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发展的历程_以豫北地区为中心_申红星

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发展的历程X)))以豫北地区为中心申红星(新乡学院历史系,河南新乡453003)摘要:豫北宗族是明清时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重新构建的产物,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变迁过程。

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下构建而成的豫北宗族,其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程。

通过对豫北民间谱牒等资料的分析可知,伴随着明清以来豫北地区经济、文化以及人口等的发展,豫北宗族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至清朝前中期处于逐渐发展阶段,到了清朝后期至民国时期,豫北宗族发展达到了高潮。

关键词:明清以来;北方宗族;豫北地区;发展历程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334(2009)04-0046-05在社会史研究当中,有关中国宗族的社会史基础问题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中最基层的民间社会组织,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

目前的宗族研究现状一直存在着/南强北弱0的局面,对北方宗族的研究一直弱于南方宗族。

此现象亦逐渐引起众多学人的注意,许多学者在继续关注南方宗族问题的同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北方地区,开始对山西、陕西等地区的宗族进行研究。

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学界尚缺乏对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宗族整个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

故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以豫北地区¹为中心,依托地方志、谱牒等资料,对北方地区宗族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豫北宗族的萌芽期常建华的研究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新宗族形态[1]1。

然而就豫北地区而言,其新宗族形态的构建却是自明代开始的。

就笔者所知,豫北地区在宋以后至明代之前,甚少有文献等资料记载当地的宗族活动。

笔者仅发现在民国13年修撰的5古共邵氏族谱6中,记载有邵氏自宋代修谱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修谱序,由此可知邵氏在明朝以前宗族活动就频繁不辍。

北宋大儒邵雍移居辉县百泉时,曾为邵氏宗族宗谱撰写了5启后录6一文,文中阐述了邵雍的宗族思想,可看做其为邵氏族谱所作的宗谱序言。

在宋代,还有很多当时名人为邵氏宗谱作序,包括陈康伯、汪彻、张九成、蔡元定、王十朋等。

兹仅举张九成所撰5邵氏族谱引6一例,张氏曰:予见故家旧族,论及谱,问及先世,则懵然不知。

呜呼!此谱族不讲之弊也。

且豺獭皆知报本,人灵于物,不知祖宗之所自出,支派之所由分,亲疏之所以别,昭穆之所以序,豺獭之不如也。

邵氏谱历千百年以嗣以续,如视诸掌,其子孙之贤,可知矣。

予嘉其克绍先志,僭为之引。

宋乾道九年仲冬之吉直秘阁修撰横浦居士张九成书上文中张九成盛赞邵氏修撰谱牒,可谓当时楷模,是其子孙贤能的表现,应为当世众人所效仿。

至元代太宗、世祖时期,北方大儒许衡也为5邵氏宗谱6撰写了5邵氏家谱跋6,其文包含了许衡的谱牒思想,全文如下: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史以记存亡,而谱则系昭穆。

昭穆之能明,则宗派焉得而紊哉!邵氏谱牒历数百年间而弗失。

祖功宗德,开卷一览,上以见其源流,下以见其嗣继,非善继善述而能之乎?书此为万世免。

元集贤大学士领太史院事鲁斋许衡跋[2]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许衡强调了修撰谱牒的重要性,并对于修谱以继祖宗之德的行为异常推崇。

5邵氏宗谱6中这些谱序文章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这是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北宋至元时期存有的有关宗族思想的文献,对研究北方宋以后宗族的发462009年8月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Aug.2009第23卷第4期J 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Vol.23No.4X收稿日期:2009-06-10作者简介:申红星(1978-),男,河南辉县人,新乡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明史。

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邵氏能够在北宋就撰有宗谱,归因于邵氏在当地独有的家学渊源,更为重要的是邵雍深厚的理学造诣以及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其宗族活动在当地并不具有普遍性。

就整个豫北地区而言,在北宋直至元代,很少有宗族修有谱牒,更毋论有建祠堂、立祭田等宗族活动了。

明朝建立之初,由于常年的战乱与自然灾害,豫北地区人口剧减,经济也长时间处于萧条阶段。

在乡村社会中,很少有聚族而居的,多为村民杂姓错落而居。

而且在此时,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虽然在此期间不断有大儒在当地讲学,对儒学的传播有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当地儒学伦理观念还并不十分盛行。

豫北村民血缘观念较为淡漠,祖先崇拜、祭祀祖先也并未得到彰显,反而是崇信鬼神、敬事佛老现象较为常见。

就明朝中央政府而言,明朝建立后,虽然已经开始贯彻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的统治政策,但其实施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仿照朱熹5家礼6而编纂的5大明集礼6修成,该礼书具有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书中对于庶民与品官在祠庙祭祖礼制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文曰:庶人无祠堂,唯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椟。

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月、忌日之祭,与夫岁时节日荐享。

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

[3]从文中可知,仿朱熹5家礼6而制的明朝官方礼书5大明集礼6,仅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庶人在祖先祭祀上则限制更为严格,只允许祭祀二代祖先。

这些规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品官祭祀祖先等活动有了一定约束,而且限制了民间社会的祖先崇拜活动。

在朱元璋统治中后期,明朝对官民祭祖制度作了调整,适度放松了对庶民祭祖的限制。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依行唐知县胡秉中的建议,将庶人只能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

