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理论话语的更新

文化研究与理论话语的更新【内容提要】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理论话语大创化、大革新的时期。

理论话语的更新不外乎“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两条途径。

所谓“旧瓶装新酒”，与其说是理论话语的蜕变，毋宁说是理论话语的更新。

“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等概念都因文化因素的注入而改变了内涵。

理论话语的更新总是表现出历史的具体性，它就像钟摆一样在本质主义与功能主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但它在特定时期是何种状态和面貌，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学术风尚。

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理论话语的更新更多表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显示了较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后现代文化的去分化倾向。

一“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大凡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理论话语大创化、大革新的时期。

说时势造英雄也好，说英雄造时势也罢，反正这是出大师、出王者、出英雄豪杰的时代，正是这种“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引领着整个时代的思想新潮，也不断开创理论话语的新局面。

叶燮《原诗》云：“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

”具体到理论话语的更新，《荀子·正名》言：“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任何时代的理论话语都并非凭空而来，它总是对于已有话语资源的继承创新，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有循于旧名”，就是直接沿用前人创造而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语。

二是“有作于新名”，对于那些今天已经失效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话语，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因袭，而应进行修正、改造和重建。

其具体做法又分两种，一种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整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旧有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但内涵却有所偏离和变异，而这种偏离和变异也就意味着创新。

譬如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文化批判”，就是从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的“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一步步转化过来的，原有的语词外壳未变，但其内涵经过多次偏离和变异已相去甚远，而整个概念则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新变。

一种即所谓“概念大换班”，当旧有的语词外壳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时，那就势必遭到抛弃，进而打造新的语词外壳以适应现实，重新熔铸那种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相一致的语词概念，就像寄居蟹丢掉旧的螺壳一样，去寻找新的更大的螺壳。

譬如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乔纳森·卡勒等人经历了从“结构”到“建构”再到“解构”的一波三折，德里达从“差异”推演出“延异”，举一反三地牵出了“播撒”、“间隔”、“空隙”等一大堆新词，让·鲍德里亚则从“外爆”引申出“内爆”，从“真实”引申出“超真实”，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引申出“符号价值”，如此等等，上演了一出出“概念大换班”的好戏。

在以上三类情况中，所谓“有循于旧名”属于老问题，不必多论；所谓“概念大换班”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所论颇多，也无须赘言；唯有“旧瓶装新酒”式的话语更新，至今似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如今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又多了一些讲究，也自有其内在机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旧瓶装新酒”：理论话语的更新所谓“旧瓶装新酒”有其语言学上的根据，依语言学之说，任何概念都由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构成，二者一般是相互一致的、对应的，但也经常存在不一致、不对应的情况。

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①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经常发生游离和错位，这就造成了语词概念的蜕变，产生“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未改而意已变”的效果。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形成的，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每一个记号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

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

”②不过任何语言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的，如果脱离了一定语境，那么语言就是死符号、空躯壳，是无意义的。

因此不妨说，是具体的语境给予了语言以活的生命和灵魂。

在如今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语言的表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语词的内涵变得像被魔术点化似的变幻无穷，而语词外壳的变化则相对滞后和落伍。

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和错位便不可避免，语词概念的蜕变便成为大势所趋，不过这与其说是理论话语的蜕变，毋宁说是理论话语的更新，它以新的生命、新的境界昭彰了理论旨趣的变更和迁移。

以下可以举数例说明之：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是较早标举女权主义的开风气之作，该书的核心问题如书名所示即在于“政治”一词，因此该书的首务就在于对“政治”概念重新进行定义。

凯特·米利特认为，现有的政治理论在处理权力关系时，根据的是习以为常的社会惯例，“现在，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不完全以惯例为出发点的政治理论”。

而她给出的答案也堪称旗帜鲜明：“政治”并不“只是包括会议、主席、政党等事物的狭隘领域”，而是指“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

