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
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
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内容提要：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犹太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苏联建立后，列宁的民族平等理论更是给了犹太人以极大的鼓舞。
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的影响，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平等，歧视与迫害时有发生。
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和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论是对境内犹太人还是苏联社会都产生了连锁反应。
关键词：苏联政府犹太人列宁斯大林反犹主义苏联是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政策是否得当，与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月革命掀开了俄国犹太人历史上新的一页，大批犹太人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与建设事业。
但由于种种原因，布尔什维克党所宣传的民族平等理念并没有在犹太人身上完全体现。
近年来，关于苏联犹太人问题，国内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有关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问题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
本文旨在梳理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与态度，并兼谈犹太人对苏联社会的贡献。
一、列宁时期列宁时期的苏联政府采取民族平等政策，其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解放。
1．犹太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
而俄国犹太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同样功不可没。
俄国犹太人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卑微社会地位和悲惨遭遇造就了他们改变民族命运的决心以及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犹太人是俄国最早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民族。
1895年犹太人马尔托夫(J.Martov)同列宁合作，建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俄国的工人运动，为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组织基础；1900年底，两人又在国外秘密地创办了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报纸《火星报》，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宣传基础。
“二月革命”后，在俄国所有民主和社会党派中，从领导阶层到基层都有犹太人的身影。
试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试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张捷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 3月11日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一个多月后，他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需要“继续变化和改革”的问题，这次全会后来被看作是“改革”的起点。
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主要讲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和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没有对“改革”进行全面的论述。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为“改革”作组织准备和造舆论，还没有拿出全面的计划。
到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才对“改革”的内容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在同年六月全会上则着重讲了改革经济管理的问题。
在这期间的多次讲话中，他反复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提出要把人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价值放在首位，大讲民主化的重要性，鼓吹多元论，提出“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
1987年底，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改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在1988年6月～7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指出这样的社会具有以下七个特征：一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二是“有效益的和活跃的经济制度”；三是“社会公正的制度”；四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五是“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六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七是“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和协作，渴望……与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建立正常的和文明的关系的制度”。
于是，其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具体计划开始浮出水面。
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实施上述计划过程中不断加以说明和补充，最后主持制定了一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交由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
草案提出要“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化的阶级观点”。
草案强调“党的政策的中心是人”，主张“采用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人民自治制度”，“建立新的联邦制”，实行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等等。
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联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都是一个热点话题，苏联解体对于各民族的影响和带来的衝击，将会深远地影响整个世界。
历史背景在苏联建国初期，由于民族间的平等和团结的政策，各民族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够长期维持，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民族政策逐渐转变为中央集权主义。
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让其它民族都要按照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来生活和工作。
这种政策不仅仅削弱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强烈的民族恐慌感。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到来，苏联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试图在民族政策上进行改革，并且恢复以前的政策。
但是由于一些失误，在实践中并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
困境与失误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开放”以后，苏联所处的经济形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大量财产的流失和民族间的关系恶化。
这种情况加剧了各民族间的矛盾，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分配方面，这些民族间的矛盾特别明显。
另外，戈尔巴乔夫在实行民族政策时，没有在意各民族间的特殊性，一味地强调平等，这也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苏联各民族有不同的思想习惯、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等等，戈尔巴乔夫过分强调平等，导致许多地区发生了激烈的独立运动。
这些独立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俄情绪，这使得苏联的民族问题越演越烈。
此外，苏联在解体的过程中，力量的调配也是一个关键时期。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此时又出现了一些力量强势的政治派别，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政治格局。
这些格局，意味着强势政治团体对于其它政治团体的排挤和斗争，加上外部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苏联剧烈地动荡了起来，最终终结了苏联的统一。
结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民族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解的热点。
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于各项政策的迫切要求。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及其后果
