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限制侦查权

如何限制侦查权】1、司法审查。

警察控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扣押的行为需经第三方批准；2、律师制约。

刑辩律师有讯问在场权、会见权等；3、舆论监督。

案件的侦查进程和重要措施，接受新闻媒体质询和监督。

保障人身自由应重点制约侦查权——刑诉法修改宪法视角研究之三童之伟【按语：全社会应该继续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从现在起到全国人大审查、表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还有大约4个月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就草案征求意见的时限虽然已过，但法学界、法律界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研究不能停息，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的关注不能停止。

所有这些研究和关注，都仍然能够通过影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家党政领导机构来影响这部法律的修改。

只有大家继续努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结果才可能稍微理想一点。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是一句大话套话。

我国刑诉法修改，说到底是一个能否贯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宪法相关规定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根据，首先应该是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私人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以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规定。

种种事实表明，我国刑诉制度的主要弊端，主要是侦查权过大且受制约很少。

所以，刑诉法修改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对侦查权主体的制约。

我国的侦查权主体主要是公安部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部门。

一、我国侦查权之大、所受制约之少在当今举世无双从宪法的角度看，公安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中一个普通的部门，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它的职权确异乎寻常地大，以至使它的体量和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

在侦查部门或机关中工作的人们对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认识到的，因为拥有权力者永远会嫌自己的权力不够，会要求扩展权力，这是孟德斯鸠几百年前就揭示出来的规律。

但这对于我们专门做比较宪法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且实地考察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极其简单明白的事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授予侦查主体的权力之大、所受制约之少举世无双之现状，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1.这部法律给行政机关中的公安部门预留了无须经过司法程序、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制约，单独行使剥夺或限制成年和未成年男女公民的人身自由最多可达数年之久的职权的空间。

公安部门可以自主决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时间可达一月、数月、数年的有劳教、收容教养、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方式。

这点我此前的文章已经多有论及。

从字面上看，我国刑诉法未直接授予公安部门这些职权，但其制定者通过对法律条款做精心安排，是一直默认、纵容、变相承认公安部门这些职权的。

2.在侦查方面，这部法律赋予了公安部门自主行使很多按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应该应经过法院审查批准或下命令才能行使的职权，这些职权包括：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在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时候，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电报检交扣押；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发布通缉令，等等。

据我所知，像我国《刑事诉讼法》这样默许或授予侦查权主体以上两方面超级强权的情况，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已经近乎绝迹，在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也早已不存在。

即使在欠发达国家，这两方面的做法在制度上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

或许是因为孤陋寡闻，本文作者已经不知道当今世界除那三、四个广受国际社会负面评价的国家外，还有哪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中的警察部门现在还可以拥有如此行事、不接受司法审查的大权。

可以说，我国施行了30多年的《刑事诉讼法》帮助我国造就了一个与其宪法和法律地位极不相称的、事实上拥有超强权力的公安部门。

这里之所以用“帮助造就”这个说法，是因为这种畸形职权配置形态的形成，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视“政权”为“镇压之权”的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不宜把责任都归结到这部法律的制定者身上。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文本看，它不仅没有缩小和限制我国侦查主体的职权，反而赋予了它更多的实际权力。

的确，刑诉法修正草案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规定的，其中包括律师会见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效力，证人证言和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程序的规范化，简易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增设特别程序，等等。

但是，这些拟议中的修改并没有使现行刑诉制度明显靠近人权保障和法治，倒是一些拟议中的其他修改明显使我国诉讼制度进一步拉开了其与人权保障和法治的距离。

这些拟议中的修改，主要有刑诉法修正草案的如下内容：关于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的监视居住，以及秘密监视居住的规定；关于秘密逮捕和秘密羁押的规定；关于将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从12小时延长到24的规定；关于将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决定逮捕的时间从10日延长到14日的规定；关于侦查部门自行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关于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的规定，等等。

这些都是很过硬的疏离人权保障和法治要求的内容。

这些拟议中的修改涉及的有关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都是有关部门或组织可以自行动用、内部掌握的，不需要其他国家机关批准和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制约。

这样的修改如果通过，将明显进一步扩大以公安部门为主的侦查权主体以违背人权保障精神和法治原则的方式行使职权的空间，同时也必然给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带来更大的威胁。

可以说，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诉法修正草案基本上都属于那种首先为方便公安部门、其次为方便检察、审判机关和国安部门行使职权而通过的，其次才是对其权力多少有所限制、对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多少有些保护效用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文件草案。

