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史的共性与区别
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谭载喜 翻译理论的健全和发展,有赖于人们对译学研究的重视,有赖于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大流通、各国译论交流日趋频繁的世纪之交,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西翻译传统是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的二大翻译体系,二者互为独立却产生出了彼此相同或相似的许多翻译思想,但同时又因所属社会文化体系不同而无不打上彼此不同的烙印。
笔者认为,通过对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翻译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对翻译和翻译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个更加本质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这一理念,笔者曾就比较译学、中西比较译论等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谭载喜1998a; 1998b)。
为了把比较译学、特别是中西翻译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笔者现按同一基本思路,按比较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西翻译传统作进一步的、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比较与探讨。
本文作为首篇,拟先从总体对中西翻译传统作一概括性比较。
一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①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3-4),距今已二千余年。
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Morgan1959:271),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
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然而,尽管我国的笔译传统可以说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
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
因为,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的先河之后,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给罗马读者,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文学热。
浅谈中西翻译是发展史及比较
浅谈中西翻译发展史及比较翻译，一种表达方式的转换过程。
无论中西都已有悠久历史。
在中国古代，翻译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有反舌、舌人、象胥等之说。
翻译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涌现难以计数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5次高潮。
而在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可分为六个高潮。
在中国第一次高潮约在公元25年东汉到北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传入中国是从东汉桓帝年间安世高开始的，之后在中国又出现不同的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如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等。
这些代表人物对那时的翻译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与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约公元前3世纪，主要以翻译圣经为主。
这些可能是因为区域、文化而致。
其次中国的翻译第二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
其中主要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人物，此期间除徐、李二人在翻译西方科技类著作上影响很大外。
一些外国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翻译引进西学以及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则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在甲午战争之后，一部分满汉统治者和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联合起来抵御外海，变法自强。
在此期间翻译受到很大重视，尤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主要代表。
其中严复提出的翻译理论：信、达、雅，影响至今。
第四次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翻译活动。
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
五四运动开始了用白话文翻译的时代，其范围急剧扩大，有科技著作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由小说扩展到诗歌、剧本、文艺理论的翻译，翻译作品开始为普通人接受。
第五次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翻译活动。
此期间，翻译理论在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被完善，上面已经提及到西方翻译史的第一次高潮，下面我们就了解下西方的其他几次翻译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
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中以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为拉丁语。
中西方翻译史的启示
中西方翻译史的启示学习中西方翻译史，我看到了中西方翻译的差异，我深受启发，以下是我的启示。
首先，通过比较，我认识到各自翻译标准的特点和发展轨迹，知己知彼。
中西方的翻译理论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差异性。
其差异主要由中西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并非反映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
传统的中西翻译标准都离不开“信”或“忠实”，以原文为依据，同时并不忽视读者的接受水平和译文的和价值，只不过在用词上有区别而已。
其次，认清我们同西方译论之间的差距。
现代中西翻译标准都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但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上，西方似乎更显开阔。
西方理论家将翻译置于原文和译文的多维空间，善于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另外，他们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任何研究都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使翻译标准的内涵和外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
因此，西方翻译研究成果更丰富多彩。
第三，学习借鉴西方译论。
如果说中西翻译标准真正存在差距，那主要是时间上的先后，西方起步早于我国。
尽管目前对西方译论仍处于引进、消化阶段，但是，借助网络媒体和各种现代化信息传递技术，掌握西方先进理论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有了西方的理论作为借鉴，可以避免走弯路，能够在理论上取得更快的进展。
当然，应该注意学习西方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批判地接受，而不是盲目照搬。
西方译学理论用严谨的概念和范畴、条目分明的分析方法将科学观念引人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体现其显著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优势。
西方翻译思想的引进不仅带来新的术语、概念和万法，更意味着一种研究新观念的形成，使中国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范式大幅度转向语言学范式。
如果不能对西方当代译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认真的消化，我们就无法将这种译论与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无法在传统译论的基础上有效地推陈出新，发挥西方译学理论的优势。
同时，与传统译论相比，中国译论成果从研究视角、理论基础到研究方法都呈现很大的不同。
这要求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把西方理论术语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中。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一、引言中国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是以佛教经典的翻译开始的。
佛经翻译起于汉魏,以隋唐时最盛,到宋元结束。
西方宗教翻译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圣经翻译。
中国佛教经典和西方圣经翻译，虽然二者在内容、历史文化背景、源语与译语、原文与译文读者等方面均不相同，但在翻译手法的采用及发展方面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二者的发展都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佛经翻译的主要翻译手法支谦在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此时的直译已比初期的直译高明得多，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不再是逐字死译了。