[摘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这是由戈尔巴乔夫主导的，丑化斯大林以及批判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活动。
对斯大林以及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严重破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思想意识，带来信仰危机。
揭露历史“空白点”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苏联以“民主化”、“公开性”为旗号，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实质是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歪曲历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学界与政界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反思当年对斯大林等领袖的批判。
进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
这种重评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重新评价，也是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苏联共产党的功绩与过失的重新看待。
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被摧毁的社会价值观的再建。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
在中央，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一些有关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开，因为“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诸于众。
”一批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也逐渐从劳改营或国内流放地释放回来，他们成了国家实行“政治迫害”的“活证据”。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扩大公开性，还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他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感到不满意，于是，在这几个领域里进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动员。
试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
试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与历史教训1991年，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顷刻瓦解，令全世界震惊。
它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多年来，不少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苏联演变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
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较简单的分析，认真总结其历史教训。
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但是对是对历史世家的研究却不会结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我想这也是老师让我们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意义之所在。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一）高度集权的弊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集权，这个特征表现为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
苏联成立之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小农经济明显占主体地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采取的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管理权经营权统一，指令性计划经济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的爆发。
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官僚阶层腐败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人民群众看到苏联生活水平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东欧一些国家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与其声称的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而政治不民主，学术言论不自由进一步导致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失望。
（二）党组织建设的薄弱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队伍质量下降，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
苏共各级党组织失去了政治警觉性，往往埋头于经济问题，对政治进程没有从阶级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估，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失去了先进性，党的建设没有搞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台了不允许在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法律，结果造成党的基层组织大大萎缩，党失去了在群众中开展活动的基础。
（三）路线及政策的失误苏联的解体，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改革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发展方向，推行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过分匆忙的民主改革。
苏联解体三大罪人
苏联解体三大罪人引言苏联解体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巨大政治变革，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
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人被视为苏联解体的罪人。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介绍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三位主要罪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叶利希耶夫。
一、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也是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试图改变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然而，他的政策却导致了苏联的混乱和解体。
首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开放性”政策，试图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
他推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削减国家预算和军事开支，引入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
然而，这些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导致了苏联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
其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政策也引发了苏联内部的分裂。
他试图推动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进程，但却忽视了苏联的民族问题。
这导致了苏联内部各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
最后，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
他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导致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地位和影响力。
特别是在东欧剧变中，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干预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进一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二、叶利钦 (Boris Yeltsin)叶利钦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也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位罪人。
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首先，叶利钦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他采取了“快速过渡”的经济改革政策，试图引入市场经济。
然而，这种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俄罗斯陷入了经济困境。
其次，叶利钦的政治手段也备受质疑。
他采取了独裁式的统治方式，剥夺了议会的权力，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状态措施。
这些行为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腐败，削弱了法制和民主体制的建设。
最后，叶利钦在处理俄罗斯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上犯下了错误。
