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浅谈曹植诗歌风格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浅谈曹植诗歌风格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发表时间：2011-10-26T11:45:50.657Z 来源：《魅力中国》2011年7月下供稿作者：黄正祥[导读] 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三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影响最大的是曹植。
黄正祥（甘肃省夏河县中学，甘肃夏河 747100）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7-043-01摘要：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三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影响最大的是曹植，他的诗歌风格供后人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对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曹植；诗歌风格；中学语文；影响我在比较阅读了曹氏父子三人的诗歌以后，发现他们三人中对后市影响最大的，既不是曹操，也不是曹丕，而是曹植。
因为曹操处于建安诗歌的初期阶段，他的诗比较古朴、直率，而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于骈偶与华丽，曹操的诗风与当时时代的潮流相违背，所以对后来影响不大。
而对于曹丕，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为“绝人攀跻”，说曹丕是凭他诗人的感觉取胜的，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学曹丕的诗。
而曹植的诗，犹如给你一个台阶，你可以跟着他走上来。
正是由于曹植的诗可以供后人学习、借鉴，所以他的诗歌风格被后人不断继承、发展，从而对中学语文教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曹植诗歌历史性与个性的结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翻开中学语文课本，我们从中国古代诗文中去看看中国的文人，大凡成名者都曾或遭遇坎坷，或不满现实，或离忧寄思，有许多悲苦要抒发表达，很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曹植就是如此，他的大半生经历是从事写作，因为受到他的哥哥和侄子的压制，无国事可干，只能把一腔的感慨和愤激都表现在诗歌中。
他的诗歌内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世说新语》上记载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老师们每每以此诗句来申诫兄弟间手足相残的悲哀。
论曹植乐府诗的文人化
论曹植乐府诗的文人化特点曹植乐府诗的特点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是曹操与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乐府诗的特点汉乐府作为社会性的娱乐艺术，其盛期止于汉代。
汉末大乱，使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遭到很大的破坏，随着京洛等繁华城市的废墟化，乐府艺术也迅速衰微。
虽然民间仍有歌人在活动，并且奇迹般地产生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样的长篇说唱，成为乐府说唱艺术的顶峰之作，但是乐府诗创作主体已经转向文人。
建安诗人继承汉代文人创作乐府诗传统，其乐府诗仍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曹操、曹丕和曹叡以宫廷乐工声伎自随，作为乐歌，付诸伶人。
曹植说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
裴松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也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丕更是热衷于声色之娱，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曹丕自己所作的《善哉行》更描写出他日常耽沉声伎的生活情状。
魏明帝曹叡分汉相和曲为二部，“更递夜宿”，继承乃父乃祖深嗜乐府音乐之遗风，他所留下的诗，也全是乐府诗。
曹魏“三祖”创作乐府诗的方式按旧曲调制新词，其情形可能与早期词家的倚声填词很接近。
其它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甚至包括徐干《室思》、繁钦《定情诗》，大体都有音乐方面的依据。
但一般诗人难得有“三祖”这样的音乐方面的条件，所以所作乐府诗数量很少。
就乐府诗从音乐系统转向纯诗系统而言，建安乐府诗是一个过渡。
一方面，曹操曹丕的乐府诗风格最接近汉乐府古辞，与音乐仍保持同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是通过他们的创作，奠定了文人创作乐府诗的传统。
他们的乐府诗按旧曲调而不摹拟旧篇、袭用旧事，这一点与晋宋间人的拟乐府不一样，可以称之为拟调乐府，是文人乐府诗的第一阶段。
尽管早期文人乐府诗仍与音乐发生关系，但此时的音乐已经经典化，音乐制度渐趋凝固，失去了乐府发生时代的俗乐新声的活力，也不再派生新的曲调了。
评价曹植——精选推荐
评价曹植篇一：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
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
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
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
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
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
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
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
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
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经典论述】——论述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诗风差异
【经典论述】——论述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诗风差异试论述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诗风差异。
“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其次，曹操开学习乐府的风气。
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富于创新精神。
