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品与人品的再思考(一)
画品与人品的再思考(一)
摘要:中国画本质上是在画画家本身,画自己,是画家自己内涵和修养的展现,所以,画的境界体现了人的境界,画的完善过程就是画家自我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画品;人品;关系
西方艺术家罗丹曾说过:“做一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
”在唐朝以后的史论典籍中也经常出现“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等等相类似的说法。
潘天寿大师也认为“品格高,落墨自超。
”他还说:“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故画人满街走,而特殊作者,百数十年中每仅几人而已。
”这段话说明在天才、学问、见闻、经验方面,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认识和感受,但画品与画家人品是否相关一直颇具争议。
在国画传统理论中,一件艺术品病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考察作品与作者以及观者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
中国画本质上是在画画家本身,画自己,是画家自己内涵和修养的展现,所以,画的境界体现了人的境界,画的完善过程就是画家自我完善的过程。
朱耷是“金枝玉叶老遗民”,特殊的双重身份、复国情结与自身生存纠缠在一起,郁闷的现实环境使他无力与现实抗争,只能借用手中的画笔去表达宣泄。
自然而然的,艺术成了他宣泄的工具,他把反清复明的愿望,对大明故国的念念不忘,借助隐喻冷逸、独具个性的形象表达出来。
雪中之竹,笼中之鸟,无水之鱼,无根之树,“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每一个浓淡不同的墨点都向世人娓娓诉说着他心中无尽的悲思,都具有深刻的隐喻特征。
朱耷灵活地运用构图、形象、名号、题款等元素来组织他的画面,表达出深藏于内心深处的对故国的怀恋情结和对现实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朱耷曾说过“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从朱耷作品的笔墨中,我们可看出他的艺术世界就是他故国情感的倾泻和自我情怀的袒露。
他无限怀念和热爱自己的故国,所以,他创作的艺术作品,也都具有艺术之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饱含着故国之恋和时代之特征。
龚贤的高贵品格也是通过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在绘画中表现出来的。
诗意盎然、具有地方特色的江南水乡通过雄沉浑厚的笔墨表现出来,表达了他对一草一木的热爱。
他有一首题山水的诗:“千山万壑一人家,白石为粮酿紫霞。
尚尔尧舜犹未出,避秦若个向云崖。
”这首诗是龚贤思想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自己国土的深厚的爱成为他摆脱清朝统治者,遁迹山林的精神支柱。
一草一木、白石和紫霞都是他的精神食粮。
他细心观察,透彻描绘,把自己的爱倾注在画面之中。
浓重的墨韵溢散出来的浓烈的清高气息,正是他浓厚的感情升华。
龚贤的淡泊名利,隐居生活,带着他进入精神的高度自由状态,带着他率意、逍遥、忘情地表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也正是这样,才创作出了一幅幅留传后世的经典作品。
他作品中的高洁气韵,出自他历经磨炼净化后的内心。
艺术大师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窥,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
”“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
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
”“画中理气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乎,其要在养心性。
则理正气清,胸中自发浩荡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后可称名作。
”一个中国画画家,画的是内涵、修养和他的精神。
潘玉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著名女画家,一生留下了4700多件作品,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她一直致力于中西艺术文化的结合,为艺术的探索贡献巨大。
潘玉良的绘画艺术风格和艺术道路,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她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1895年出生,八岁就成了孤儿,十四岁时被舅舅卖到妓院,多次逃跑都没成功。
她的坚强和独立就来自这段悲惨经历。
她的个性豪放,吸引了当时安徽芜湖总督潘赞华,于是潘赞华为她赎身并与其结婚,从此,玉良改姓潘。
潘赞华一直提倡思想解放、尊重女性。
所以,当他发现玉良在美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时,就大力支持她学习美术。
1918年,潘玉良通过了上海美专的入学考试,从此,玉良成为该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中的
幸运一员。
1921年到法国学习,1928年回国任教,后来再次赴法,1977年在孤独寂寞贫病交加中辞世于巴黎。
潘玉良在法国时很少与人交往,一心作画,积极参加法国秋季沙龙,并且获得大奖二十一次,雕塑作品经常陈列于巴黎的塞努希博物馆。
她的刻苦努力换来了卓越的成就,在国际上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巴黎东方美术馆馆长也塞弗评价说:“潘夫人应新时代的潮流奔进,绝未改变其对艺术的见解,独立于具象与抽象两派之间,她用中国书画的笔法来形容万象,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已够丰富了。
”这段话肯定了她的独具个性不畏世俗偏见的艺术风格。
