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研究

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研究〔摘要〕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款b 项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但并未规定其在条约解释中的一般性适用规则，同时国际社会中众多多边条约面临须对原条约条文加以变动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因此嗣后实践将会在现阶段条约解释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作为中国与其他WTO 成员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并未对WTO 协定产生任何修改作用。

〔关键词〕条约解释，嗣后实践，条约修改〔中图分类号〕D993.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4-0115-07师华（同济大学，上海200092）〔收稿日期〕2018-04-28〔作者简介〕师华（1962-），女，山东文登人，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条约并非僵化的文稿，其在为缔约方提供稳定性以完成缔约方赋予条约的目的的同时，条约也随时间而变动，以适应国际社会的新形势及新需求。

〔1〕条约随时间变动可能会造成与条约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条约和条约法的目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法律制度也必须留有余地考虑嗣后的发展，以确保对缔约国之间的协议给予有意义的尊重，并明确其限度。

〔2〕同时在现阶段诸多多边条约的重新谈判及修改进程中，由于缔约国之间利益冲突多元化，使得条约谈判与修改进程普遍陷入僵局。

当重新协商条约的难度提升且达成新的正式条约的可能性降低时，能够继续保持条约效力及作用，同时缓解条约变动性与稳定性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用非正式的方法重新解释条约，嗣后实践就是一种重要且常见的解释条约的非正式的方法。

尽管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嗣后实践已有规定①，但对于嗣后实践的定义与构成等重要内容仍未涉及，这就导致实践中运用嗣后实践解释条约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对嗣后实践进行研究，以降低其适用中的不确定性。

一、嗣后实践的含义与构成（一）嗣后实践的含义在对嗣后实践的定义过程中，需要考虑诸多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即：“嗣后”的含义是什么以及是否需要赋予嗣后实践一个狭义或是广义的定义。

国际法委员会曾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a ）条中的“嗣后协议”解释为那些仅在“条约成立后”达成的协议，〔3〕221且此时间点并非条约生效的时间点，即“嗣后协议”的“嗣后”时间点的认定为条约文本明确得以确立之时，并非条约生效之时。

而“嗣后实践”的“嗣后”含义同样可以适用“嗣后协议”的“嗣后”含义的解释，所以“嗣后”是指“条约形成后”。

如上分析，“嗣后实践”的“嗣后”为条约成立后，那么相关缔约方在条约成立后在适用条约时所作的一切实践是否均可认定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b ）条所规定的嗣后实践呢？在WTO 日本酒税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曾就嗣后实践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协调的、共同的和一致的（concordant ，common and consistent ）一系列行为或声明（acts or pronouncements ），该系列行为或声明足以确立可识别的模式，该模式隐含着关于条约解释的各缔约方间的协议。

”〔4〕12-13该定义中，除了明确限定嗣后实践是协调的、共同的和一致的等一系列行为或声明外，核心概念仍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款b 项无太大差别，即同样认定嗣后实践的构成需要各缔约方在条约适用方面对条约解释达成合意（a-greement ）②。

所以WTO 上诉机构认为嗣后实践仅指115··《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款b项规定的缔约方在条约成立后就其适用对条约解释达成合意的实践。

但是在随后的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性审理组织的判决中表明满足第31条3款b项的嗣后实践并非唯一的嗣后实践形式，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性法院或仲裁庭将嗣后实践划分为两类，即：狭义的第31条3款b项下的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和广义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所作的嗣后实践，并认为广义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所作的嗣后实践对条约的解释存在一定关联。

在1999年博茨瓦纳与纳米比亚kasikili/sedudu island的边界争端案中，国际法院在审理中考察了一份由一方当事国长期雇佣的技术专家提供的报告，并认定虽然这份报告并非第31条3款b项所规定的缔约方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但仍然支持了国际法院由其他解释手段得出的结论。

〔5〕1078在本案中，国际法院认定此份报告虽并非第31条第3款b项规定的嗣后实践，但可以认定其属于广义的嗣后实践，国际法院认定广义的嗣后实践并不能构成当然有效的条约的解释，只能作为条约解释的补充。

综上，嗣后实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嗣后实践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b 项规定的缔约方在条约成立后就其适用对条约解释达成合意的实践，而广义的嗣后实践为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就条约适用所作的实践，且此实践并没有与其他缔约方达成协议。

同时狭义的嗣后实践为条约解释的有权解释，广义的嗣后实践仅可以作为条约的补充解释。

（二）嗣后实践的构成嗣后实践具备一定的形式、主体与范围。

关于嗣后实践的形式，国际法委员会认为狭义的“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的形式多样，为任何在条约适用中有关条约解释达成一致合意的行为，它不仅包括外向性的行为，比如官方行为、声明和在国际场合下的投票，而且还包括国内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