曹操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再次，他多以四言诗写汉末动乱，抒发理想和壮志，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诗重放光辉，开创“建安风骨”新诗风。
此外，曹操还开创了清峻、通脱的散文新风气。
曹丕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与倡导者，他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
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其次，他的《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自觉的先声，是在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再次，他对古代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首先，他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推动了建安风骨的形成。
其次，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诗人。
他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再次，他注意诗的词彩美和气韵美。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他的诗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此外，曹植也是建安文学的积极推动者。
在诗风上，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的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占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
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
曹植诗歌风格
浅析曹植的诗歌风格及其艺术成就摘要：“三曹”的出现，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建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歌风格，艺术成就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
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钟嵘《诗品》评论其创作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诚然，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父兄之长，达到风骨文采的完美结合。
不但具有阴柔美、婉约美、雄奇美，同时充满慷慨悲凉的悲剧性的生命意识。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
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
曹操的大量诗歌，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
曹操的乐府诗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
后者如《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
浅论曹植诗歌功业思想的形象分析
浅论曹植诗歌功业思想的形象分析作者：于海安来源：《电影评介》2010年第10期【摘要】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的文学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对诗赋形式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还表现在对诗赋内容的锐意革新。
通过自我形象、侠士形象，曹植在其诗歌中表达了深深的功业思想。
【关键词】曹植功业思想自我形象侠士形象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的文学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诗赋形式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还表现在对诗赋内容的锐意革新。
其诗赋内容虽驳杂，却有着一种固定的指向。
这便是功业思想。
曹植的诗赋大多数是趋向于这种固定的指向。
在表达这种指向时，曹植往往在诗赋中以某种形象来阐释其情怀。
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自我形象、侠士形象等。
那么，让我们沿着“功业”这条线索，去追寻曹植的人生踪迹，走进这位诗人的艺术世界，一窥究竟。
一、曹植功业思想产生的原因曹植出生的那年，曹操因袁绍的推荐出任东郡太守，迁家至鄄城。
一出生就在颠沛流离之中的曹植自此与征战接下不解之缘，后多次随父出征。
所到之处，莫不是百姓流离失所，兵燹横生。
这给幼年的曹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闲居赋》有“复民生之无常”的句子。
身为贵介公子，能有此体恤民生之心，可谓难得。
再如《述行赋》“观秦政之骊坟，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为君”直接表达了爱民之情，表现出对暴君暴政的厌弃以及渴望清平明君的南衷之情。
再说他的“侠士”思想。
曹植头脑中的“侠”的概念，大概最早来源于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
试想，他自幼随父征战，虽未杀敌以立军功，但疆场之上雄武的将军的高大威猛的形象让他将自己未来的目标定位在建功立业之上。
再者，饱读诗书的曹植肯定也受到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以及太史公《史记》等书籍中侠文化的影响，将战场之上的将军与书本里面的除暴安良的侠士相结合，从而确立了他的人生追求目标，即以侠士之安民的精神用将军纵横天下的方式来扬名立万，名垂青史。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JL'’，《白马篇》就给我们勾勒描绘了一位骑马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形象。
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摘要］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其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极为深远。
具体来说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擅长五言诗，从东汉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创作，扩大了五言诗的创作题材和手法，使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领一席之地。
