍，被主人杀死，主人无罪。
这一立法精神，后来唐、宋都两朝都基本继承下来。
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大明律》就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
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
”古代版“拆迁补偿条例”不仅如此，宋朝甚至出台了古代版“拆迁与补偿条例”，比现代社会早了近千年。
北宋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
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臵，或者货币补偿。
实物安臵：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
关于货币补偿的具体事项，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
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开封府房价的具体数值现在已难查实，但以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可推测一二。
钉子户
古代的钉子户及“强拆”矛盾魏新03月22日15:42分享到：平度村民强拆历史分类: 文化摘要: 从古至今，执政者都只能尽量在这些矛盾中去找一个平衡点，让其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不损害少数人的合法利益。
有建就有拆，有拆就有强拆，有强拆就有抗强拆，就有矛盾，现在有，古代也有。
过去，人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字面上理解，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家的领土，天下的百姓都是国王的子民。
但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孟子曾指出，这是不过是作者工作时发的一种牢骚而已，因为上班太忙，不能常回家看看，作为一句完整的话，“莫非王臣”后面还有“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连起来就是，本来都是国王的事，却把我这个打工得累够呛。
这样去理解的话，就能比较容易的明白：为什么古代就算都是“王土”，王也不能想拆就拆了。
比如说，被网友认为的史上最牛钉子户逢于何，因父亲的坟地被齐景公新建的宫殿所占，等到母亲去世了，他想合葬父母而不能，就拉着灵车去大街上哭，硬是通过丞相晏婴，把母亲也埋到了齐景公的宫殿里。
齐景公本不同意，因为这事搁到谁一般也不会同意，新建的宫殿里埋上死人，晚上肯定睡不踏实，所以他很生气地说：“这事自古也没有啊！”多亏了晏婴，他给齐景王掏心窝子说：“古代的君王，他们的宫殿建得很节制，不侵占活人的房子；他们的楼台很简朴，不侵占死人的墓地，所以，当然没听说过要到国君的宫殿内埋人的事。
但您现在大规模修建宫殿，侵占活人的房子，剥夺死人的墓地。
使活着的人忧愁，不能安居；让死去的人分离，不得合葬。
不是仁德之君的作为，不是保存国家的正道。
”齐景公这才同意。
按说，如果这件事可以用经济来补偿的话，齐景公多少钱都能出，但这显然达不到逢于何的要求，所以，齐景公不是说置之不理，也不是说派人去把逢于何弄死，而是答应了逢于何的要求，表现出了一国之君的气度。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晏婴本人也遇到了强拆。
最初齐景公是出于好意，觉得晏婴住的地方太破，环境也不好，就想给他在原地盖套豪宅。
北宋汴梁的“城管”与拆迁
北宋汴梁的“城管”与拆迁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2013年8月29日回答记者关于城管的问题时，提到宋朝京城就有城管。
在北宋汴梁，的确有一支城管队伍，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驱逐小贩、追鸡撵狗，而是维持街道秩序、拆除违章建筑。
<商业发展催生城管>宋都汴梁不像隋唐长安城一样平直方正，汴河斜斜穿过城市，借着河流带来的交通便利，沿河一带成为繁华街市之一。
汴梁街市拥挤、喧闹，但又富有生气，“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
这一格局与其说是行政规划的，不如说是民间自然生长的。
商业的魔力，让汴梁人竞相在热闹的地方开商铺、占街道，违章建筑密集，以致“市不通骑”。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北宋政府的街道司应运而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拆不阿贵顾全小民>北宋政府搞拆迁并不姑息涉及违建的权贵。
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命官员谢德权拓宽汴梁街道，谢德权“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
真宗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说违建者“皆权豪辈”，不奉诏令。
真宗拿这个牛脾气没办法，“从之”，权贵违建最终被一概拆除。
对于违建的小民，北宋政府一般会顾全其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
此外，北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设表木，经商可在表木之内，但不得越界，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表木存在。
<顺应时势不再拆迁>长安城那样井然有序的图景，对主政者无疑很有吸引力，北宋初年也曾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一度重设禁鼓，便有让市民像坊市制一样按时交易的意思。
不过，这种管理秩序阻拦不了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不知不觉间瓦解了，宋仁宗时，汴梁人意识到，“二纪(近24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
北宋中后期，政府对汴梁市民的违建也很少有拆迁行为了。
这意味着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在市民社会前克制了权力冲动。
《清明上河图》的汴梁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柴荣改造汴京的故事,名人故事
柴荣改造汴京的故事,名人故事
柴荣改造汴京的故事
柴荣刚即位时，汴京的情况是：违章建筑横行，道路逼仄，拥挤不堪。可是一国之都总得有个样子的，汴京当时的大部分道路不过十几到二十几步宽，皇帝的车辇都过不去，改造势在必行。为此汴京的旧城改造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拆迁工作也是很难推进的。百姓们不配合，朝廷的压力也很大，甚至有官员因为拆迁不力而掉了脑袋。于是柴荣下了宣传拆迁政策的诏书。他还对身边的人说，“这样的事情早晚都得做，而这样做的好处几十年后大家都会看到。”
宋朝拆迁的简介
宋朝拆迁的简介宋代时，原来的“坊市制”已经瓦解，政府不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市民获得了自由建筑房屋与商铺的机会在坊市制时代，哪里可以建房，哪里可以开铺，都由政府严格规划好，如此一来，城市难免显得杂乱无章。
同时，城市商业的兴起，又促使商民们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作“侵街”。
由于侵街严重，汴京甚至出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仄逼局面。
因此，从宋代史书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拆迁”的记载。
如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宋太祖赴宴归来路上，发现汴京通利坊的街道非常狭窄，便下令拆迁部分违章建筑，扩展了道路。
又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需要说明的是，以前的拆迁，通常都是政府行为，至于民间的房地产交易，是不能使用强制拆迁的手段的，只能买卖双方坐下来谈价钱，谈不妥拉倒，谈妥了就签合约。
当然，一些权势人家倚势欺人、强拆民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这不是社会常态。
而政府拆迁的目的，通常也是出于公共用途，比如为了拓宽街道、修筑城墙。
那么宋朝有没有拆迁补偿呢?有的。