苏联时期的东正教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东正教又称正教、希腊正教、东方正教，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是指依循由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它是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正教”的希腊语意思是正统。
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更具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保守性。
三大教派都信仰基督，但从圣经中吸取的“真理”却各有侧重。
东正教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纯一不变的正道，指责西方天主教讲求“商业救赎”，指责新教避讳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只追求外在生活的明朗与欢乐。
总之，东正教不能容忍的是蕴涵于天主教与新教之中，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滋生的那些因素。
东正教于公元988年。
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当政时期传入俄罗斯，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
在过去200多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19世纪宗教改革、民主主义运动和20 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等沧桑巨变。
而在苏联时代的东正教，其实也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是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会时期。
在列宁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于1917年取得了胜利。
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和政策，比较重要的法令和政策有：（1）“土地法令”，削弱了东正教在经济上的实力。
（2）“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废除了一切民族与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
（3）“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东正教会不再是国家教会了，国家不干预教会事务，教会也不干预国家事务。
这些措施引起了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强烈不满和仇恨。
他们借口保卫宗教和教会，激励煽动教徒反对苏维埃政权。
东正教在这个时期里与其他教会联合；召开全俄东正教大会决定恢复牧首制；勾结外国干涉者；组织反革命队伍。
1922年苏联遇到灾荒，吉洪牧首因鼓动神职人员抵抗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用以解决人民饥饿问题的决定而被捕入狱，而最后愿意在政治上忠于苏维埃政权。
尽管如此，反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情绪，在东正教神职人员中间仍然时有出现。
俄罗斯“东正教热”反思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掀起了“东正教热”。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东正教热”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政治现象。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特别重视俄罗斯出现的“东正教热”，既要分析它的文化因素，也要分析它背后的政治因素，认真总结苏联在宗教问题土的教训，引以为鉴，以利于进一步搞好我国的宗教工作。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中图分类号：b979.512；139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42―05苏联解体以后，“东正教热”在俄罗斯已有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这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从文化角度看，“东正教热”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回归。
因为东正教在传人俄罗斯的一千年中，早已同俄罗斯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俄罗斯民族文化就是东正教文化。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俄罗斯“东正教热”的出现，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趋向，更是一种人民心态的政治趋向、一种政治思潮。
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东正教思想回归以及西方经济和西方思想渗透，等等，这些都是同一政治趋向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俄罗斯的“东正教热”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东正教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影响。
笔者于2007年10月到莫斯科大学作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感观极其深刻。
在莫斯科，无论你走到哪里，都逃脱不掉宗教“光圈”的笼罩。
那到处可见的宏伟的教堂和金光夺目的教堂尖顶就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象征。
而出入教堂熙熙攘攘的人群，表现出一种宗教的力量。
在大街、广场、地铁站和商店，到处都是出售宗教书籍、宗教艺术品的摊床，使你感到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艺术源泉所在。
在大街上和地下道，经常可以听见布道之声，就连人们说话，口中也经常出现“上帝”的感叹。
它总是使人感到“上帝”的确与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同在”。
东正教在沙俄时期作为国教，曾有令人惊叹的“昔日辉煌”，但在十月革命后却步人了“艰难的岁月”。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东正教的地下潜流开始冒出地表，并逐渐由民间的东正教复兴转为“东正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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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席博2013-2-27 14:00:06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哈尔滨 150018) 摘要：宗教问题是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对于宗教问题的政策是一种宽松的甚至是放任的政策，这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枚隐性炸弹。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苏联中图分类号：B91；K512. 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4-0082-03作者简介：席博(1986-)，男，黑龙江佳木斯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具体措施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成为其实施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
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主张对各个领域进行反思，以形成多元、开放的政治观念。
对于东正教，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使教会的合法地位得到改善”。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接见以皮缅牧首为代表的六位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时表示，政府支持基督教传俄一千年的庆祝活动；赞扬东正教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东正教是俄罗斯发展的动力；改革、公开性、民主性，对一切人都适用，包括教徒在内。
1988年，俄罗斯教会的千年庆典成功举行，苏联的电视媒体对各种庆典仪式进行了转播。
随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了地方主教会议，制定了地方管理章程，宣布解除对神职人员的权限限制，教区的一切管理由教区的神职人员全权负责。
庆典过后，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明显减小了，政府为东正教会的大量房产和地产(教堂和修道院)进行了合法的登记和注册。
千年庆典预示着苏联政府对待东正教会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公开性”原则的支持下，苏联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宗教的粗暴干涉，被夸大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于是东正教便显得“无辜”而又“纯洁”，人民对苏共失去信心，纷纷转向宗教。
戈尔巴乔夫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为了取得宗教势力的支持，他逐步改变了苏联原有的宗教政策。
他想用种种行动和政策说明，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对于宗教的宽容，也正是他所宣传的“民主性”的绝佳体现。
这使得他向俄罗斯传统的主流宗教——东正教频频示好，其目的是要对其进行控制和利用。
对于伊斯兰教， 1989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解禁伊斯兰教的活动，这使得苏联的伊斯兰教地下教会迅速发展。
对于犹太教，戈尔巴乔夫反对反犹排犹活动，苏联犹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
1986年，苏联政府取消了对犹太教活动的限制，同意犹太人兴建会堂，并且批准进口希伯来语犹太教教科书，批准犹太人出国接受拉比课程的培训，还允许在莫斯科开办科谢尔饭店。