二是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曹植的诗歌抒情意味浓厚，讲求抒情手法，影响深远。
三是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曹植诗歌的艺术价值奇高，其诗歌创作讲求遣词造句，对中国诗歌美学影响深远。
曹植的诗歌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影响前言曹植是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汉魏六朝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诗人之一。
在曹植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做到了情感和语言的完美结合。
此外，他的天才诗思、豪放性情、传奇人生，都富有迷人的魅力，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
古今文学评论家也纷纷认同曹植在建安诗坛甚至是中国诗史所取得的建树及地位。
钟嵘《诗品》多以曹（植）、刘（桢）并称，有时也加上王粲，明确的将三人推为建安诗人代表，均为上品。
王士祯说：“汉魏以来，两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好为仙才者，为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带京堂诗话》）[1]175曹植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写作手法和抒情方式上的创新，开创了我国古典诗歌在抒情传统上的新的篇章；他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为确立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外，他的诗歌讲求文与质的完美结合，改变了汉魏以前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的诗风，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质彬彬道路上的发展进程。
在研究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我国的文学研究者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张亚新、于浴贤、钱志熙、木斋等，他们均在各自的相关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及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均肯定了曹植诗歌创作的历史研究价值。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奉献论文关键词：曹植中国诗史“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奉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开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
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奉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开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
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
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
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
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
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逊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逊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缺乏论。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姓名：苟侦桢准考证号：130411326176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影响贡献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
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色的诗歌。
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
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
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
”①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②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曹植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曹植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曹植是西晋文学家，著名的“凉州词派”创始人，以其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曹植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影响诗歌发展，它唤起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脉动，受到
极大好评，并影响了社会さの文化发展。
他独特的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中国古典诗歌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
它文采豪放、自由而高雅，曹植的诗歌往往耐人寻味，他的诗句也极具音乐性，酣畅淋漓。
其作品不仅是精美的，而且有理有据，能够针对当时社会的不公和腐败问题，揭露其行为的荒谬性，也有赞美善良的言辞，令人折服。
曹植对古典诗歌有着勇敢的探索，并把自己深沉而独特的情感宣泄出来，古老
而充满活力的诗作，展现出绚烂多姿的色彩，引领中国古典诗歌进入真正的文学领域，它的诗句常常能触景生情、活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教给人们和谐的礼仪品味，把廉正的价值观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曹植对古典诗歌的贡献，至今仍在口耳相传，他把古老的文化传承下来，使古
