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史的共性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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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１。

一、　中西方翻译史的共性：

有没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审视、考察，从而进行整体　性的阐述呢？　，　当我们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译学观念　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予以审视、考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　两者之间不乏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指笔译）的滥觞及大规模　的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是　《圣经》　的翻译，　中国是佛经的翻译。　其次，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我们把中西方翻译　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时，　这种作用也就得到　了进一步的彰显。　再次，翻译对各国民族语言的确立和发展所　起的作用，　在西方和中国也都不乏明显的共同点。　西方翻译史上，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语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对确立现代德　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英文翻译也同样对丰富　英语的词汇、表现手段等，促进英语朝现代英语的发展，贡献卓　著。至于中国，佛经翻译对丰富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２０　世纪　上半叶的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白话文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等等，也都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　二、　中西方翻译史的差别：１　翻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史记载　的翻译活动也与宗教直接有关。　佛教早在上古时期便在亚洲诸国　传播，东汉时传入我国。以后近千年内，我国共翻译佛经　１５００　多部，丰富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理论家，他们是三国　时期　（公元　３　世纪）　的支谦、　东晋的道安、　六朝时代的鸠摩罗什，

隋代的彦综和唐代的玄奘。　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　翻译的论文，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　全面意译的第一人。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　次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国的士大夫与传　教士联手将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等“西学”介绍　到中国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　６　卷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　，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　第三次翻译高潮指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　学翻译。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翻译有关西方自　然科学书籍。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介绍西方政治思想、　科学方法的译作和文学名著的译本问世。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严复　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和《社会通全》等。他的译　、　、　著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他提出的翻译标准　“信、达、雅”至今认为翻译界所认可。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

成立期间，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通俗易懂的大众化　语言使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　鲁迅、　瞿秋白、　郑振铎、茅盾、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等学　者辛勤笔耕，不仅翻译了大批世界名著，而且对翻译理论进行了　认真的思索和探讨，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　理学等众多领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２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　５　次高潮。第一个高　潮是在公元前　３　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　经》（Ｓｅｐｔｕａｇｉｎｔ）．　据说该译作由　７２　名学者在　７２　天内从希伯来语　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　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　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　（Ｏｄｙｓｓｅｙ）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　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　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　４　世纪至　６　世纪之间。　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　相关。由于《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　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　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Ｊｅｒｏｍｅ）翻译的《圣经通用本》（ｔｈｅ　Ｖｕｌｇａｔｅ）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　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　所以他们的译　文难懂，而杰洛姆（Ｊｅｒｏｍｅ）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　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　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　１１　世纪至　１２　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　的文化深感兴趣，大批

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

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　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１４－１６　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　学和艺术的革新，引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　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　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　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　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　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思　想的禁锢，　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　他的人文主义观点，　无疑影响了　《圣　经钦定本》　（Ｋｉｎｇ　Ｊａｍ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的译者。１６１１　年英王詹姆士一　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闻名于世，　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这一时机的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花费　１７　年时间译出的《希腊、罗　马名人比较列传》，英国的查普曼用　１８　年时间译出的《伊利亚特》　和《奥德赛》，都是译作中的精品。　翻译的第五次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在这段　较长的和平时期内，西方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翻译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先进的技术条件。　翻译不再只限于宗教

和文学领域，而是迅速地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　会生活得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