〔6〕35对于广义的嗣后实践，国际法委员会认为这类嗣后实践主要涉及一方或多方缔约方对于条约的直接适用或对于条约解释或适用的声明。

其同样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对于条约含义的官方声明、对于条约缔约方不履行条约的抗议或对于其他条约缔约方声明或行为的默示同意。

〔7〕关于嗣后实践的主体，《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b项并没有明确规定嗣后实践的主体一定是条约缔约国，但就一般条约来说，有关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主体毫无疑问为条约缔约国。

缔约国作为条约法律关系的主体，既然可以通过签订解释协议来解释条约，当然也可以通过其言论及其他的行为等“实践”来解释条约。

〔8〕国际组织是由国际组织基本文件（basic instru-ment）③所创设的。

在涉及对国际组织基本文件的嗣后解释的主体认定时，缔约国当然是嗣后实践的主体，那么国际组织是否可以构成解释该基本文件的嗣后实践的主体？在国际法院关于《政府间海事咨询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章程》④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表明“此组织所作的在执行基本文件时的实践是一种条约的解释方法。

”〔9〕150所以国际法院认为国际组织可以作为解释国际条约的基本文件的嗣后实践的主体。

国际组织通常由其机构行使基本文件规定的意志，所以在认定国际组织是否构成解释其基本文件嗣后实践的主体问题上，主要是考量其机构在适用基本文件时作出的决议或建议是否可以构成解释基本文件的嗣后实践。

在WTO美国影响烟草产量销量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曾就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并作出如此叙述：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a）条的文本规定，我们认为一个由成员方通过的决议可以构成关于解释协议或适用条文的“成员方之间达成的嗣后协议”，只要其满足（1）此决议是在被适用的协议后通过的；（2）此决议的条款及内容表明成员方就适用WTO协议方面达成合意。

〔10〕所以WTO 上诉机构认定国际组织有关基本文件解释的经正当程序通过的且被其成员方接受的决定、决议和建议可以视为条约缔约方对于基本文件所达成的嗣后协议。

关于嗣后实践的范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款a项和b项分别规定了适用条约的嗣后协议和嗣后实践，但是两者的区分并非是明确且清晰的，仍然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否则适用条约的嗣后协议会与适用条约的缔约方达成合意的实践相等同。

国际法委员会曾在其年刊中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a）“嗣后协议”描述为“一种缔约方为解释条约条文含义而作的有权解释方法”〔3〕221，而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b）“嗣后实践”描述为“构成缔约方对于条约含义一致理解的客观证明”〔11〕221。

这表明“嗣后协议”为当然的有权解释方式，而“嗣后实践”只有在“缔约方对于条约含义达成116··一致理解”时才可以成为有权解释方式，且表明“嗣后协议”比“嗣后实践”更有证明力。

正因为“嗣后协议”与“嗣后实践”很难作出区分，诸多国际性法院和裁决机构都不愿意明确划分两者。

比如在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的领土争端案中，国际法院用“嗣后看法"来代指嗣后协议和多个嗣后单方“看法”〔12〕34；在2002年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岛的主权争端案中，国际法院对于认定一份特定地图的使用构成嗣后协议还是嗣后实践这一问题上，国际法院用“嗣后立场”以回避该问题〔13〕656。

同样WTO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经常回避这两者的划分。

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裁决机构在审理CCFT（v.United States）案中很干脆地划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规定的嗣后协议和嗣后实践。

在此案中，美国主张一系列由三个NAFTA成员方实施的单方行为可以一起构成一个嗣后协议。

〔14〕在此案中，裁决机构第一步认为美国的主张中的一系列单方行为并不构成嗣后协议，因为这一系列单方行为达不到成立“嗣后协议”的高度〔15〕；裁决机构第二步认为，这一系列单方行为构成“嗣后实践”。

〔16〕由此，裁决机构认为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规定的“嗣后协议”“嗣后实践”之间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并提出相应的标准，即：认定是否构成“嗣后协议”须考虑是否在缔约方之间存在共同的立场；认定是否构成“嗣后实践”须考虑是否可以通过特定行为或情形间接地充分认定存在一个合意。

〔17〕虽然“嗣后实践”要求在缔约方之间存在一个合意，但此合意并非协议。

然而，不排除“实践”与“协议”同时发生，且很难从外部证明加以区分。

虽然有时在实践中“嗣后协议”与“嗣后实践”的认定存在一定难度，但不应将其区分模糊化处理。

由此，我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中文作准文本对于第31（3）（b）中“agreement”的翻译存在一定偏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文作准文本将第31（3）（b）翻译为“（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议之任何惯例”⑤，所以其将英文作准文本中的“agreement”翻译为“协议”，这很可能导致第31（3）（b）条的适用与第31（3）（a）条的适用重合。

因此，我国条约法大家李浩培先生对该条的翻译应更为准确：“（乙）确证该条约各当事国对该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该条约适用上的任何嗣后惯例”，〔18〕578也就是说，任何确定当事方对于条约解释一致理解的实践或惯例，都属于这里所说的嗣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