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背景下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金融改革背景下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创新作者：梁亚王元礼张冲来源：《时代金融》2017年第06期【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社会的稳定。

加强和改善对金融的管理指导、支持服务，促进金融快速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必然要求。

但是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金融衍生品及新兴金融业的不断涌现，我国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漏洞和不足日益突出，本文旨在从我国不同背景下金融模式的选择适用出发，综合分析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应考虑的因素，重在探讨新背景下如何对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审慎性、阶段性选择与合理创新。

【关键词】金融金融监管模式阶段性选择创新一、金融监管模式概念及分类“金融”一词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应用与传播，但就其具体含义来说，中外经济学术界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识性概念。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多指货币流通，金融机构包括金银铺，钱庄，当铺，银号，票号等，业务范围仅限于存取、汇兑业务和典当业务。

通过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含义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金融应该是一个外来词汇，其在外文中的对应词汇是finance。

该词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财政，资金。

美国金融学家格莱尼·马恩在其主编的《银行业与金融百科全书》一书中对finance一词归结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的征收或者债券的发行以筹措资金，以及对于此部分资金的管理，即当前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第二层含义具体指为了企业的组建、重建以及扩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工具而筹措资金的行为；第三层含义是指关于货币、信用、银行业务及运作发展的理论与实务。

它包括货币、信用、银行业务、证券、投资、投机、外汇、创建企业与重组企业、经纪人业务和信托业务等。

[1]从以上三层含义可以看出，我们当前所讲的金融也并非与其完全吻合，我国当代“金融”一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我们称其为狭义上的金融。

本文所述“金融监管模式”中“金融”的概念即采狭义上的金融观点，专指我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即我国对于金融机构经营所采取的监管方式。

任何一种监管模式都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历史文化传承等脉络息息相关，是人们从纷繁复杂的金融行为、活动与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显著外在特征的内在规律关系。

为了使文章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现实实践性，本文综合考虑我国金融监管发展思路以及监管组织体系，将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如下划分：分业监管模式、分业监管下的部分综合监管模式、混业监管模式。

二、当前分业监管模式面临的问题我国当前多头分业金融监管模式虽然对我国金融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但是随着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扩大，金融产品多样化以及国际金融的复杂化，其在监管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机构监管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首先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其业务范围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无法统一确定各自的监管职责以及对于金融机构整体业务的微观审慎监管。

另外，虽然我国确定了“一行三会”联席会议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该机制存在自身的缺陷性，联席会议各主体级别平等，在无具体行政立法框架下的会议模式很难实现各机构间信息互通共享，以致于无法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

再者当前分业金融监管模式极易形成监管的真空。

我国顺应经济发展以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于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不断解除，导致一些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开始出现。

而这些金融控股集团囊括众多子公司，各子公司间相互交叉持股使得法人组织结构混乱，金融控股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在金融市场中都有自己负责的经营业务，使得金融控股集团业务复杂化，法人组织结构的混乱以及集团业务经营范围的复杂化在不断扩大集团规模的同时也带来了内部管理结构的复杂化，在没有相应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制下很容易造成公司道德风险的增加。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新的金融发展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分业金融监管模式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无法有效对我国当前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

三、阶段性选择的必要性分析及创新性设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论从金融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还是从世界金融监管实践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监管为了适应今后中国金融的快速发展，需要在现阶段分业监管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一系列改革，特别是监管模式需要产生重大转变，从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集中监管将是必然选择。

[3]但是当前是否应一步到位，借鉴英美等国家的经验，直接实现国内市场的完全混业经营，需要我们慎重选择。

首先从我国当前面临的内部因素看，我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十分庞大，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还不合理，尤其是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中“国家一股独大”问题仍然存在，银行不良资产不断增多，股票市场风起云涌，保险市场面临较大的信任危机，信托业发展缓慢，互联网金融的井喷式出现使金融风险不断放大，如果这些金融业自身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贸然混业只会使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

