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悲剧成因整理

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性成因《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写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俄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

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激化。

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安娜形象具有了反抗意识，也让这部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

在文中作者以史诗般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骚动不安,展示了整个时代的风貌。

安娜·卡列尼娜乘坐着火车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生机盎然、青春勃发地出现在渥伦斯基面前，惊鸿一瞥之间已经俘获了他的心；而最终，在爱情幻灭、绝望无助之际，安娜投身于火车轮下，用自己的死为这场悲剧划上了句号。

安娜的人生悲剧与爱情悲剧在铁路上开场，又在铁路上结束。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出悲剧的上演呢？其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安娜与卡列宁的婚姻完全是由把她养大的姑母作主。

这一对新婚夫妇，一个是任人摆布、不谙世事的贵族少女，一个是沉浮于官场多年、久经风霜的政客。

两个人的人生经历迥然不同，性格差异更是巨大。

在年龄方面，两人成婚的时候，卡列宁已经快步入不惑之年，而安娜却还只有十七岁。

在外貌上，安娜美貌惊人，风姿绰约；而卡列宁却总是一副呆板冷漠的神情，长着一对刺眼的招风耳和一副“不风雅的外貌”。

两人无论从哪个地方看，都不相协调。

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 从小就缺少父母之爱的他也养成了孤僻、固执的性格，最终在叔叔的帮助, 才踏上了显要的仕途。

可以说他能取得后来的社会地位，能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俄罗斯上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奋斗。

他害怕一不小心就会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 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事业上, 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尽管安娜的姑母将侄女嫁给他，更多地是出于金钱和利益的考虑，但拥有安娜这样的如花美眷, 对从小缺乏家庭温馨的卡列宁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此他就要竭力维护家庭的完满, 同样也是为了保护他得之不易的事业的成功。

忽视卡列宁的生活遭遇的人们把后来他得知妻子有了情人之后的表现斥为“懦弱、自私、伪善、残忍”，就有点片面、不尽人情了。

而安娜身为皇室的后裔，拥有与生俱来的地位和尊严。

贵族血统所带来的种种特权和优越的地位以及天生的美貌，使她处处受到人们的青睐。

在宽容和宠爱的环境中,安娜形成了唯我独尊的高傲和固执己见的性格。

安娜的出身赋予了她浪漫的气质，所以她不可能理解卡列宁那种事业至上的性格。

而卡列宁身处勾心斗角的官场，要想保持今天的地位, 就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应付。

这必然会扼杀他的生活情趣，使得卡列宁不可能像安娜期待中理想的丈夫那样温柔体贴，浪漫多情。

诚然，卡列宁也确实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并且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妻子。

但是两个人从年龄、出生、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到性格的一系列不同，使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互相理解对方，这也正是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

两人都竭力用理性来维持自己的婚姻基础，然而这种联系无疑是脆弱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一旦有外力的入侵必将走向毁灭的深渊。

其二、上流社会的排斥断绝了安娜的希望在十九世纪俄国的一系列变革中，影响最深远的应该是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当时的上流社会，追求婚外情几乎是一种时尚，几乎每个家庭都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夫妻各过各的，丈夫个个有情妇，妻子人人有“外遇”。

经济拮据早已山穷水尽了，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到处充斥着肮脏和龌龊，华丽外衣下包裹着的是一个个灵魂散发着恶臭的躯体。

但他们只要表面维持着家庭的体统，上流社会就允许，并加以鼓励，他们把无耻当作“有趣”。

揭开封建贵族社会“道德”的面纱，显现出来的是糜烂透顶的内幕。

但婚外情的双方却又彼此心知肚明，往往以掩人耳目的方式，维护着原有的婚姻和家庭,表达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畏惧和尊重,这种尊重尽管虚伪却充满自觉。

可自从安娜爱上渥伦斯基后自以为找到真爱和幸福时，她既不想象陶丽那样委曲求全，也不想象李迪娅、培特西那样无耻淫荡。

她不想偷偷摸摸，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劝阻，以公开的方式,冲破了婚姻和家庭的樊笼，毫不隐讳地于世人面前展现自己独立人格和情感自由，表达对现存道德规范的挑战和反叛,借以摆脱上流社会的污浊，寻求妇女的正当权利，她这是向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公开挑战，违反了那个污潭的游戏规则。

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其他人的所谓尊重及由此产生的虚伪,这便是她遭到普遍攻击和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就是上流社会将她视为异己和淫妇,摒弃于自身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娜敢于向整个上流社会公开自己的爱情，在于她个性真诚光明磊落，更主要的是她把她与渥伦斯基之间的结合视作纯真崇高的爱情而非简简单单的发泄情欲。

作为一个自小在上流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将上流社会看成自己立身之所和容身之地的的贵族女性，她骨子里还是渴望上流社会重新接纳她的。

这种侥幸心理在无情无尽的流言羞辱中渐渐变成了一种内心深处的羞耻和绝望。

上流社会永远遗弃了她，给她的攻击越来越烈，让她越来越感觉到孤独，忧郁，走投无路。

安娜那曾经蓬勃的生命力，最终被淹没在了各种力量汇成的洪流中，最终难免走向毁灭。

其三、与渥伦斯基理念的不合断毁灭了安娜对爱情的追求安娜的爱情观是将爱情等同于生活，视其为生命意义的所在，她向往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她最初在无爱的婚姻中饱受折磨, 所以一旦遇到所爱, 就不顾一切地去追求。