尽管身世坎坷,生活清苦,但坚强、独立、高尚的人格造就了她高尚的画品,为中西艺术的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画内功与画外功:画品与人品关系解读
互提升 的关 系,诗书画印的融通 ,可以
特别注重修身养性 。无论 古今 .画内功
其一 ,没 有 “画 外功 ” 的储 备 , 形成合力。而这种合力的形成 ,应该是
和画外功是学画成才的必备素养 、必经 国画艺术不能长久 ,更无从深入 。当下 国画大家产生的必备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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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论r十]也有类似的观点,诸如 “厕如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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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利的人品与画品
程大利的人品与画品在我看来,程大利先生是当代画坛少有的具有士夫学者品质的艺术家之一。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一是先生的人品为他周围的人所敬重;二是先生的学问常为同道所认同。
其敦厚朴实的长者之风和淡泊从容的气象乃至数十年如一日沉潜治学的精神更使我辈景仰。
有人说程大利先生是个文人画家,可我觉得从文化立场、文化态度乃至艺术状态等多方面说,先生更是一个如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士”。
古人以道问学与尊德性未尝为两途。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养成密不可分。
程大利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早年在沛县的时候就在古典文学、艺术史、西方哲学等多方面下了深入细致的功夫。
可以想见,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先生这种“侧身天地更怀古”的举动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但是以古为师、以心灵与古人对话的阅读过程也在一开始就涵养了先生“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文化情怀。
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切都在程大利先生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也使先生明确了人生的道路和操守的原则。
清人王昱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
”因此程大利先生后来虽然以画知名于世,但他早年这种在读书立品上做的功夫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他艺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长期以来,程大利先生从事的是美术出版的工作。
绘画在更多的时候是先生在忙完繁重的编辑工作和社会事务后的一种休息与享受。
美国学者列文森曾以“业余精神”来评述中国传统文人画家及其艺术理想,如米南宫以书画“自适其志”、倪云林“草草数笔,以解胸中逸气”,乃至董其昌的“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等等,我们都可以窥见其相同的旨趣。
显然,这种旨趣对程先生有着至深的影响。
但是与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家不同的是:程大利先生并不满足于书斋化的文人情趣。
同样的,以追求个体生命的安适来理解中国艺术的精神也是片面的。
庄子的逍遥游也不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宇宙中自得其乐,而是一种昂扬和独立的激情,以及将这种激情净化后的内在超越。
人品与画品
人品与画品关于人品与画品的关系,通常有一种说法流布较广,即,人品好、画品高,人品差、画品低。
其实并非尽然,细究起来,这种说法显然存在着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原则放眼出去,我们会发现,在社会的艺术生活中,并不是非此即彼、非正即负:除了人品好画品高、人品差画品低之外,还有人品好画品差者,亦有画品高人品差者,等等,情况纷繁难以简单化地拍板认定。
笔者以为,其中的原因大抵在于,做人与事艺固然有紧密的联系,而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艺术创作本身还有游离于做人之外的一套规律,不为人品的好坏所左右。
人品差,画品高的情况并非罕见,北宋名画家赵佶即为典型一例。
赵佶即宋徽宗,治国昏庸无能,吏治腐败,最终与儿子钦宗同当了金人的俘虏,留下骂名。
然而,在绘画上他却是才能出众的,工笔花鸟画和他的瘦金体书法,彪炳画史。
他不仅自己作画还十分重视画院的建设,注意健全组织,拟订制度,提高画院画家的政治地位。
招聘画家有以唐人诗句出题考试一项,题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等,考生高分所画内容已成为传世趣谈。
这方面的种种业绩,也足以使他成为出色的书画院院长,可叹啊,他当皇帝真是一大误会。
当然,在古代亦有不少人品好、画品亦高的例子。
如清代扬州八怪著名画家郑板桥。
以写墨竹和乱石铺街的“六分半书”而享誉艺坛。
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书画家,在当“县团级干部”出任潍县知县的时候,廉政勤政,心系民众生计,由写竹而迁想于草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透过诗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亲民之官的虔诚胸怀,即令在今天,不也不失其楷模和榜样的意义么!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人品好,主要指作者对他人、对社会的仁爱之心和善事善举的行动。
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心性和作为具有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
