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和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先在西方产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下面，我对这个问题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是小农经济，农业的兴衰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假如农业获得了重大收入，那么国家肯定繁荣昌盛，假如农田失收，国家肯定要面临走向衰亡的威胁。
所以，如何发展农业，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成了当时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古代有哪些重要的发明，首先，是四大发明。
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
这四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扬光大。
造纸术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益处其实并不大，只是文人阶层可以应用。
印刷术也是如此。
指南针甚至成了占卜用的工具，而火药到最后只是成为了人们娱乐的工具（制作烟花爆竹），而西方却将这个技术发扬光大，比如说制作枪炮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我认为，这几项发明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有重大贡献，所以说，当时这几项发明并没有被中国人好好利用。
而西方却将这些发明应用于航海，战争等各个领域，所以发扬光大了。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在中国，对农业没有贡献的科技，是不能很好发展下去的。
这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从下一个例子中得到验证。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研究出来的圆周率为什么得到很好的重视呢？因为这个研究对制作农业工具很有帮助。
在天文学方面，凡是对于天气的预测有重要贡献的研究都受到了重视，而关于天体运行方面的研究却没有多少人进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关于天气的预测对农业有重要的帮助，而天体运行对农业没有什么帮助。
而这些研究也跟农业发展相辅相成，凡是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这些技术，或多或少都有益于当时的农业发展。
而在西方，经济基础并不是农业，当时的欧洲国家普遍临近海边，比如说希腊，希腊临近海边，所以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进行商品贸易，这样就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想象，于是西方哲学便在这种条件下诞生了。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关于某李约瑟之问原因地个人思考
题一：关于约瑟之问原因的个人思考1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战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人民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
绝大多数的人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就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研究科学。
或者说，不能很好的保证科学的连续发展（每次大围的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很多科学技术往往会失传）。
而欧洲在中世纪之后没有遇到过大围的严重的战争、自然灾害的影响。
2经济基础的特殊性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中，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种经济附束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
因此，劳动力的缺乏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难以获得发展。
相反，英国由于圈地运动，给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在工业革命期间，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快速下降，而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材料来自全世界，来源充足。
由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不彻底，使得中国人民可农可牧，一个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力同时也是一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纯粹的工商业劳动力有，但比例小），而且工商业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工商业（因为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绝大多数是来自国的农业剩余产品），一旦农业经济发生停滞甚至衰落（事实上，农业经济自十六世纪以后，始终没有大幅度突破过宋朝时的顶峰，自十九世纪以降，农业经济就衰落了），工商业就不肯能独立发展下去。
欧洲不一样，三次分工很彻底，从事工商业者很难再从事农业，而从事农业者可以从事工商业，使得欧洲在农业经济衰退时，其工商业照样可以不受影响的发展。
其经济为农牧混合经济，其中的牧业的生产（主要是羊毛生产）可以随着需求的扩大而扩大生产，市场经济就顺势发展了起来。
3思想观念第一，近代科学为技术科学，为西方所重视，而中国，只注重表面而缺少关注其在原理，非常注重实用性，即注重经验科学。
比如说微积分，导数，万有引力，孟德尔遗传定理等等，在中国几乎找不到。
因为这对农业军事等方面没有任何实用性，因此，造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进行量的积累，没有质的突破。
统治者是农业生产者的代表，不可能以牺牲农业去支持商业的。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指的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问题，即为何中国在古代曾有数十种发明，但未能实现科技革命。
这个问题由美国华裔学者李约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成为中国科技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下面我将从科技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难题。
中国古代有许多伟大的科技发明，比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这些发明在当时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益处，并且有时也被世界其他地区所借鉴。
这些发明并没有引起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规模变革，而是逐渐被其他地区所超越。
李约瑟认为，中国科技发明无法实现科技革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对科技发明的态度和运用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往往是为满足具体的实际需求而产生的，比如造纸术是为了纪录官方文件和出版书籍，印刷术是为了复制经典著作。
而西方则更注重科技的应用与推广，追求科学的普及和人们的创新精神。
中国的科技发明往往只停留在实用的层面，没有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制度限制下，科技发明的传承和创新受到了阻碍。
在封建社会中，士人们更看重文学才能而非科技才能，科技发明的创新和传承只是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兴趣或是官员升迁的手段，而非为整个社会所重视。
这就导致科技发明的研究和传承变得相对较少，并未形成科学研究的体系。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过于个体化，缺乏团队合作和科研环境的支持。
在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往往是由个体完成的，缺少集体的合作研究和实验环境，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西方科技发展中，科学家们组成研究团队，通过讨论、合作和竞争来推动科学的进步。
李约瑟难题深层次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虽然独特且有益，但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以及科研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形成真正的科技革命，无法引领社会的大规模变革。
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形成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 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 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 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 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 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李约瑟难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李约瑟难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李约瑟难题”是指在中国古代发明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发明技术的创始人已经无法确定的情况。
这一难题告诉我们几个启示：
1.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局限性的。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需要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证据信息。
2.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事实，避免因为主观臆想而歪曲历史事实。
3.历史研究需要跨学科合作，需要同时运用考古、文物、史料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全面了解历史。
4.历史研究的成果不是绝对确定的，会随着时间、技术、证据等因素的不同而改变。
我们需要对历史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5.历史是文明发展的宝库，我们需要在尊重历史、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中华文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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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学号：专业：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
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
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
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
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
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
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
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李约瑟本人有许多可贵的见解。
他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
李约瑟在自己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经从地理因素角度解答: “欧洲像一个群岛，四周有波罗的海、北海、爱尔兰海峡、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则是浩瀚的大西洋，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海上贸易和船队的活动。
与此相对照，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非常适合千百万农民从事耕种活动，由此产生的文明会如此的不同，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惊奇。
”他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解答: “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和“主要是中国的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封建社会以及商人阶级未兴起所致。
针对从制度角度的解答，他的论点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
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
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
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
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
其他学者也对李约瑟难题有自己的见解，对其的回答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且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以此作为切入点解析李约瑟难题，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之一。
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
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2. 中国科举制度的制约：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3.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这种实用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
换言之，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界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所以“李约瑟难题”是多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产生的。
可以说，思考这个问题的意义似乎比解决问题本身的意义更加重大。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李约瑟难题原因的基础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要大力提倡科技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文教化的国家,但这种教育在许多方面是不利于科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教学思想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把教育降低到一般知识传授水平。
培养创新人才，其重要特征就是敢于质疑问难，穷根究底，敢于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敢于问鼎真理，挑战权威。
但是，传统知识型教育恰恰是排斥学生的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一个重大差异。
要加强学术交流，使科学知识积累、传播与跃升，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
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
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
中国深知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我吐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
科教兴国的提出，近些年来越来越深刻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是体现了国家乃至国民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及态度。
《思想者》雕像俯身低头支颏的坐姿依然是充满着理性、冷静、深刻，充满着矛盾痛苦的。
就犹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历过沉痛的民族灾难后，中国人民以更加沉着自信的姿态出现了，科学技术不是停止不前的，中国科学在近代落伍不意味着在将来落伍，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
而中国总会有一天走进世界前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别忘了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所转述的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