另外我国国内金融法制体系滞后现象严重，正如有的学者根据“梯伯特（Teaboat）定理”提出的我国监管制度过剩问题显著存在，即金融监管制度供给与监管机关所需要监管的内容不匹配，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数目繁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却不多，而且各个法规之间时有冲突或者漏洞，没有完整的运用规则。

[4]在没有制定好配套法律法规体系之前也不应急于选择。

其次从当面我国面临的外部因素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虽然看似平静，但错综复杂的矛盾，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并未对我国放弃西化、分化政策图谋，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仍旧对我国的发展造成很大压力。

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一些列变化对于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了冲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没有根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遭到一些国家的无理遏止，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这一些列国际环境因素预示着现在我国的金融体制大改革时机还不成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一方面面临金融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面临完全混业统一监管的条件不成熟，因此我们此阶段最合理的方式就是进行阶段性选择，即选择渐进式、有步骤的混合模式。

通过分析各个国家的金融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体制的演变一般都要经过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混业经营（经济发展促进金融发展阶段）——分业经营（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混业经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阶段）。

E.S.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研究指出，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使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而我国当前正处于金融改革的深化期，需要不断优化金融结构，促使金融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逐步健全，只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才能实行完全的混业经营模式。

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构建，细化中国分业经营发展的阶段，实现由分业到混业的良性过度，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符合我国在长期发展改革过程中所形成“制度前见”的要求（此处的“制度前见”是指在制度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我们观念里的关于制度改革的思维模式——渐进式改革）。

本文将我国阶段性模式进行如下构建：分业经营——有限制的混业经营（法律规制下的混业模式）——金融行业间无限制混业经营，最终达到金融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共同繁荣。

首先，国家应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其他金融业务，进行有限制的混业经营探索，但必须对金融机构开展其他业务的条件要进行严格限制，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通过设立严格的多指标的业务经营门槛，提高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此应该将这些指标焦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提高对公司自有资本的要求，促使小的金融机构间的整合，从而提高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限制那些自身风险应对能力较差的小公司进行盲目扩大经营范围。

二是对公司内部风控，不良资产率等指标进行严格规定，建立健全的预警机制，并将以上指标与业务开展挂扣，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监控数据突破预先设定的指标范围，立刻对其业务开展进行限制，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另外还要结合各种技术手段对金融公司进行监测。

通过一定时期整合以后的金融机构资金雄厚、风控能力不断提高、管理结构会更加完善，能够达到混业经营模式的“软着陆”。

其次，国家应对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调整。

在保持原有“一行三会”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归于一个与中国人民银行级别同等的部门“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在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置新的部门——综合监管局，负责综合业务监管及金融集团业务监管，此部门可由“三会”抽调人员组成，与“三会”信息共享，实现实时互动交流。

综合监管局的设立既能应对当前金融监管的不足，也能使“三会”工作人员互相交流经验，提高监管部门业务能力，为以后混业经营后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并实现经营与监管的良性过度，起到统一监管前良好的试点作用。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之间也要建立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交流平台，赋予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制定金融监管业务规章的权利，弥补金融法规之间的漏洞及减少制度过剩问题。

金融监管要实现动态监管与静态监管的深度结合，动态监管即对金融企业行为的监管，静态监管注重对其内部体系以及业务风险规则的监管。

另外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审慎监管职能，宏观把握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通过金融监督委员会的反馈信息和交流互动，动态把握金融发展的趋势。

最后要注重建立金融企业内外监管联动交流机制。

金融行业要根据行业规则及要求，建立完善的内控部门及方案，进行实时的风险监测。

通过定时定期向相应的监管机构汇报监测数据和信息，实现与外部监管（即金融监管部门）联动，外部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独立的监督监管数据信息与金融企业内部汇报信息进行综合对比，将两者的监管结果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参考文献[1]文豪.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3.[2]王芃笛.关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思考[J].商业经济，2012，8：40-42.[3]惠康，任保平，钞小静.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04-107.[4]王煜宇.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的法经济学分析[J].现代法学，2014，9：61-69.作者简介：梁亚（1970-），女，汉族，河北定州人，法学博士，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王元礼（1990-），男，汉族，山东临朐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