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作出合适的补偿。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汴京又出现了一次拆迁，因为要开挖汴京新城的四面壕沟，需“移毁公私舍屋土田”。
既然要拆迁，就涉及补偿，当时朝廷便委任一个叫作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拆迁补偿。
根据拆迁的补偿方案，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政府“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官营房、民坟、寺舍，则由一个叫作“京城所”的机构安排“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给官地、另造房屋还给拆迁户;一种是货币补偿，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赔偿。
从前，那些拆迁的故事
从前，那些拆迁的故事作者：吴钩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 2015年第6期吴钩第一个故事鲁文公欲扩建王宫，需占用孟文子和郈敬子的府邸。
鲁文公找孟文子商量拆迁事宜，说您能不能搬走，我在外面给你建个更豪华的住宅。
孟文子说，不搬，如果你认为我不搬有罪，那请收回我的俸禄、官署与车服。
鲁文公只好作罢。
又去找郈敬子商量，郈敬子说，我也不搬。
鲁文公又碰了一鼻子灰。
第二个故事齐景公修王宫占了平民逢于何父亲的坟地。
后来逢于何的母亲去世，逢于何告到辅政的晏子那里，要求将母亲葬到景公的王宫里，因为要与父亲合葬。
晏子去找景公，景公很不高兴，说：您听说过有将死人安葬在王宫里的吗？晏子说，那是因为君主修建王宫很节制，但现在的君主，为建宫殿，占人坟墓，百姓自然要求将亲人葬入王宫。
最后，景公不得不同意逢于何葬母于王宫内。
第三个故事北宋皇宫格局很小，又发生过火灾，烧了不少宫殿，所以宋太宗决定扩建宫城，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还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
按照图纸，需要拆迁一批住户。
宋政府叫人去找拆迁户征询意见，但大部分居民都表示不愿意搬走。
宋太宗没有大拆大建的魄力，不敢大搞强拆，只好作罢，皇宫不扩建了。
第四个故事话说蒋介石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后，想将奉化老家的旧房子扩建一下，便派人动员邻居搬迁，让些地皮出来。
但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却不愿腾出自家地盘，并执意要求蒋介石亲自来说。
蒋介石得知后，一声叹息：“迁不迁由他去吧。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不过我尚不知道原始出处。
今天在蒋家故居，仍可看到周顺房千层饼店，嵌在蒋家大院一角。
（编辑/彭宇）。
古代拆迁轶事：违章建筑与“侵街钱”
古代拆迁轶事：违章建筑与“侵街钱”
完颜绍元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0(000)019
【摘要】中国式拆迁，一半是暴力，一半是暴利；中国式违章，一半是蜗居，一半是豪宅。
从唐到宋，从古到今，拆迁与违章就像一对情不投意不合的兄弟，一见面就扭打，却又不得不常常见面。
【总页数】3页(P74-76)
【作者】完颜绍元
【作者单位】上海书店出版社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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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拆迁故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宋朝作者：吴钩
来源：《蓝盾》2014年第07期
十一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
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
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
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
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
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
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
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
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点。
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
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
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
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以讹传讹，叫人哭笑不得。
其实，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
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
《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
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
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
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
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
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
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
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
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
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
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
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
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
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
”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
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
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
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
”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
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
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
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
’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
’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
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摘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