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时,朝廷颁布并在各地推行5教民榜文6,其中对庶民祭祖进一步放宽。

5教民榜文6乃是针对民间制定,规定祀文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并非只限定在品官以内,这就在事实上认可了庶民亦可以祭祀四代祖先。

然而,虽然此时明朝对民间祭祀祖先的限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但是毕竟还没有允许民间祭祀始祖。

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地方社会中,最为关键的是始祖崇拜。

只有有了对始祖的祭祀,才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祖先信仰,从而有利于修族谱、建祠堂等一系列宗族活动的开展,进而达到收族、睦族的最终目的。

正因为以上的缘由,豫北当地民众仅关注自己以上最近的几世祖先,对于其在明初的祖先情况大多不甚明了,甚至一无所知。

例如获嘉5梁氏族谱6中,在梁氏裔孙梁旭征在万历四十八年撰写的5统宗世谱约说6里,当谈到其始祖的情况时就言称:/业传先世者,仅五六世止焉。

木根水源,竟以无考。

,,先世益远,其所传闻益疏且略矣。

0[4]在文中,梁旭征对于梁氏始祖所知甚少的困扰,溢于言表。

对于豫北地方社会而言,一直至明嘉靖朝以前,当地很少有宗族活动出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方经济、人口、文教等方面尚处于积累阶段,另一方面又由于明中央政府在祠庙祭祖礼仪上的限制。

在明初至嘉靖朝以前,笔者仅在滑县地方志中寻觅到有关当地宗族建家庙的记载。

据民国5重修滑县志6记载,该县有邑人于芳时称:/成化元年岁饥,助赈米四百石以济饥民,赖以全活者甚众。

声闻于上,奉旨钦赐义民。

有匾额在于氏家庙。

门首乃-钦赐义民.四字,故俗称为义民祠。

0由此可知,在成化元年(1465年)时,于氏竟然已经建有家庙,这在当地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直至明嘉靖年间,在豫北当地,祖先崇拜等活动渐兴,开始出现修撰族谱、兴建祠堂等宗族活动。

自此之后,豫北地区宗族活动开始进一步发展,并日渐繁盛。

明后期,明政府对臣民祠庙祭祖礼制的限制进一步放宽。

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发生了/议大礼0的推恩令事件,对家庙和祭祖制度进行了改革,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官民祭祀始祖,这就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就豫北地区而言,由于在当时已经有一些通过科举而高中进士的士人出现,因此,在当地也出现了兴建祠堂、修撰族谱等宗族活动。

例如,嘉靖年间,辉县邵氏续修有5邵氏宗谱6;万历年间,获嘉贺氏修有5贺氏族谱6、卜氏修有5卜氏族谱6、梁氏修有5梁氏族谱6,新乡郭氏修有5郭氏家乘6,曹氏修有5曹氏家谱6;天启年间,获嘉冯氏修有5冯氏族谱6;崇祯年间,获嘉郭氏修有5郭氏家谱草本6,辉县孙氏修有5孙氏族谱6。

但需要说明的是,能够在当时兴建祠堂、修撰族谱的,除了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先贤后裔外,还只能是少数在朝为官的缙绅士大夫,普通士人和民众还无进行宗族活动的意识与经济基础。

王士性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游历河南,有感于其在河南的所见所闻,言道:/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以来,杀戮殆尽。

郡邑无二百年耆老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唯以同户当差者为亲。

0[5]43从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豫北地区,47庶民的宗法观念仍很淡漠,他们仅关注自己的小家庭,只有少数的缙绅巨室宗族观念才相对浓厚,才会建祠祭祖。

二、豫北宗族的发展期进入清朝之后,尽管豫北地区也遭受了自然灾害与战乱的破坏,经济损失较为严重,人口数量也有很大程度的减少,但由于在明朝后期当地已经积累了祖先崇拜的浓厚底蕴,再加上当时理学大儒孙奇逢在豫北讲学,推动和促进了儒家礼仪在当地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豫北士人群体在明后期兴起后,一直延续到清朝建立,他们在当地影响深远,因此豫北宗族活动在明后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对于新成立的清朝中央政府而言,满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为了稳固其统治秩序,在建立伊始,就确立了尊孔崇儒、以孝治天下的文教政策,对宗族组织褒扬有加,以达到其/移孝作忠0、维护君主政权的最终目的。

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颁布5圣谕六条6,康熙九年(1670年),又向全国颁布5圣谕十六条6,当中的第二条就直接提出/笃宗族以昭雍睦0,明确表达了朝廷对民间宗族建设的赞许与支持,是朝廷指导宗族建设的总纲。

至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对5圣谕十六条6进行了详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在全国范围颁布了5圣谕广训6,其内容也较前详细而全面,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帝言道:/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

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连。

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

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0[6]在圣训当中,雍正帝表达了其对儒家伦理秩序的推崇,并且指明了宗族应主要以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为主要活动内容。

雍正帝的圣训,通过乡约以及地方官员、宗族组织的宣讲及学校与科举考试等方式,贯彻于全国。

5圣谕广训6可谓是对民间宗族构建的直接指导,对民间宗族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清政府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指引下,清朝中央与地方异常注重表彰模范宗族和孝子贤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