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解析

国人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解析中国人爱储蓄可说是世界之最，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这一“嗜好”简直与“守财奴”没有什么区别。

的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方设法积挣更多的财富。

中国人通常会没日没夜地勤奋工作，以期赚到更多的钱，哪怕是忍受长时间的夫妻分居。

中国人通常会省吃俭用地节省支出，以期存到更多的钱，哪怕是降低最基本的生活标准。

中国人乐于储蓄是不争的事实。

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无异于不懂得享受生活的赚钱机器、储蓄工具。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总把挣钱放在第一位而不家庭？为什么中国人总是爱存钱而不愿花钱？与那些挣多少花多少甚至先花钱再挣钱的外国人比，国人的这一习俗显得有点不可理喻。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

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

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

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

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

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

换句话说，他们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有分析认为，中国人头脑中设定有一个储蓄额度目标，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才能买得起房子，看得起病，孩子才上得起学。

所以，当排除通胀因素之后，尽管银行给出的利息并不如意，但他们还是会多存钱。

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上升。

截至目前，中国的储蓄率比全球平均储蓄率高出100%还多，全球平均储蓄率为25%，而中国的储蓄率为56%。

储蓄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下降。

2010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的物价上涨不但影响消费者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提升，不少中低收入消费者又回归到捂紧钱包、精打细算过日子。

中国人爱储蓄不是天性，而是自古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缺失形成的习惯。

就目前而论，面对就医、养老和孩子教育的沉重压力，中国人不得不积挣更多的财富，用以应对孩子上大学时的巨额学费、生病时巨大的医药费、60岁以后不能挣钱时的养老费。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比，我国在这三个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现象可以用同一道理来解释：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

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

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

在养老方面，全世界约有120个国家比较完整地推行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即自保公助型、福利国家型和国家保险型。

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的是自保公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通过有关的立法，作为强制性实施的依据，保险费以个人交纳和企业主也为雇员缴纳为上，政府依法拨款予以补助。

公民只有在履行交费义务取得享受资格后，才能领取养老保险津贴；英国、瑞典等国家实行的是福利国家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政府把养老保险作为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依法管理，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监督执行，用于普遍养老金的支出来源于一般税收，基本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个人不交纳或交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蒙古、朝鲜、古巴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宪法把以养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定为国家制度，退休金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不交纳养老保险费。

我国现阶段，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的是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单位实行的是自保公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城镇无业居民（或称灵活就业人员）要么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要么个人必须承担全部20%的缴费。

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

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

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

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

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

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

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第二，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

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全民医保制度基本或正逐步健全。

许多国家把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并不仅仅视为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视为一项社会投资，人们“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在澳大利亚，人们生病住院后，自己只要在进院和出院的时候签个名字，一切都是社会福利体系包办了。

在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一的瑞典，政府规定，患者累计支付的门诊挂号费最高限额为90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超出部分从第一次门诊算起的一年时间内，予以免收。

另外，所有的医疗单位对20岁以下就诊者一律免费。

同时，患者支付处方药的费用不高于900瑞典克朗，超过部分可以享受药品补贴，这就意味着患者在一个年度内的就医总支出不会超过1800瑞典克朗，只相当于人均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在泰国，凭借公民身份证，到居住地所属医院，登记办一张“30泰铢就医计划”卡（30泰铢约合6元人民币）。

生病需要就医时，凭“30泰铢就医计划”卡到所属医院看病，只交30泰铢，不论是什么病，一切费用都包括在这30泰铢内，患者不用再额外多交一分钱。

唯一条件是，必须到所持卡上指定的医院看病。

在我国，虽然正在的推进全民医保制度有助于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但保障之外的余额仍足以让一个家庭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负债累累，除非你能保证一辈子不得大病。

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

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

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

有统计表明，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是不会去医院的，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

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第三，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在教育收费方面，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普遍较低。

在英国，从1962年以来，英国政府对全体在校全日制学生实施免收学费，并提供一定补助的制度。

1998年开始试行收费办法，2006年大学学费为每人每年3000英镑，仅占人均收入的1/5。

在法国，大学实行双轨制，有普通大学和被称为“大学校”的精英学院两种。

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合格者均可申请进普通大学，无需考试，无需学费，只需缴纳少量的注册费就可以了。

在与我国近邻的印度，从理论上说是收取学费的，但实际上公立大学和学院以及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院的学费是“微不足道”的，按生均经常成本10％收取的，到1992年才仅1000卢比。

而在我国，大学学费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20多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等费用。

如果上述养老、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仍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爱储蓄的理由，那就加上住房。

现在的房价之高足以让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或者当一辈子房奴。

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但我国有31.75%的按揭购房人月供占月收入的50%以上。

沉重的还贷包袱让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今天父母替我养了房子，明天谁来养我的父母?”“不敢生。

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中国人爱储蓄是为了明天在使劲榨取今天。

不是中国人守财，而是自己给自己在做保险，是想给子孙传下更多的财产。

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的今天，中国人只有以更忘我的奋斗，来换取一家人和下一代人富足安定。

现在我们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或许能缓解高储蓄率、低消费现象。

新华网北京6月23日电国务院近日决定，自今年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届时，我国5000多万城镇非从业居民，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年满后领取含有政府补贴的养老金。

就在去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还曾忧虑地表示，城镇非就业的老年居民没有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空白点。

如今，这个空白点有望在一两年内被彻底补上。

1997年，我国统一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了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到“十一五”末，全国此类参保职工达到2.57亿。

2009年，我国开始试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截至今年５月底，全国已有1.9亿人参保。

按照国务院要求，明年底将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7月1日起，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将正式启动，年内计划覆盖全国60％的地区，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呈现渐进——加速的整体推进态势。

在为养老保险“全覆盖”叫好之时，也有人提醒说，相对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每月的基础养老金标准还不高。

根据最新政策，可以粗略算一笔账：在全国尚未纳入养老保险制度的5000多万城镇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约有2000万，随着养老保险“全覆盖”，他们不用缴费就可每月领取不低于55元的基础养老金。

另外约3000万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要按规定缴纳保险费，以最低每年缴100元、最少缴15年计算，加上政府给予的补助，年满60岁后每人每月最少能拿到69元养老金。

客观地说，在当前物价水平下，目前的标准确实较低。

“100元，现在能买10斤猪肉。

15年后，我们拿到100元养老金的时候，还能买到10斤猪肉吗？”一位中年人这样问记者。

“个人缴费部分的‘低门槛’，考虑到了部分居民、特别是城镇非从业居民的负担能力。

”周天勇说，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把养老保障标准定得过高，不仅财政压力大，城乡居民缴费也有困难，保障面就难以扩大。

这是一项重大制度建设。

它意味着中国人“老有所养”的千年愿望即将初步实现。

但不能快速实现，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缓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任重而道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