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诺奇克这边

公平正义制度的辩护，我站在诺奇克这边-------康德、罗尔斯、诺奇克人权理论推论摘要：本文通过康德、罗尔斯、诺奇克人权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认为任何侵犯人的自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即使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为了社会弱势群体，也不能牺牲自由，除非得到人们的同意----契约同意。

关键词：正义人权康德罗尔斯诺奇克理性契约近代以来，康德、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法治理念，高举人类理性的旗帜，以社会契约论为学说范式，通过对人性、人类平等的逻辑假设，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等为保障人权所必需的手段。

当代则有哈耶克、罗尔斯和诺奇克等人对自由的终极价值进行了重新捍卫。

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而要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民主是保障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的手段，而法治，如果它是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话，则是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的架构。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有限政府，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在制度上建立违宪审查机构和专门的人权保障机构，预防和矫正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关于社会正义的争论，笔者站在诺奇克一边：任何侵犯人的自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即便这种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

即使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为了社会弱势群体，也不能牺牲自由，除非得到人们的同意----契约同意。

一、康德的人权理论康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第一次把人类的自由作了开创性的形而上的建构。

他的自由主义是将人看作独立、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个人。

康德憧憬着一个理想国度，在这个理想国度里，他认为：‚每个人应该将他自己和别人总不只当做工具，始终认为也是目的——这是一切有理性者都服从的规律。

这样由共同的客观规律的关系就产生由一切有理性者组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叫做目的国。

‛在目的国中，人就是目的本身，没有人(甚至神)可以把他单单用做手段，他自己永远是一个目的。

‚在全部造物中，人们所想要的和能够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为手段来运用；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命题，始终确认了人是终极价值，最集中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信仰，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始终不渝的信念，也是后文将要论述的诺齐克关于‚道德边际约束‛的理论基础。

康德将天赋人权立证与‚人性理念‛之中，认为天赋的权利应当被诠释为一种先天的理性概念，康德为此专列了一份人权清单。

康德认为人既是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的法权主体，既非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上帝，亦非只有义务、却无权利的奴隶，更非既无权利又无义务的‚物‛。

一个人作为一个法权主体，应该具有法权意识。

人只有先成为法权主体，才可能要求自己成为伦理的主体，因为倘若失去外在自由，任何内心的道德理想都将沦为空谈。

康德以纯理的法权概念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理性法系统，并依照乌尔比安的三个公式划分法权义务。

乌尔比安关于权利的三个公式：（1）正直地生活；（2）不侵犯任何人；（3）把各人自己的东西归给他自己。

罗斯科？庞德教授说，这种法律原则是古罗马的法律天才们将‚维护社会现状的司法观念‛付诸实践的结果，而‚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具有那种旨在维护和睦的社会秩序的希腊哲学思想‛.康德从倡扬权利的角度对这进行了新的论述，认为‚正直地生活‛包含的潜台词是：‚不能把自己仅仅成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对他们说来，你自己同样是一个目的‛；而‚把自己的东西给自己‛的说法很荒唐，因为不可能把已有的东西‚给‛他自己，只是进入一种状态，‚在那儿，每人对他的东西能够得到保证不受他人行为的侵犯。

‛由此可以理解，在表达权利的三个公式中，第一个看似对人的义务要求，实则表述了一种权利；第二则是于此权利之下引申出的责任；第三个是法律所要达到或营造的一种状态和秩序。

由于前两个是指人们的一种权利或行为准则及其延伸的意义，因此，它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个原则：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人们可以以自己的行为或方式生活。

这一个颇有些道德意味的警句就是人们的生活准则，也是私法生活中‚诚实生活‛的行为原则。

第三个公式描述的是一种秩序状态，也是私法生活的秩序准则。

对这种正义秩序，柏拉图曾说过：‚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简言之，‚正直生活，各归其所‛！这构成了古希腊自然思想的通俗表达，也是人类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正是这种正义观，‚给以后的罗马法学铺平了道路‛。

其实，由于人们常常将‚各归其所‛的秩序原则与一种正义观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了它所包含的具体的、特别是在私法学上的寓意。

实际上，古希腊人的这种‚各归其所‛的状态秩序与东方人在这方面的寓意是大相径庭的；它建立在人本身就存在‚各有所长‛的信念之上。

康德认为，人权来源于人性，既是自律的又是自主的。

人们除了天赋的权利外，还有获得的权利。

但获得的权利必须以天赋的权利为基础。

因为人们只有拥有天赋的自由，才能经由法律而取得其他的权利。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然的权利，有可能互相侵害的每个人都应该结合起来，组成国家，从而以公法权的形式保证人们的自然权利。

经由批判，康德将纯粹实践理性运用到法权领域，从而将自然法运用到法权领域。

法权是所有人的外在自由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和谐并存的制度。

只有在这种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上，每个人的外在自由才能获得确保，所有人的和平共处才能实现。

