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对比研究

中日韩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对比研究金益基林明鲜【内容摘要】东亚的中国、韩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紧密相关的，除了地理上的相近外，这三个国家还共同拥有很多社会、文化上的相似点。

虽然有很多的相似点，三个国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本文要探讨的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比较问题。

就这个主题而言，本文旨在说明三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转型的趋势。

之后，本文将根据这三个东亚国家经历的相似点和异同点讨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韩国；日本；老龄化【作者简介】金益基，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林明鲜，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同属东亚国家的中国、韩国和日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既相连又相邻。

除了地理上的相连相近外，这三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上还有诸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它们更拥有一些共同之处（Sodei,1996）。

第一，他们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或者说是中国文化圈。

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曾经而且现在还部分使用着相同的汉字，尽管这些文字在这三个国家间的发音和所表达的意义往往有时不尽相同。

和中国国土相连的韩国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其后，儒家思想在隋唐时期又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父权制的家庭制度，承袭崇拜祖先和男性支配女性的传统。

孝道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

虽说儒家思想对这三个国家的影响从时间早晚、程度深浅上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趋势下这三个国家仍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儒家的传统文化。

第二，这三个国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在16年的时间里下降了一半，从1947年的4.54下降到了1963年的2.22；韩国的人口出生率1960年为6.0，1975年为2.92，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就下降了一半；而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更快，从1965年的6.06到1976年的3.32，十年时间几乎就下降了一半，到1980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55。

从总体上看，东亚各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欧洲国家。

第三，这三个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都是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

日本厚生省（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曾敦促全国的公共行政部门支持“家庭计划政策”（family planning programs）的实施，以解决二战以后在1952年出现的家庭生活困难问题。

1952年，日本政府还修订了“生育保护政策”（Eugenic Protection Act），以使流产行为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在朝鲜战争后的1962年出现生育高峰时，韩国政府开始着手实施全国性的家庭计划政策。

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则把重点放在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上。

第四，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完成的。

日本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经济的增长，这不仅仅因为大部分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婴儿已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使儿童数量减少，进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Sodei，1996）。

韩国于1962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从那时起，韩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发展。

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经济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

虽然中国、韩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韩国和中国都曾被日本侵略过。

日本作为战败国，把它战前的风俗当作封建的传统来反思，并积极地废除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制度（Sodei 1996）。

与之明显不同的是，韩国为了建立民族的认同感，保持了传统的家庭制度。

中国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试图打破它的传统的家庭制度。

第二，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不同于韩国和日本。

韩国紧随日本完成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几乎走了和日本同样的过程，特别是在对战后的生育高峰和对人口控制上。

88年奥运会以后、韩国实行了国家养老金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经济增长达到了顶峰。

但是在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显著的地区性差异，还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全国范围的福利体系。

本文要探讨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比较问题。

就这个主题而言，本文旨在说明三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变化趋势。

之后，本文将根据这三个东亚国家经历的相似点和异同点，讨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二、东亚的社会经济转型表1指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1960-2000年期间的人口变化趋势。

同时也预计了2005-2050年三国人口的变化趋势。

1960年，日本人口总数为9400万，到1980年增长到1.17亿，之后增长到了2000年的1.27亿，一直在持续增长，并且预计会一直增长到2010年，到2015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持续下降。

预计日本人口总数将在2010年达到1.285亿，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减少到1.12亿。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04.韩国的人口总数在1960年是2500万，1980年增长到3800万，到2000年时已经增长到了4700万。

预计其人口增长的趋势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到2030年其人口总数将开始持续下降。

韩国的人口总数预计在2025年达到4950万，到2050年会减少到4500万。

中国的人口总数1960年为6.57亿，1980年增长到9.99亿，到2000年已经达到了12.74亿。

预计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30年，到2035年将开始持续下降。

中国的人口总数预计2030年会达到14.46亿，2050年减少到13.92亿。

表2显示了1960-2050年日本、韩国和中国人口年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日本的人口增长率首先从1960年的0.99%上升1970年的1.33%，之后到2005年一直持续是下降的。

从2010开始，日本人口年增长率将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

韩国的人口年增长率截止到2005年一直是持续下降的，1960年为2.64%，1985年为0.99%，到2005年已经下降到了0.31%，2010年后，它依然会保持下降的趋势。

到2025年，其人口总数也将出现负增长。

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在1985之前一直处于波动起伏的状态，但是从1985年起开始持续下降。

预计中国的人口总数将在2030年开始负增长。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04.前面提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济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快速发展的，但是国与国之间最近的经济形势是不同的。

表3是三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近趋势的比较。

一般来讲，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远远高于韩国和中国。

1994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317美元，大大超过韩国的9483美元和中国的339美元。

但过去的十年由于日本经济的波动，其国内生产总值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韩国除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上看略有上升。

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在不断改善，其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近三倍。

表4说明了1960-2000年期间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

城市化是现代化在空间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它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Choi and Chang，2003）。

在196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而当时的韩国和中国却还没有开始城市化。

那个时候，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62.5%，而韩国是28%，中国则仅仅是19.8%。

到2000年时，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8.7%，韩国则达到了79.7%，中国也达到了36.2%。

三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自1960以来都持续地提高了，但是韩国的城市化在三个国家之中展现出了最为迅猛的发展势头。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04.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04.韩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和经济的增长紧密相关的。

自20世纪60年代起，首尔支配了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人口迁移运动的向心性使国内迁移从全国各地统统指向首尔。

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支配角色相符合，首尔也充当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角色。

在人口转型期间，韩国也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1960年的韩国城市人口是700万，城市化水平为28.0%，但是到1975年，其城市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分别增长到了1680万和48.4%。

之后韩国的城市人口和城市化水平一直都在持续增长：其城市人口在1990 年增长到3230 万，2000 年时已经达到了3660万，城市化水平1990年增长到74.4%，2000年也已经达到了79.7%。

自1960 年以来，韩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出奇的快。

城市人口和总人口数量一样都是在持续增长的，然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比起农村要快很多很多。

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率下降了。

在1966-1970年期间，农村人口从1.2%下降到了-1.6%（Kim I.K 1987）。

这样一来，在韩国近代史上就第一次出现了农村人口在绝对数量上比城市人口少的现象。

在城市化过程中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一般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来自农村的移民；城区规模的扩大和新城市的建设(Choi and others, 1993)。

1960年至1966年期间，韩国城市人口增加了2700万人。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在2700万人中有42.1%属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其次是移民(40.5%)，城区规模的扩大(9.3%)和新城市的建设(8.0%)。

除1966年至1970年这期间外，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不过到了1990年，农村移民与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变得几乎同等重要了。

相比之下，农村人口的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1966年至1970年，占到了城市人口增长总数的73.2%。

这一事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那时正好是执行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时期。

移民几乎全部来自农村。

1966年至1970年间由于净迁出，农村居民的数量减少了150万还要多一点。

如此大规模的向外移民，尤其是生产年龄的人口迁移，不仅加快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加剧了农村人口对城市区域的从属性(Moon. 1978)。

三、东亚的人口转型人口转型是指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从一个农业国家形态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形态转变）中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Coale, 1973)。

根据这个定义，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型，也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

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人口转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模式来预测发展中国家人口变动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