由好变坏、由坏变好、总体一直是好的、总体一直是坏的等等,种种状况生活中应有尽有。
艺术家的人品与艺术成就的关系
艺术家的人品与艺术成就的关系——试论“人品”与“书品”、“画品”摘要在“人品”和“书品、画品”的关系上,历来就有“书如其人”,“书画清高,首重人品”之说。
如果从笔迹学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笔迹能流露出此人的性格气质,甚至当时的心理状态。
但若以人品来论其作品的优劣,就有点太绝对了。
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有蔡京、秦桧等人因为人品而影响了他在艺术上公允的地位,但这毕竟只是多数人情感上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鉴赏者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一件事,做到不因人废书、废论。
关键词人品画品书品颜体古意南北宗引言在中国的艺术史中,凡是有成就的艺术家,首重“人品”的修养,所谓“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清唐岱曰:“古今画家,无论轩冕岩穴,其人之品必高。
”清方薰也曾曰:“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
所以艺术家的人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作品的成就高低。
人品的问题反映在绘画中便有“气韵不可学”、“气韵必在生知”等说法。
人品不是天生的,后天的修养决定人品的高低。
颜真卿的书法,代表着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他的颜体结束了王羲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后人几乎无人能够超越。
他年少的时候家穷缺纸笔,便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
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他先师从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张旭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尤擅写草书,他从张旭那里学到了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在书法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王羲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出现了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与王羲之飘逸、简远的书风分庭抗礼的局面。
他的刚健挺拔的颜体书法与其固执耿直的性格是难以分开的。
历来,他的人品与书品都是相提并论的。
《集古录》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他在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但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任太守。
“人品即画品”探微
文艺天地ISHUTIANDIY Jul. 2016 July 57“人品即画品”这一说法古已有之,具有正确性的同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放在当今的艺术评判领域却显得过时了。
但今人依然可以借鉴其正确性,努力在艺术领域创新与突破的同时,重视自身的人格修养。
在中国花鸟画领域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那便是“人品即画品”,大致可以理解为:只有人品好,才能画得好;想要画得好,先要人品好。
好的画品,自有“四品六法”等画论为其佐证,而好的人品,恐怕就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了,但至少也应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尚和法律法规。
人品与画品的关系看似重要,但也并不是必然的,值得画者探讨和研究。
一、“人品即画品”的出现与发展轨迹探微首先,“人品即画品”完整表述最初是针对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而提出来的。
赵孟頫身为宋朝宗室,在宋亡以后归附元朝,成为炙手可热的画坛领军人物。
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不耻于他的行为,轻视他的人格,进而提出“人品即画品”,用以攻击他的书画作品柔媚无骨,并希望借此归正画家们的品行和作为。
其次,这一理论在元代之前已现端倪。
《左传》中提出绘画“使民知神奸”,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也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这一些论述指出绘画对社会是有教化作用的,画家责任向社会弘扬忠孝等伦理道德;宋代郭若虚提出 “人品既已高,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生动不得不高” 这一著名论断,正式指出人品与画品具有重要联系。
再者、这一画论被后世书画家继承与发展重视,譬如清朝朱和美在《临池心解》中提出“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则暴,未免流露桎外”,人品逐渐演化为画品的重要评判标准。
二、“画品即人品”这一论断出现的原因探微首先,是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
在中国古代,文人是掌握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发言权的,绘画领域也不例外。
在宋朝宗室赵孟頫归附元朝之后,文人士大夫因愤慨和反感对他个人产生偏见,便贬低他在书画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实际上是一种斗气行为,是主观性的。
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探讨