“三不易”指（1）经文本是佛在世时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合今人，不易；（2）要把圣智所说的微言深意传给平凡的人，使之理解，时间又相隔遥远，不易；（3）当时编辑经典的人都是大智大勇有深通的人，现在让常人来传译，不易。
他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原意。
鸠摩罗什主张改变以前的直译为意译。
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与道安译经时“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已大不相同。
他运用达意译法，目的是使中土诵习佛经者易于接受理解。
另外，鸠摩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这比以前的旧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一方面避免了不同音译所造成的牵强附会或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另一位影响深远的译者是玄奘。
玄奘翻译佛经的指导原则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力求“忠实原作”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浅谈中西方翻译史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作者简介：陈靖芝，研究生。
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量法义》和《几何原本》等著作中出现的一些音译术语至今还在广泛使用，比如“图腾”“逻辑”“乌托邦”等。
在五四运动过后，西欧文化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翻译时期，大大拓展了翻译领域，而且译文的语体由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张瑜，2013）。
因此，汉语白话文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书面语，汉译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艺作品与西方学术著作被大量翻译为汉语，国外的文化成就与科技得以介绍和引进，推动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与碰撞在所难免。
汉语欧化现象就是现代翻译带来的后果之一，同时现代汉语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词。
1.1.2英语国家翻译史简介翻译所带来的影响在英语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不一样。
在古英语时期，艾尔弗雷德大帝参加并组织翻译了外国学术论著以及文学作品，这样的举动对英国早期散文的发展与形成以及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拯救英国国语有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圣经》的翻译也开始发展。
《圣经》在中古英语时期不断被翻译。
1382年，《圣经》被约翰·威克里夫翻译成英文，对英国散文创作以及英语规范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英国民族语言特点。
另外，马洛里和乔叟的文学翻译也开始兴起，他们的创作与翻译对标准英语的形成以及英语地位的确立有着促进作用（张玉娟，2018）。
17世纪初，英国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对罗马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研究和学习的热潮，也提高了人们对欧洲文学作品英译本的阅读兴趣。
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将英语向规范化推动，还促进了英国文学发展。
同时期许多关于科学、天文、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单词进入英语，同时许多英国作家灵活运用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的词缀，导致大量新的英语词汇出现，并且沿用至今。
英语因外来词汇的增多，其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增强（金瑞等，2018）。
中西翻译史对比解读
事件
特点
佛经翻译 科技翻译
代表作
金刚经 法华经 几何原理 测量仪法 天演论 原富论
鸦片战争到 五四运动
对西方政治 思想和文学 翻译
时间
五四运动至 新中国成立 期间 新中国成立 至今
事件
对中国该走 的道路的翻译 翻译工作日 益完善
代表作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 理论
《佛经》： 从梵语（或波斯语）到汉语的转换
结论3：具有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差异
西方圣经“一语多译”，以输出为主，促成了 多种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成熟。 中国佛经以输入为主，汉语从中受益，具有一 定的地区性特征。
结论4：每一次翻译高潮的产生都是当 局政府对外来文化持宽容态度的表现。 结论5：翻译高潮持续时间不同。 结论6：每一次翻译高潮所产生的特点 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等因素有关
时间
公元前四世纪 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 初期 中世纪中期（11世纪至 12世纪）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下半叶以来
公元25年东汉到西晋时 期 明末清初 （16世纪到17 世纪）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 （1939-1919）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1919-1949）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西翻译发展的时间先后不同
西方的翻译比中国早200多年 东方和西方迥然各异的地貌特点是造成这种差异 的一个重要原因。
翻译的起源
西方：《荷马史诗》、《圣经》 中国：《金刚经》、《法华经》
结论2：都起源于宗教翻译，对文化渗透力强
在西方，圣经问世之前，日耳麦语还是一个迷， 语言学家们还不清楚其真实面貌。 中国文化更是深受佛经翻译的影响。
中西译论之比较-最新文档
中西译论之比较中西翻译理论由于涉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差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但它的发展却又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推动。
翻译实践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
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译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的内在规律和指导原则,并开始总结这些规律,这就出现了翻译实践向理论的升华。
综观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进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演进模式,即都是从对翻译问题的顺带式议论,到有意识点评,到系统论述。
从古至今,中西翻译理论家所思考的问题,彼此不无相同,其中主要包括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翻译范畴,翻译中的各种关系等。
中西译论的基本翻译方法是相似的。
自古以来,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区分“直译”和“意译”,“死译”和“活译”。
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演说家”,而不是呆板的“解释员”。
中国的开山之师支谦也提出了所谓的“质直”和“文饰”。
“质直”实际上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的“直译”而“文饰”,则是指讲究文丽修饰的“意译”,“活译”。
两人都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中西译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翻译中:“信”或“忠实”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
当然。
在表达“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这一基本概念时,我国或西方都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术语,其中主要包括:“信”,“忠”,“忠实”,“正确”,“准确”,“对等”,“对应”,“等值”,“fidelity”,“loyalty”,“faithfulness”,“truth”,“accuracy”,“equivalence”。
“correspondence”等等;中西评论的相异性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
中国的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有关中西方翻译的书评
有关中西方翻译的书评
1、编排新颖。
本书首次将中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研究，首次按照翻译对象进行划分研究的时间节点，即从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三个阶段为路线对中西翻译史进行论述。
这样的编排在译学史相关著作中尚属首次，十分新颖，吸引读者。
此书为读者系统地对比性阅读中西翻译史各自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有助于读者在短时间内同时了解中西翻译史。
2、主次分明。
此书虽涉及内容多，但主次分明。
