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宋学

汉学与宋学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或派别。

但是，既然经学是一种学术思想，那么，按照学术思想“风格”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清代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他们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就是以学术思想“风格”的差异，来对中国经学史进行的分期和分派。

因为汉学与宋学是传统中国学术中两种具有很大差异的经学研究方法。

一、汉学与宋学的差异二者作为学术思想主流思潮的时期：西汉－唐汉学宋学——宋、元、明清如果以现代学术概念来概括汉学与宋学，则二者大致具有以下的主要区别：1、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少学者有理论上的兴趣；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即“修、齐、治、平”之道，研讨心、性、理、气等概念，近似于今天所谓的哲学。

二者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2、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反对孤证，重视搜集许多资料，强调根据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各种说法，甚至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更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

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

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

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

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育，但经学典籍只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

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

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同时，这种区别也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中存在，西方思想史上同样存在。

有一句古希腊的残诗说：“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英国学者柏林曾借用这句话来分别思想史上的人物，下面转引余英時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里的一段文字：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界与作家为两大型。

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

……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

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

……他们对于各式各样的经验和外在对象，仅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而并不企图把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论点之中。

所谓“刺猬型”的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宋学家，而“狐狸型”则类似于汉学家。

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1、汉学。

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

一是从西汉到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

其中，西汉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

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

但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再也弄不很清楚了。

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更尚义解。

《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唐代统一后，对经典的解释也做了统一的工作，太宗时由孔颖达主编成《五经正义》。

汉学的第二期是清代。

清代汉学家以“汉学”自名其学，自认为他们是越过宋明、乃至六朝和唐代，直接继承发扬了汉代经学的传统。

实际上，他们的“汉学”与汉代的经学并不一样。

在经书的文字训诂上，他们的确较多地遵循了汉代经师的意见，但是，清代汉学家已经渐渐地发展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人，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而不再是传统的“儒者”了。

他们专注于经书的解释，至于怎样将经书里所蕴藏的“道”推行于天下，则往往是他们没兴趣考虑的问题了。

晚清汉学家陈澧在他的名著《东塾读书记·自序》开篇就说：“澧性好读书，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

”这是清代汉学家的典型心态，而这样的心态，与顾炎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相距何止千里！传统的“儒者”为何会渐渐向近代的“学者”转变？其意义何在？这是当代思想史研究里的一个焦点性课题。

清代汉学的鼎盛时代是乾隆和嘉庆两朝，因而清代汉学家又被称为“乾嘉学派”。

2、宋学。

最粗略地看，宋学可以分为宋元和明代两期。

前者又称为理学，后者又称为心学。

宋学的出现主要是儒学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

因为传统儒学主要重视实际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这一点上与佛教相形见拙，因而渐渐无法吸引读书人，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

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

南宋的朱熹继承了五子的学说，集其大成，并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的经典文献。

程朱理学固然提倡由经书以见道，而不要陷入文字训诂的繁琐工作中去，但他们仍然强调“读书”，以“读书”为见道的必经阶段。

而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比朱熹更主观，他强调学者要“先立其大”，先要有了自己的一番见地，然后“读书”也不迟。

“读书”也不是见道的必要条件，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见道。

陆九渊曾说：“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

”这就是他的精神。

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

到了明代中期，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见解，集心学的大成，称为陆王心学。

相信自己，把经书仅作为自己思想的印证，这大体上就是宋学的精神，只是在这一点上，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走得更远。

三、变与不变：经学史及一般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以上的说法，只是经学史的一种“常识”性的介绍，这类“常识”是继续深入学习与研究前必须具备的，但是，“常识”往往未必是、甚至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类机械地分期、分派的介说，固然能突显学术发展在各个时段上的变化特点，但是，它远远不能穷尽学术史实际演进轨迹的复杂与多歧；或者说，它只是我们后人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学人们所真正接触到的学术环境。

试举一例以明之。

南宋学者程大昌著有《诗论》十七篇，在这十七篇文字的《序》中，他记述写作的缘由道：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

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

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远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

呜呼！此《诗论》之所为作也。

（《程氏考古编》）可见至少在程大昌的感受中，南宋人仍旧笃信汉儒。

后来程氏将《诗论》收入其《考古编》一书，在此书《序》中又说道：呜呼！固有乐于创发古义而跃如不制者矣，亦安知无讳非伏郑而诮其多事也欤！知我罪我，无非所恤，姑从务实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

由是其因非议汉儒而惧他人归罪之状貌亦可概见。

程氏生当南宋前期（1123—1195），从他的记述看来，其时的经学仍是以尊从汉儒为风气，“汉学”的权威依旧不小，因而自晚唐以来那种怀疑与创新的“宋学”精神，似乎并不及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发扬光昌。

固然，程氏的所为也正好就是当时的新风气的一种反映，如张海鹏跋其书所云：“夫宋自半山王氏以三经新义取士，自后学者务矜创获，如是编力辟‘国风’名号，殆亦风会使然。

”但此新风显然并未完全压倒旧风，两者是互相交织的。

像这种情况，如果专意仔细的加以考虑，我们一般都应该觉察得到，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这样的问题确实常常被忽略了。

换言之，历史固然时时在“变”，但与此同时，也处处隐藏着它“不变”的一面，必须对“变”与“不变”同时着眼，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像。

四、“四书”学1、“四书”的形成宋学以“四书”为经典文献，这是宋学与汉学的一个显著区别。

第一，《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

在汉代，《论语》是作为小学教科书派上用场的。

《论语》、《孝经》是孩童的入门书。

《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都很重要，但是，《论语》、《孝经》仍不能和五经相比，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经典。

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是以六经为主体，《论语》、《孝经》只处于附录的地位。

一直到了北宋，《论语》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南宋学者更重视《论语》，朱熹的《论语集注》是代表之作。

第二，《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孟子》始终被列在子部儒家类。

到北宋时，有人赞成《孟子》，如二程兄弟，但还是有人反对《孟子》，如司马光。

再到南宋朱熹的时候，反对《孟子》的人已经很少了，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关键性的著作，它标志着宋学的建立，解决了宋学的道统问题。

南宋时，已有的“十二经”加上《孟子》，便形成了“十三经”。

《孟子》到这时才成为“经书”。

第三，《大学》、《中庸》由单篇的“记”升格为经。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

《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记”。

“经”、“传”、“记”三者是不同的。

“传”是直接注释“经”的，比如解释《春秋经》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和《左氏传》。

“记”是阐述或借题发挥“经”义的，比如《礼经》（即《仪礼》）有冠礼、婚礼，《礼记》便有冠义、婚义。

《大学》、《中庸》本来也是“记”。

到北宋时，这二篇文章渐渐受到格外地重视，皇帝也不时以这两篇文章赐给新考中的进士。

到南宋时，朱熹给《大学》、《中庸》做了注释，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与《论语》、《孟子》配合成“四书”。

《大学》、《中庸》由此才升格为经书。

总之，“四书”的形成，是宋学确立的一个标志。

朱熹与“四书”不能分开，他是宋学最后完成的“盖屋顶”似的人。

他之于宋学，就像郑玄之于汉学一样，而由于元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定位官学，《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因此朱熹对后世中国社会一般性的影响，又远远大于郑玄。

后来的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孔孟之道”这个概念，其实是南宋以后方才出现的。

2、《大学》与方法论《大学》的问题很复杂，程颐和朱熹曾着重提出有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