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探讨崔梦麟,宋力(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山东淄博255049)[摘要]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认为人品与画品相关,人品的高低决定画品的高下,艺术家内在的品质、性格气质、思想感情、趣味爱好决定着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人品即画品”的命题强调人品对画品的制约作用,强调艺术家要注重培养高尚的品德情操,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
但应当看到,人品与画品属于不同的范畴,有着各自的内涵。
画品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人品不存在绝对的附庸关系。
如果将非艺术的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不仅不客观,而且也不完全合理。
[关键词]人品与画品;中国传统绘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非艺术因素[中图分类号]J2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416(2015)01—0122—02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做事之前先学会做人,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品”。
“人品”的高低决定“事品”的高下,“事品”的高下反映了“人品”的高低。
同样,绘画也是如此,“人品即画品”是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特有的命题。
这种思想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关于人品与画品关系的论说,多保持在人品决定画品的精神体系中,观画如观人。
但也不乏有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
有的论者认为,人品与画品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作用,人品与画品不存在附庸关系。
对人品与画品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绘画,对于中国绘画的赏析与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品人品、、画品的概念分析“人品”即人的品质,如何评判一个人的品质,最早是源于古代人物的品评之风和九品中正制,就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才学为主要依据将人通过品评分为九等,作为做官的依据。
笔者认为,“人品”如同品牌,是一个人的形象招牌,同商品品牌一样,时刻发挥着自己的“品牌效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呼百应”等是人品的正效应;而“敬而远之”、“天怒人怨”则是人品的副效应。
人品在画中,画品在人心中的意思
人品在画中,画品在人心中的意思
人品在画中,画品在人心中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品德、性格、行为举止等都会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一个艺术家的画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表现,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
因此,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时,不仅可以欣赏到它的构图、色彩、线条等艺术元素,还可以感受到画家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
举个例子,假设一位画家的画作主要以绿色为主,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喜欢大自然、环保等主题,或者他的个性比较平和、内敛。
而如果我们发现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骷髅、鲜血等元素,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是个悲观、情绪化的人。
当然,这些只是猜测,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画家的品德和性格,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对画家有一定的了解。
相反,我们也可以从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比如,如果一个画家的画作中强调传统文化和历史,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而且可能对历史、文化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如果一个画家的画作中强调创新和现代感,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是个追求创新、勇于尝试的人,而且可能对现代科技和文化等有浓厚的兴趣。
因此,当我们欣赏画作时,不仅仅是在欣赏技术上的表现,更是在欣赏画家的内心世界和品德。
而画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而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自己。
浅析元代人品和画品的特殊性
浅析元代人品和画品的特殊性早在魏晋时期,品评中国画的风气已开先端,到南北朝时此风最盛。
然而,早期并没有把作者的人物品藻与艺术品评过多联系,当时所谓的人品,也只是内在的精神因素,对绘画的品评也只是处于就画论画阶段,所以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
”并没有涉及画外的其他因素。
后来,特别是到逸品美学观建立,评价艺术创作开始更多地强调作者本人的才情、气质、风韵和格调,把画家内在的修养推到了至高的位置。
绘画也不再是单纯的再现客观物象,而趋向于主观情感的流露,成为了抒情言志的载体。