这些法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等公权力机关或部门的职权都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们活动的限制则往往虚有其表，其中很多针对公权力主体的诸如“不得”、“必须”、“严禁”、“严格”、“应当追究责任”的规定，在中国法律体系中都找不到受到违反时的具体处罚内容。

当然，刑法中针对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了刑讯逼供罪，这可能是一个例外，但这个罪名历来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应用，有些地区在数年时期内被持续地披露出很多刑讯逼供情况，但人们从来没见一个被检举的刑讯逼供嫌疑人被依法调查，更未见或鲜见有人因此被定罪判刑。

中国公共机构数十年来行使公权力的历史传统和行为规律历来是：最大限度地扩张自身的法定职权，直到顶格或越格，同时最大限度压缩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直到法定最低限度，甚至压缩到法定最低限度以下。

在这方面，我国的公安部门的表现和历史记录，在公共机构中或许是最有代表性的。

我国公安部门的职权范围，形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他们攫取了国家权力总量中超常的份额且绝对量巨大。

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主、法治建设的滞后和“维稳”的需要，他们又基本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权力份额，近年来他们在这方面不仅做到了“保值”甚至有所“增值”。

或许是孟德斯鸠揭示的权力规律使然，我国公安部门的行为准则，历来是不仅要千方百计使手中的权力总量和份额不减少，还要设法让其有所增值。

其所遵循的逻辑，按有的学者所言就是：“从打击犯罪的能力来看，既然拿走了一些侦查机关的权力，就必然需要做出一些补偿性的规定”。

1[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持这种观念的人看来：第一，公安部门有自己的固有权力，这种权力决不能随着民主、法治建设过程的深化而相应收缩。

第二，似乎所谓“打击犯罪的能力”与“限制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能力”，不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不同说法或两个不同侧面；他们不懂得，自己在形式上死保“打击犯罪的能力”，其实就是一点儿也不愿放弃“限制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能力”，一点儿也不让新的刑事诉讼法较之现行诉讼法有进步。

在这种情况下，要促使刑事诉讼法修改获得进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此举既涉及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关乎手握重权者对待和处置相关问题的理性程度。

二、刑诉法修改之进退取决于制约侦查权之成败公民权利与公权力应该形成和维持平衡。

我国法权配置的基本特点，数十年来一直是公民权利过小，以国家权力为主要外在表现的公权力过大，两者严重失衡。

近几个月来，法学界不少人士都在谈论此次刑诉法修改是进步还是倒退的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其实，刑诉法修改是否进步，衡量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看以公安部门为主的侦查主体职权的得失，得多失少就是退步，得少失多就是进步，而且进步与退步的程度，是与这一得失的总量相对应的。

因为，在其他相关因素不变的特定情况下，法定之权是一个常数，公安等主体的侦查权过大必然压缩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

30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实施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公安三方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规定之关键环节，是能否真正准确理解“相互配合”和严格落实“互相制约”。

历来这方面出现的理解偏向，就“相互配合”而言，是法检公三方往往忽视其目的在于“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往往把“相互配合”的这一宪定目的，按自己的想象偷换成“打击犯罪”；至于“互相制约”，则又往往被有意淡化、忽视。

无数事实（如罪名可让被追诉人获致死刑的大量冤案）表明，在法检公办理刑事案件处理三方相互关系方面，刑事诉讼法实施32年来最大的教训是疏于相互制约，尤其是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从内容看，这次公布征求意见的刑诉法修正草案，情况仍然是这样。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上，我们面对的宏观格局有三个特点：（1）在全部法权（法定之权）中，权力与权利的比例失衡，权力太强大，权利不足以控制或平衡权力；（2）在权力内部结构中，侦查权体量和覆盖范围超大，审判权地位太低、覆盖范围过小，检察权体量不大，但在特定领域也比审判权更为强势；（3）超强的侦查权及体现侦查权的组织机构，能够对刑诉法创制包括修改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上述法权结构下，虽然全面准确实施宪法有关条款需要强化刑诉法对侦查权的制约，但能否做到这一点，也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1）体现侦查权的政治的或公共的组织机构的理性，这一因素能直接有效地影响刑诉法修改；（2）侦查权的相对人即全体公民的人权意识之高下和直接反映侦查权相对人之人权要求的呼声的大小和质量。

这种因素主要表现为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法律专家、法学专家的职业活动和民众(尤其是网民)的呼声；如果质量高呼声大，有一定效果；（3）执政党基于本党执政责任、执政利益的考虑，对刑诉法修改过程施加的定向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如体现侦查权的组织机构那样直接，但它一旦发挥作用，将是有效的，能够在不同方案有争议的时候做出决定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