可见康德式公平正义原则是：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牺牲或被使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二、罗尔斯的人权理论罗尔斯在证成其所认定的人权体系及其价值位阶的时候，也采用了自然法学派的证成环节和步骤，甚至所使用的术语都是类似的。

所不同的是，罗尔斯已不再推论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也不再纠缠人权的固有性，而是将‚原始状态‛作为一种纯粹的假设，作为他证成其所认定的人权体系及其价值位阶合理性的逻辑起点。

罗尔斯写道：正义即公平理论中的平等的原始状态，是与传统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一致的。

当然，这种原始状态不是被视为一种实际的历史情况，更不是种文化的原始状态。

它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假设的状态。

是为了得到某种正义观而提出来的。

这种状态有许多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的命运，他的能力，他的才智和力量，等等。

我甚至还要假定，各方不知道他们关于善的观念，也不知道他们的特殊心理倾向。

对正义原则的选择，是在无知之幕的掩盖下进行的⋯⋯鉴于原始状态的各种情况和人们相互关系的对称，如果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即有理性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且我还要假定他们都能具有某种正义感，那么，这种原始状态就是合适的初始状态，因而在这种状态中达成的协议也是公平的。

这一点说明‚正义即公平‛这个提法是恰当的，他表达了正义原则在一种公平的原始状态中得到一致同意这一思想。

互相漠不关心和无知之幕结合起来。

就达到了仁慈所达到的目的。

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迫使原始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去考虑别人的善。

正是用这种逻辑的、价值的证成方法，罗尔斯得出了他关于正义(合理的人权体系及其价值位阶)的两个原则：原始状态中的人可能会选择两种颇为不同的原则：第一种原则要求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种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它们最终能对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对地位最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才是正义的。

契约这个术语的优点是，它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可以把正义原则看作有理性的人可能会选择的原则，从而就可以对正义观进行解释并证明其为正当。

正义理论是合理选择理论的一部分，也许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里，罗尔斯显然不像洛克那样，试图通过推定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历史和经验的真实性，来证成人权的‚固有性‛，而是将原始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纯粹的假设条件，以消除人类的偏私等本性对理性的桎梏，使人类的理性能够客观地选择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应有的‛正义或人权方案。

当然，消除偏私对人类理性的桎梏，不是简单地彻底从人类本性中消除偏私，使人变成彻底的道德人(这一点是做不到的)，而恰恰是利用人的偏私，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把其他的每一个人当成是自己，也即‚迫使原始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去考虑别人的善‛，然后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选择制度或人权方案。

这样选出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出于偏私的公正‛，是对社会上每一个人偏私的普遍认同。

不论是用历史的方法把人权证成为人人生来固有的，还是用价值的方法把人权证成为人人‚应有的‛，有一个基本点是不能否认的，即被人们宣布为人权的那些基本权利是近代以来越来越被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

这些人权是由人类的共同本性所决定的、人生存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这些必要条件之所以有必要被宣布为人权，是因为它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过普遍的和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但罗尔斯这里恰恰忽视了对人们自由权利的保护，即便是为了平等而侵犯少数人的自由，我认为也是不道德的，除非能得到契约同意。

三、诺奇克的人权理论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关系，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诺齐克的理论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晰和鲜明。

诺齐克是个自然状态论者，但他不是社会契约论者。

‚诺齐克与洛克不同之处是，他并不像洛克那样认为国家的成立乃是依据参与者所订的契约为依据。

‛‚他的政治哲学聚焦于：我们为什么及在何种限度内需要国家? 自由主义要追问的并非是个人权利问题，而是个人权利如何界定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即个人权利的边界是国家权力的‚边际约束‛。

诺齐克要在洛克国家观的基础上建立比洛克那种难以实现的主张更为有力的东西。

他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对‚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合理性证明，以及‚最弱意义的国家‛的唯一合法性的证明。

因此，沃尔夫指出：‚诺齐克不是仅仅在为一种合法的最弱意义国家的可能性作论证，而是为其道德匕的必然性沦证。

即是说，最弱意义国家是社会组织的唯一合法形式。

‛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也反复强调：‚对行为的边际约束反映了其根本的康德式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牺牲或被使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

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诺齐克认为，人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在不能以某些特定方式利用人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某些特定方式把人们用作手段的情况。

‚边际约束表明了他人的神圣不可侵犯。

但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为了较大的社会利益而侵犯个人呢?‛同样，‚为什么不能坚持：某些人必须付出某些代价，以使其他人得到较大利益和带来普遍的社会利益呢?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

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个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

这意味着诺齐克充分认识并且尊重个人的独立性，个人所拥有的生命是他所拥有的唯一生命的事实，因此，没有任何人、国家或政府有权将这一牺牲强加给一个单独的对自身生命拥有权利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