如刘墨在《中国艺术美学》中所说的:“艺术不独在一件艺术品中存在,更在人生中存在。
”随着文人画理论诞生并逐渐成熟,元代对画的品评更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伦理性内容,并使品评逐渐呈现出向伦理性、人格化倾斜。
艺术品评家们更加注重人品与画品的绝对联系。
譬如,元代的绘画题材中“岁寒三友”“四君子”等作为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形式上虽还是立足绘画本身,但在观念上强调画家本人立身处世符合士大夫理想的人格追求日趋浓烈。
士大夫伦理观念开始真正主宰绘画领域,成为绘画构成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
对绘画的品评也更多考虑人格因素,使得画家更注重绘画的情趣。
一套严格的士大夫的完善伦理观的确立,使得伦理性在本质上得到更深入的发展。
强调伦理纲常和人格完善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构成了中国画基本创作立场,而在审美性上,强调作品的伦理价值凌驾于审美价值之上,却置绘画的外在形式于不顾,形成伦理决定一切的庸俗立场,甚至还把作品的伦理价值引向对作者伦理道德的判定,提出“人品高矣,气韵不得不高”“笔格高下,亦如人格”的审美标准。
在元代对人品的特殊强调,还源于时代的特殊性。
南宋灭亡对汉民族来说,自然是无比残酷的,尤其是对士人阶层来讲,更是承受着皮毁毛离的锥心之痛。
大批的士人抱着对蒙元政权的仇视而隐居山林,矢志守节,不仕元廷。
如郑思肖就是这样以南宋遗民自居,不肯与现实妥协的典型。
从画品看人品——顶级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
从画品看人品——顶级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凡画艺上有着突出成就之艺术家,必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高尚的品格,美丑、是非、荣辱泾渭分明,反对什么,赞扬什么有着强烈的反差。
他们讲究“真、善、美”。
真,讲人要诚实;美,比真高;善,讲道德、人格。
没有人格就没有画格。
画格是人格的反映。
其人品比画品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对今人来讲,颇有借鉴做人之道。
“四不主义”齐白石齐白石的画室,一幅“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
砚田牛未息,落日照东墙”是他的生活写照,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累月,他创作了难以计数的笔墨丹青,但是他对四种人不画。
他的画室门上贴了告示:一、送礼物不画;二、请客不画;三、为外国人翻译者不报酬;四、为照相者不画。
见者如不见,无耻。
这则告示是在北平沦陷为日寇统治时期,他拒绝为日伪作画,翻译者指的汉奸之类。
但是也有例外,他的得意门生李苦禅,一日遇见伪警察欺侮一位黄包车的车夫,李苦禅路见不平,上前狠狠地揍了那个伪警察。
不料招来许多伪警察,寡不敌众而被抓关押。
齐白石不得不破例,拿自己的画将李苦禅从牢里赎出来。
“死不休”李苦禅齐白石对他的门生李苦禅说:“画不惊人死不休”,并专为他治过一方“死不休”的印章。
李苦禅这个名字,乍听起来以为他当过“和尚”。
不错,他有一手武功,但不是和尚。
他的名字是同窗好友林一庐起的,“禅”乃“禅宗画”,苦禅即苦画画之意。
他曾说:“我这一生坎坷困苦,有人劝我改掉这个名字,但我一直不改,我就是一个苦画画的,名之固当。
”又说:“搞艺术就要吃苦,怕苦就不要搞艺术。
”这正应了他的恩师“死不休”的叮嘱。
李苦禅上追宋代牧溪,学贯休、石涛、八大,师承齐白石,而自成一家,形成古朴、雄浑、厚重的风格。
齐白石十分器重他的才华,说“英(苦禅)也无敌!若老死不享大名,世无神鬼。
”苦禅一幅《双鸡图》齐白石在上题款:“雪个(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
”“丹青胜似乌纱情”崔子范崔子范是位“三八”式干部,在部队是位师政委,转业到文化部,两位副部长都是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同学,安排他一个重要位子——艺术局副局长兼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
为什么说画品即人品,画画到最后是画修养,人品不高,落墨无法
为什么说画品即人品,画画到最后是画修养,人品不高,落墨
无法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写意花鸟画在解决笔墨当随时代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营造新的意境和意趣。
清人方薰在他的《山静居画论》中曾言: “作画如作文,立意布局新警,不然,缀辞徒工,不过陈言而已。
”唐宋花鸟写生迭意,元朝表胸逸气,将意境和意趣推向高峰。
梅若先生的写意花鸟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塑造禽鸟、八哥、鸡、鸭、鹅、鱼、兔、狗、猪、龟等,又精写梅、兰、竹、菊、牡丹、荷花、蔬果等。
在这冗繁的领域里,要巧变不竭的意境与意趣,其难度可想而知。
意境与意趣从何而来?这里有两方面择取。
一方面是直面生活,画稿盈筐地写生观察;另一方面是加强画内与画外功夫的修炼。
数十年间,梅若先生遍迹各地写生,用线描、水墨、彩绘等勾勒各种花鸟造型,鸟、禽、鱼、虫、花、果各类皆画。
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整体。
同时,梅若先生还研读古今画论和画史,甚至将艺术的触点伸延到其它门类,寻找挖掘的可能性。
他认为,意境既是在实践中寻觅,也是厚积中薄发。
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诠释。
这种画境与意趣凝聚成的作品艺术魅力,也袒露出画家醉心于生命的灼热情感。
画品即人品,画画到最后是画修养,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
在当今充满浮躁的功名利禄中,诸多作品疏狂、野气而标榜创新。
而从梅若先生的写意花鸟画作品中,透露出他清正、纯淳、朴素的高贵人格,在笔力腕力功力、骨气逸气神气中,让我们领略、欣赏到朴质中见内涵,真诚中见风貌。
这正是他豪华落尽见真淳,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梅若作品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