作者从中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两条路线出发，着重论述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事件、代表人物和主要的翻译思想与理论，突出了本书的要点，同时也系统地记录了中西翻译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使读者能在宏观上了解中西翻译史的基础上，把握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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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小回侠贡献
ｄｏｃ１。
一、 中西方翻译史的共性：
有没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审视、考察，从而进行整体 性的阐述呢？ ， 当我们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译学观念 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予以审视、考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 两者之间不乏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指笔译）的滥觞及大规模 的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是 《圣经》 的翻译， 中国是佛经的翻译。
其次，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我们把中西方翻译 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时， 这种作用也就得到 了进一步的彰显。
再次，翻译对各国民族语言的确立和发展所 起的作用， 在西方和中国也都不乏明显的共同点。
西方翻译史上，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语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对确立现代德 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英文翻译也同样对丰富 英语的词汇、表现手段等，促进英语朝现代英语的发展，贡献卓 著。
至于中国，佛经翻译对丰富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２０ 世纪 上半叶的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白话文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等等，也都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
二、 中西方翻译史的差别：１ 翻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有史记载 的翻译活动也与宗教直接有关。
佛教早在上古时期便在亚洲诸国 传播，东汉时传入我国。
以后近千年内，我国共翻译佛经 １５００ 多部，丰富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理论家，他们是三国 时期 （公元 ３ 世纪） 的支谦、 东晋的道安、 六朝时代的鸠摩罗什，
隋代的彦综和唐代的玄奘。
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 翻译的论文，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 全面意译的第一人。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 次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中国的士大夫与传 教士联手将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等“西学”介绍 到中国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 ６ 卷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 ，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
第三次翻译高潮指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 学翻译。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翻译有关西方自 然科学书籍。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介绍西方政治思想、 科学方法的译作和文学名著的译本问世。
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严复 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和《社会通全》等。
他的译 、 、 著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他提出的翻译标准 “信、达、雅”至今认为翻译界所认可。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
成立期间，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通俗易懂的大众化 语言使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 鲁迅、 瞿秋白、 郑振铎、茅盾、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等学 者辛勤笔耕，不仅翻译了大批世界名著，而且对翻译理论进行了 认真的思索和探讨，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 理学等众多领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２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 ５ 次高潮。
第一个高 潮是在公元前 ３ 世纪中叶。
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 经》（Ｓｅｐｔｕａｇｉｎｔ）． 据说该译作由 ７２ 名学者在 ７２ 天内从希伯来语 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
与 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 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 （Ｏｄｙｓｓｅｙ）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 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 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 ４ 世纪至 ６ 世纪之间。
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 相关。
由于《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 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 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Ｊｅｒｏｍｅ）翻译的《圣经通用本》（ｔｈｅ Ｖｕｌｇａｔｅ）最具权威性。
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 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 所以他们的译 文难懂，而杰洛姆（Ｊｅｒｏｍｅ）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 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 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 １１ 世纪至 １２ 世纪之间。
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 的文化深感兴趣，大批
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
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 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１４－１６ 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思想、文 学和艺术的革新，引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 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 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 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 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同他们谈话。
”路德的这 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思 想的禁锢， 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
他的人文主义观点， 无疑影响了 《圣 经钦定本》 （Ｋｉｎｇ Ｊａｍ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的译者。
１６１１ 年英王詹姆士一 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闻名于世， 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这一时机的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花费 １７ 年时间译出的《希腊、罗 马名人比较列传》，英国的查普曼用 １８ 年时间译出的《伊利亚特》 和《奥德赛》，都是译作中的精品。
翻译的第五次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
在这段 较长的和平时期内，西方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翻译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先进的技术条件。
翻译不再只限于宗教
和文学领域，而是迅速地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 会生活得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