她指出，在对这些权力关系进行界说时，“我着重考察那些界限明确、始终如一的人类集团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这些集团是：种族、阶层、阶级，和按性别区分的集团(男人和女人)。

”③这就是说，存在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理应归属“政治”范畴，只不过它不同于党派、议会、制度之类一般社会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政治了。

虽然“文化政治”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但米利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关乎性别、种族、阶级之中权力关系的“政治”至关重要，值得为之张目。

作为一名女性，凯特·米利特痛切地感到，在性别、种族、阶级的权力关系中，尤以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不公为甚，因为男权制实施了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内部殖民”，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

”④因此她认为，性别政治足以成为文化政治的典型形式，她通过对于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一场美国梦》、让·热内的《窃贼纪事》等三部小说中性描写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我们希望从根本上讨论两性关系时，我们就引入‘政治’这一术语，因为在概括两性历史的和现存的相对状况的本质时，它特别有用。

”⑤在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热词，这一概念的传统含义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但如今人们对它却别有新解。

其中伊格尔顿颇具代表性，试看他给出的界说：我所说的‘意识形态’，粗略说来，是指我们的说话和信仰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联结的方式。

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

⑥概观以上论述，可知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有两点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密切联系。

不过他所说“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并非仅指社会权力，更主要是指文化权力，即因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身份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通往文化政治。

伊格尔顿与凯特·米利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那种一提“政治”就想到党派政治、制度政治的思维定势不予认同，明确表白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紧接着作了说明：“社会主义的与女权主义的批评家当然关心建立适合于他们的目标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考虑的是作品与性别状况或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其他理论一般是不这么做的。

”⑦也就是说，此政治非彼政治，他关注的并非党派政治和制度政治，而是体现性别、种族、阶级之间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文化政治。

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就讲得更清楚了：“对于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⑧。

二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更多表现出心理学的倾向，是指作为上述文化权力和文化政治的表达而呈现在精神生活中的情感、欲望、需要、感受、理解、评价、信仰和无意识等心理模式。

而这一点在审美活动中显得更加突出，伊格尔顿说过：“从某个角度来看，审美等于意识形态。

”⑨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定的心理形式：“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

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⑩。

就是说，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往往不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而是以潜在的、抽象的形式出现。

它像一座冰山的底座，正是它托举着冰山的顶端。

其深层机理在于，人们对于种种事物的政治态度遭到压抑以后沉入意识底层，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旦条件成熟，它便会以某种象征形式出现，而美学就是这种象征形式。

因此伊格尔顿称之为“政治无意识”。

现代主义对于商品社会的抵制就是通过“政治无意识”干预现实的显例。

现代主义以荒诞、晦涩、神秘、杂乱、扭曲的形式表现出的极端的自律性、纯粹性恰恰成为抵制和抗击商品社会的正统秩序和流行风尚的利器，从而形式变成了内容，现象变成了本质，审美变成了意识形态，艺术变成了实际行动。

因此不妨说现代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对于商品社会的否定立场更具意识形态意味，更是一种政治态度。

还要提到的是“阶级”概念，已如前述，“阶级”也是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概念。

性别、种族、阶级通常被视为文化政治的三要素，但这里所说的“阶级”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具有文化的意义了。

约翰·杰洛瑞在分析19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时指出，仅从经济上来界定“阶级”概念是不够的，这样做恰恰忽视了文化的作用，“阶级”不能仅从经济上划分，还应从文化上划分。

他借用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一说，指出“如果确实有某种资本的形式可以被具体地称之为符号的或文化的，那么，这种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环节都会视社会为不同集团构成的阶级组合。

”(11)这就是说，一定的阶级，应根据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及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关系来进行划分。

按布尔迪厄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场”，一个权力场，在其中总是掌握权力的一方控制着整个“场”。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无疑是最活跃的力量，也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它是一种被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12)，它在各个“场”中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总的说来它有三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三者依据一定条件而相互转换，并作为权力的不同形式决定着在整个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区分，因此文化资本也是区分阶级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