典诗歌经历了长久的时期，继续引领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为学习诗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学前教育激励了无数孩子们学习诗歌，培养其文学品位，对美育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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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蔡振雄摘 要: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诗歌创作意义,在于使汉魏五言诗歌从民间状态、半文人化半民间状态逐渐向文人化过渡,突出诗歌的心灵化、个性化及艺术特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文人诗”的诞生。
关键词: 曹植;建安文学;诗歌文人化;比兴;心灵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490X(2003)01-187-03作 者: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潮州,521041汉魏诗歌以五言诗为主,呈现出逐步文人化的趋势。
所谓诗歌的文人化,是相对于民歌而言的。
民间的创作,在魏晋以前一直是非主流的存在,在创作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体现出民间“即兴歌唱”的特点。
东汉中后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呈现出既有文人特点又兼民间风格的状态,成为民歌与文人化诗歌的一个过度。
进入建安时代之后,随着两汉经学的崩溃,历史进入一个重大变化的时期,诗歌的文人化逐渐成为可能。
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
”①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极自由,极解放———人的觉醒,对内在价值、风神、才性的重视、确认,直接推动了“文的自觉”进程,使作家们对“文学”的价值产生新的体认,表现了高度的“文学自觉”精神。
这样,文学创作特别是五言诗歌创作终于在建安之后真正走上文人化道路,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摆脱了民歌里闾歌谣之质,且在表现范围、表现手法,抒写作家个人性命,情、理相融,表达严肃正统主题等方面渐渐扩大深化。
这其中,曹植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的文人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邺下和黄初———太和时期,这两个时期诗风虽截然不同,但“词采华茂”则是相同的,其诗歌既保持了乐府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又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明朗的语言风格,开始讲究词藻的华美,如《美女篇》:“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
顾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辞藻十分华丽。
另外,他的诗又工于起调、结句。
起句给人以强烈印象,往往撼动读者心弦。
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其一),“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等等,这些起句均气势非凡,奠定全诗磅礴基调,正如谢榛所言:“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
”曹诗的结句,往往余韵深远,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全篇中心,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
再次,曹植诗歌还精于炼字、炼句,如《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左“破”、右“摧”、仰“接”、俯“散”用语精工,形象生动,表现出游侠少年高超精妙的弓箭技艺。
其它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箜篌引》)、“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丁仪》)等都是人们激赏的警句。
字、句之外,曹诗还注重诗歌的章法、布局、声律,突出结构及音律之美。
《赠白马王彪》中,曹植将乐府古辞中常见的“顶真格”的修辞手法由句与句之间的“顶真”发展为章与章之间的“顶真”,这样全诗的音节不仅合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层层深入,使长诗在各章节之间上递下接,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此诗中还有不少句子,平仄调谐,俨然律句,“故谓作文始于声律,实当推原于陈王也”。
②总之,“词采华茂”在当时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时尚,曹植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直接体现了“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特征。
使五言诗逐渐蜕去里闾歌谣之质,充分体现了由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的创作经营,诗歌语言的逐渐雅化,并由文体的独立而走上自身审美发展的道路。
二 汉魏时期,玄学家认为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必须“以道畅情”,所谓:“物情顺畅,故大道无为”(嵇康《释私论》),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士人注重流露性情,崇尚尊重个性,精神自由。
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诗歌创作常以悯时伤乱、咏叹个人命运为主题,与以往民歌相比,情感求 索/2003/1187 DOI:10.16059/ 43-1008/c.2003.01.058更为浓烈。
但浓烈并非直露,而是深刻蕴藉。
民歌的情感抒发往往直抒胸臆,言浅意近。
文人的情感抒发,往往凭借物象,情和景成为抒情诗内容上的两大成分。
古代诗歌从《诗经》开始,就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作者基本是民间歌手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士人,因而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显得质朴而粗糙。
作为文人独立创作的比兴传统是由屈原开始,集中体现在《离骚》中,“香草美人”这一比兴传统成为后代文人抒情诗,特别是有关于政治的抒情诗所遵循的固定模式,可在屈原之后,建安之前,这一比兴传统一直未被重视并发展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中,曹植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继承比兴的传统,突出了文人创作的特色。
曹植被曹丕流放及幽禁之后,已完全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因而内心充斥种种不满和抑郁。
这使得曹植极容易沿袭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因为这两者的情形与实质是类似的。