1987年，苏联政府同意本国犹太教职人员与以色列教职人员进行互访，允许本国犹太人去以色列、以色列公民来苏联探亲。
1988年2月中旬，苏联首次正式开放了犹太文化中心，并不再禁止教授希伯来语。
同年，戈尔巴乔夫释放了所有犹太囚犯并且准许其移民。
对于天主教，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会晤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此后，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着手恢复天主教会的机构。
1990年3月15日，罗马教廷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年5月，苏联允许罗马教皇使节来莫斯科上任。
对于合并教派(东仪天主教)，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就乌克兰合并教会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的合并教会活动开始从地下转向公开。
1990年1月23日，“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恢复了合法地位。
1990年2月，乌克兰宗教事务局发表声明，合并派信徒可以按合法手续登记注册，以建立自己的宗教团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集中体现在1990年10月颁布的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
这项法律共六章，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系统地规定了宗教组织的建立及其财产权、教会企业中的劳动活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
这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宗教状况，缓和了苏联的宗教矛盾。
这是系统阐明苏联政教关系的第一个法律文件，在这里苏联官方首次取消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限制宗教活动的政策。
教会被赋予法人的地位。
该法律第二章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宗教组织自其章程(或条例)登记在册之时即被确认为法人。
根据这部法律，宗教组织的活动空间变大，不仅可以在宗教场所内进行活动，还可以应公民要求，依法在宗教场所外进行活动；宗教组织可以拥有财产及土地，甚至允许拥有国外财产；军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宗教活动不再受限；教职人员和教徒在法律权利上一律平等；宗教院校享受与普通高等、中等院校同样的待遇。
该法律还申明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有权对宗教问题不做表态，等等。
这部法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从保护公民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等方面来看，它是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但是，这部法律如同戈氏其他改革措施一样，带有激进的“民主性”。
它对宗教活动的范围限制得不够严，使教会活动走出了宗教场所之外，这无益于国家的无神论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起了阻碍作用。
该法律允许宗教组织进口宗教书籍及材料，再加之海关监管不严，导致境外大批反共反苏书籍披着宗教书籍的外衣进入苏联境内，进而使西方的反共思潮通过这一渠道进入苏联。
该法律还对苏联的宗教组织与境外的组织联络大开绿灯，使宗教组织成为与外部反动势力勾结的一条渠道。
比较致命的是，该法律的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宗教社团之建立，不一定通知国家机关”[2]，这使非法的地下宗教组织大量出现，严重地危害了苏联的安全与稳定。
戈氏实行多党制以后，其宗教政策更为右倾了。
宗教政党被国家承认，如1989年组建的教会与改革运动、1990年成立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
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并开始干预政治。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后果及影响放任的宗教政策必然导致信教人数的激增。
据统计，这个时期东正教信徒的人数超过7 000万，已占苏联总人口的1/4； 1989年，伊斯兰教教徒增至1 300万，其他宗教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仅从这两种宗教来看，信教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前戈尔巴乔夫时代。
信众迅速增多，宗教场所也急剧增加。
20世纪初，宗教活动场所有7 000多处， 1990年增加到2万多处。
其中，伊斯兰教礼拜堂从1988年的30所增加到1989年的191所。
人们的宗教信仰曾经跌入深渊，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长期被压抑的宗教感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宗教热”在苏联大地上迅速泛滥，严重地危及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信仰。
粗放的、“民主”的宗教政策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苏联的统一产生了消极影响。
苏联及东欧各国，基本上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宗教对一些国家、民族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
不少宗教甚至是全民的信仰，这就使宗教信仰带有群众性和民族性，如中亚的伊斯兰教、波兰的天主教等。
宗教和民族问题在这些国家变得错综复杂，在历史上频频引发争端。
苏联及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宗教和民族问题没有完全消除。
而苏联前期的宗教、民族政策，过于简单、粗暴，带有沙文主义色彩。
一味地进行强制的无神论教育，使民众不满，更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
而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逐步发展成民族分裂主义。
戈尔巴乔夫不去做耐心细致的协调工作，反而将希望寄托在极右的宗教政策上，幻想通过简单的“民主”来解决这一系列由来已久的问题，结果使矛盾和冲突的阀门洞开，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便成为苏联东欧诸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组织的审核不够严密，致使地下教会组织泛滥。
苏联的中亚和高加索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各族居民都基本上信仰伊斯兰教，传统的伊斯兰教与中亚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当地的伊斯兰教具有特别大的凝聚力。
苏俄建立伊始，这里就存在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宗教政策的“新思维”推行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中心加紧向这些地区进行渗透，促使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伊斯兰教与地方民族主义日益结合，形成了一股破坏统一的政治势力。
当戈尔巴乔夫放宽宗教政策，允许成立宗教团体的时候，大量民族分裂势力以宗教的名义成立了一系列团体。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比尔利克”，这是一个极端的宗教组织，混杂了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且直接参与了1988年和1990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动乱。
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各加盟共和国宗教管理局先后出现了“政变”的现象，原来由苏联政府任命的管理局主席被信徒群众免职，新的主席由地方信徒选举产生，致使中央政府对其管理失控。
宗教组织成了民族分裂的先锋队，地方离心力倾向增强，并引发了纷争。
戈尔巴乔夫对上述矛盾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对宗教组织缺乏必要的监控，很多苏共党员思想中出现了麻痹大意的倾向，甚至连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列斯尼科夫都认为“这是穆斯林信徒自己的事，如何成立组织，谁也不会去妨碍”[3]。
如此轻率、放任的想法，必然会对极端主义缺乏警惕，终于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塔吉克、乌兹别克部分地区的骚乱。
正是由于宗教狂热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最终使这些地区脱离了苏联。
这一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失误，还表现在对境外宗教势力向国内渗透缺乏必要的监管。
应该注意到，国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的渗透和颠覆活动。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活动，只有一小步距离”，他强调要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
由此看来，如果不能及时认清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颠覆的阴谋，后果不堪设想。
苏联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各个时期，当局都能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
但从戈尔巴乔夫掌权至苏联解体为止，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指导下，宗教政策变得“民主化”了，苏联的宗教组织可以邀请外国宗教团体来本国传教，并且可以接受外国宗教组织的财产。
据统计，民主德国教会每年经费的40%来自联邦德国，这使得民主德国的教会在政治理念上大幅度倾向于联邦德国，从而充当了宣传其意识形态的桥头堡。
而罗马教皇也极力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其对苏联内部信仰天主教的加盟共和国的影响，不断从组织任命和舆论宣传上分化瓦解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