但是安娜的可悲之处也正是源自她的这种爱情观。

为了爱情, 她抛弃家庭, 丢下儿子, 为上流社会所不齿和抛弃, 可以说，安娜为了爱情牺牲了她所能牺牲的一切, 渥伦斯基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因此，为了爱情，对于上流社会的仇视，个人的荣辱，母爱权力的失去等，她都可以以极大的忍耐力去承受。

但是却不能容忍渥伦斯基对她爱情的冷淡。

渥伦斯基并不只是个简单的上流社会逢场作戏的轻薄子弟。

他对安娜有过真诚的爱情。

他也为这爱情作过牺牲。

他对安娜也一直没有始乱终弃，从意大利回到彼得堡，尽管爱情已经冷淡，但他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和安娜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此时促使他这样做的已经不是爱情的力量，而是良心发现的责任感。

安娜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爱情，渥伦斯基此时所作的一切都只能使她更加痛苦。

事实上，他对安娜的爱一开始就缺乏安娜那种深刻的思想内涵，缺乏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只是一种浅薄的爱。

这种爱情，来得猛烈，去得迅速。

从前在他眼中魅力四射的安娜，如今变成了一个性格乖戾的平凡女人。

“他不久就感觉到了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沙砾罢了”。

这句话，最能形容渥伦斯基此时的心态。

而渥伦斯基，作为贵族上流社会的一分子，面对他和安娜之间的爱情给自己带来的羞辱、鄙视，潮水般的漫骂攻击，无疑也会感觉到尴尬并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和羞耻感。

这也如同一瓢凉水，浇熄了他与安娜之间的爱情火焰。

面对心中的爱情早已经消失，对自己越来越厌倦的渥伦斯基，此时已经不得不将与渥伦斯基之间的爱情看作自己生命全部意义的安娜陷入了近乎疯狂的精神恐惧和异乎寻常的变态心理中。

她四面楚歌，无依无靠，最后剩下的这风雨飘摇的爱情之舟也即将倾覆。

她害怕失去这段爱情，因此她的爱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私，以至于最后发展成让人匪夷所思的变态的爱。

以至于“对她来说，整个的他，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件东西：就是爱女人。

而她觉得这种爱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

”渥伦斯基不能理解这种心情，对她越来越冷淡，用种种借口疏远她。

这使得安娜陷入了更深的疯狂中。

最终，这种绝望，疯狂，将她推到了火车的车轮之下。

其四、安娜自身的矛盾性格是导致她悲剧的深层原因前面说过，托尔斯泰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人物的时候，先后考量到了安娜·斯捷潘诺娃和普希金娜的形象。

同样，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安娜，本身也是复杂矛盾的。

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在安娜身上出现了双重的人格。

她的内心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是鲜活地迸发出青春活力、要独立、要自尊，要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女性意识；一个是贵族宗法制道德体系下的的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卡列宁夫人。

我们可以将前者看成是安娜身上本我的体现，后者看作安娜的超我的代表。

本我与超我，双重人格的撕扯、搏斗，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天人交战”，使得她一直处在痛苦矛盾的挣扎与斗争中。

她深爱渥伦斯基，尽管她与渥伦斯基在一起时，卡列宁在她心中合法丈夫的地位却又从来没有动摇过。

卡列宁那被损害的丈夫的形象总在她心中升起，像法官一样审视着她，让她感到自己那深深的不可饶恕的罪孽。

连渥伦斯基也受此影响在她心中具有了二重性：既是带给安娜生命活力和情感幸福的天使,又是把她推向毁灭深渊的恶魔。

这种心理矛盾，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斗争带来的心理折磨，给她带来了沉重的罪恶感，也预示了安娜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安娜的命运悲剧是本我与超我严重分裂的后果。

安娜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斗争者，所以她才不去主动和卡列宁离婚，并把身陷尴尬屈辱的境地视作对自己的惩罚，来补偿对卡列宁的负疚心理。

安娜一方面勇敢地向传统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世俗的观念挑战，把爱情幸福作为目标大胆地去追求；另一方面，又时时向社会道德准则和世俗的观念妥协，从内心深处感到背叛卡列宁是犯罪。

她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爱是高尚崇高的，一方面又认定自己的婚外情是肮脏可耻的。

她有勇气挑战上流社会，却不敢彻底割断与之的联系，一举一动还深受上流社会言论的影响；上流社会的攻击也加重了两人的隔阂和安娜的心理压力。

最终，面对孤独，绝望，社交圈子的遗弃，背叛丈夫和家庭的负罪感，与渥伦斯基之间被她看作生命全部的爱情的淡薄和破灭，安娜只能选择自我毁灭。

托尔斯泰认为，社会、历史的稳定和进步，需要一套秩序，女性在这秩序中担负相夫教子、稳固家庭的责任。

基于这种观点，托尔斯泰一方面着力肯定安娜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勇气，并为安娜的悲剧感到同情；另一方面,又深深地谴责安娜,认为安娜尽管在上流社会面前是无罪的,但在永恒的道德面前是有罪的。

因为她违背了“爱的宗教”,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舍弃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她又是有罪的,理应受到上帝的惩罚。

这也就是托尔斯泰最终让安娜·卡列尼娜毁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