《美女篇》、《吁嗟篇》、《种葛篇》等作品中都表现了“美人香草”的形象,甚至采用以女性自比的手法,让人感觉到屈原影子的存在。
曹植诗作与屈原的相似性,当然和他学习屈原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彼此都是政治上的失意文人,在遭遇及情感体验上存在着相似性,民歌的作者较难从中会引起共鸣而创作中沿用类似的表现手法。
由于与屈原相似的心态,曹植有些诗歌作品结构甚至表现出与屈原作品相似的特征。
《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
……悲风来入帏,泪下如垂露,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
”全诗以夫妇为喻,写昔日之和乐,今日之摧颓,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最后归于虽悲伤而又力求自遣的复杂情绪,这中间的每一种情绪和诸种情绪之间的组合都让我们想到屈原,并非民歌那样单纯直露。
汉魏思想演变的结果,是思想中心由社会环境转向个人内心,由形质转向精神,使人们由对形而下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形而上的思索。
文学因受此思想演变的影响,相应地由注重对形的摹写转向对神的传达,这一过程正体现出文人化的特征。
在曹植后期创作的诗歌中,有涉及到景物的描写,但不是细致的描绘,即使是景色出现,往往只是概括性的,是在于营造社会的环境氛围,衬托作者内心的痛苦思绪,可以说是作者情绪化的产物,因而这些景物往往亦是想象的,是诗人处境的象征,是抒情的铺垫,是留给读者思索的媒介。
如《赠白马王彪》中:“秋风发微凉,塞蝉鸣我侧。
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
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
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
”这首诗实际上仍采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但并非“香草美人”之类,体现曹植了创作艺术的逐渐成熟。
赵沛霖在《兴的起源》中指出:“从兴出现后开始的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并与想象和理解相融合,来塑造主客观统一的诗歌艺术形象的过程,正是逐渐体现诗歌艺术本质的过程,也是逐渐达到诗歌艺术最高审美范畴的过程”。
③抒情是诗歌的本质,诗是强烈感情的展示。
文人化的诗歌创作,更在于体现一种深厚、执着、复杂的情感。
曹植诗歌就充满着一种忠厚热烈的情感,一种积极牺牲的精神,其作品由此更多带上了“自我”之色彩,表现为有我之境。
但光有复杂的情感还不够,成熟的诗歌还应时隐时现无所不在地体现人生或生活的哲理,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
”情与理在作品中的对立统一是诗歌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这只有文人的诗歌才有可能做到。
民歌的作品“感于哀乐”,关键还是在于情的直接体现。
曹植留下的诗文不仅是他一生内心情感变化的轨迹,亦是他的人生思考的体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价值。
曹植特殊的生活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看到了许多人所看不到的问题。
如《野田黄雀行》的“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诗句不仅所表达的感情是深厚沉痛的,而且表现的思想亦是很深邃,他以自己一生的惨痛,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的认识实已超越了一我的天地,直指封建皇权的本质。
三 曹植是一位有着文人自觉生命意识及政治理想的诗人,其生命后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发展的机会,且又完全脱离了群体,除了心灵上对生活的悲剧性体验外,生活上已没有其他实践,诗歌创作不但没有直接的赠答对象,亦不可能拥有对生活的直接、感性的反映,基本上以抒怀为主,且这种抒怀不是有针对性的向人倾诉,而是通过书面写作而展开自我心灵的对话,通过自我排遣、自我倾诉以换取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内在的发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以之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方式或者一种人生的补偿,从而典型地体现了中古诗人崇尚诗歌的一种内在心理机制。
在此之前,如汉代,文人大量写作文章,但由于他们的角色主要还是朝中的御用文人,缺乏独立的人格追求和主体意识,且当时社会中,即兴歌唱的抒情方式(与汉代最高统治者平民出身有关系)被普遍认同并在上层社会一直非常流行,人们认为“诗”是经典的专称,只能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研究、学习,忽略“诗”的审美意义,这使汉代诗歌创作并没有成为社会风尚,没有成为文人文化活动的自觉选择。
东汉中后期以后,随着纸笔的发明及普及,诗歌文人化的历程有所发展,文人表达观念,逐渐从“即兴歌唱”向“书写”的方式过渡,伏案书写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咀嚼、回味、反思的过程,作家的文化性格也逐渐朝着内敛、蕴藉的方向发展。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无名氏古诗的作者,就是以个人为关注中心,且明显附着受儒学教育所培养出的对社会及人生的忧患心理。
钱穆先生曾188 说:“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
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
”④曹植生命后期,创作凝结到心灵需要的层面上,由早期的客观美的展示转化为内心世界的展示,或咏叹个人命运或表现个人理想,大大减少诗歌内容之社交性,创作成为他恢复内心平衡的一个途径,并进而相信心灵有巨大的力量,能够感应而生灵变,在《自诫令》中他说:“信心足于贯于神明”,“精诚可以动天地金石”,这种心灵的信心及精神,被曹植转化为艺术创造及想象的原则。
我们知道,在艺术创作中,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
艺术的创造,离不开艺术家心灵的幻想,且这种幻想最终与情感及生命形式准确无误地相一致,因而,艺术要求由艺术家独特的感悟和“心灵化”来创造,艺术中展现的世界,要求不是任何纯客观现实的世界,而应是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再造的世界。
曹植后期游仙诗等浪漫主义作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
他后期常常沉浸在美的幻想及想象之中,这构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的想象力在他的挚情和激情的引导下,产生了作品宏伟的意象,导致了广阔艺术境界的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最终形成正有赖于这一心理特点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