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及应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应对措施学院：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姓名：叶锦波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对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良好运行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寻找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办法，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利益格局的重构期，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利益与冲突错综复杂, 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不断爆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从1994年的一万起上升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剧增：由1994年的约73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约307万人，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稳定的首要因素。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寻找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努力排解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从而降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影响，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良好运行等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群体性事件的含义及特点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诱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

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群体性

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社会阶层或具有相同身份人，其行为主体已经构成了群体。从总体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如2012年7月28日清晨发生江苏省启东市的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据媒体估计，有超过两万人参加。参与事件的人员也十分复杂：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工人，私营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等等。有些参与者根本和事件毫无关系，却抱着“法不责众”的态度搅和在事件内，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

（二）、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近年发生的较为突出的群体性事件来看，无论是池州“6·26事件”、孟连县“7·19”事件还是浙江余杭“5·12事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完全都是无理取闹的：农民参与该事件主要是要求基层政府和官员补偿自己受损的利益或者是提议要求实现村民自治；工人抗争主要是以企业管理者为对象，主要以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和企业管理事务为内容；农民工

则多数是要求老板发放拖欠自己的工资；下岗工人则是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强烈要求再上岗工作等。如2012年7月28日“启东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日本王子造纸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将排污工程管道在启东附近入海，民众为了保护海洋环境而发起的抗议活动。

（三）、社会危害性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社会治安造成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生产、扰乱社会公众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而当冲突被不法分子利用时，其采取的各种极端行为极易诱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的排污设施会对当时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市政府中搜出了许多名贵烟酒等物品，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在民众示威过程中，出现了民众掀翻汽车、捣毁市政府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遭到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其危害主要表：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聚集、静坐。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容易导致交通瘫痪，从而

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发泄不满时，常常难以控制其情绪，往往形成大规模的械斗，或与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三、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的原因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而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背后则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冲突。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

这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各种资源条件等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社会心理结构也随之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思想认识也比较统一，然而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追求稳定、统一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冲突也就随之产生。但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群体性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民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淡薄。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发展，国家的法制进程也不断加快，普通民众的素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也不断增强。当民众面对社会不公现象时，民主意识就会提醒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党和政府采取措施治理这些不公、

侵权现象。然而，对于广大社会公众而言，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却依旧十分淡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是否收到损害，却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法律、是否危害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权利、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往往不是采取合法方式维护权益，而是通过采取一些过激的甚至不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做自己的不满。加上中国人传统上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思想，认为人多了、即使犯了罪，政府和执法机关也难以惩处，从而引起群体性事件。

(三)、民意表达渠道不通畅，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具有意见表达的权利，而且公民拥有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基本的权力，它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权。每一种权利都授予了公民在相关政治领域的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想要合理表达自己的愿望在现实中往往受阻，很难实现。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些干部缺乏群众观念、不重视群众意见、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从而导致正常的民情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不通。民众的意见得不到重视、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