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
思索着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简介
思索着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简
介
郑贞
【期刊名称】《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董秋斯主张翻译是一门科学，并先于外国学者霍姆斯（1972）在国内最先提出建立翻译学的问题。
本文旨在梳理他的主要的翻译观点并以他的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为例，说明他的翻译思想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总页数】6页(P55-60)
【作者】郑贞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传承中国译论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翻译思想研究 [J], 汪庆华
2.董秋斯文学翻译思想研究 [J], 汪庆华;李晓兰
3.董秋斯翻译批评思想初探 [J], 陈莹
4.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论董秋斯的翻译实践 [J], 汪庆华
5.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董秋斯异化翻译策略原因探究 [J], 陈莹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翻译补偿概况
我国早在1951年就由著名翻译家、《翻译通报》主编董秋斯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
他在一篇题为《论翻译理论建设》的文章中写道:“早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如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
要发现它和通晓它，就得向与此有关的客观事物作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
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
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这以后，各位翻译学科的学者就对于如何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展开了讨论。
笔者认为建立翻译学，除了对翻译与文学，美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及其翻译史的研究，对翻译本身内部结构的研究也极其重要，比如补偿:由于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现象，几乎只要有翻译就必然会运用到补偿。
徐盛桓根据自己对翻译的认识所阐述的翻译学结构系统的总体系:第一个层面是面对具体翻译活动的技巧层，包括纵向的历史上各种翻译经验的梳理和横向的当代各民族语言互译的规律总结;第二个层面是研究翻译基本理论的原理层，对翻译原理的总和的概括可能采用不同的学科采掘模型;最后一个层面是原科学理论层，它研究翻译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分支学科的催生等。
由此可见，补偿应该属于翻译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翻译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描述对象。
张柏然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一文中阐述道:通过对这种翻译过程的描述，可以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
而补偿的理论研究正是这个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
第二章补偿目前的研究状况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修辞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伴随翻译补偿的运用。
以此类推，翻译的补偿应该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目前，对于补偿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翻译中其他范畴的研究。
中国当代译论
陈福康的评论
❖ 董氏提出的第一步骤的工作，如审稿出版制度 等，后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都解决了.
❖ 而关于直译与意择等学术问题，则不宜也没有 通过“方案”的形式来解决。
❖ 如果不把原文的思想与情感的“整体” 作为中心．去总括地思索，去求得深 入一步的概念与理解，进而化在自己 的思想里，然后再去处理每一句的字 群联立关系与个别字的价值，就会将 原文译得支离破散。
❖ 也就是说，句子的译法必须根据意念 的联系关系，作若干的矫正。纵然孤 立地译并不错，而联起来可能使其有 所变更，有所分合，有所增减。
（一） 翻译理论的建设
❖ 四、加强翻译批评工作，提供时间和力量，广 泛地寻找典型，优良的加以推荐，扭滥的加以 批评，这样，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 也给翻译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 五、号召负责初译和审校的人，把总结经验作 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随时提供心得，与同行 观摩切磋，既可提高业务的水准，也有助于翻 译理论的建设。
❖ 因为这个方案是在短期内制成的，来不及总结古 今中外的全都翻译经验，作深入的探讨, 概括性不 大，若干问题可能解决得不够彻底，所以只能是 一个临时的方案。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 里，还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
（一） 翻译理论的建设
❖ 第二步，伴同翻译计划的执行，或就作为翻译计划的一 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的翻译工作的领导机关，组织专 家，从事下列各项工作：
❖ 它和不同的符号联立起来，又可能 消灭了自己，发展出另外符号的意 义；也可能消灭了别的符号，强调 它自己的意义；更可能自己带别的 符号的意义一起消灭，而成为另一 个新的意义。
MTI复试翻译理论
MTI复试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一、翻译定义：1. 张培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2.纽马克——通常（虽然不能说总是如此），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作者所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文字（语言）。
3. 刘宓庆——翻译的实质是语际的意义转换。
4. 王克非——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
5. 泰特勒——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以使译入语所属国家的本地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
6. 费道罗夫——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7. 卡特福德——翻译的定义也可以这样说：把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篇章材料用另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中的篇章材料来加以代替。
8. 奈达——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就意义而言，其次就是文体而言。
9. 巴尔胡达罗夫——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语言产物的过程。
10. “Translation is the expression in one language (or target language译入语) of what has been expressed in another language (source language 原语), preserving semantic and stylistic equivalences.”--- Dubois11.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Eugene Nida12. “Translation is a craft consisting in the attempt to replace a written message and/or statement in one language by the same message and/or statement in another language.”--- Peter Newmark13.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ng is a communicative activity or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makes great effort to thoroughly comprehend a written message or text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works very hard to achieve an adequate or an almost identical reproduc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version of the written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or text.二、翻译标准1. 翻译的标准概括为言简意赅的四个字：“忠实（faithfulness）、通顺（smoothness）”。
第一讲 中西翻译理论史
译文： 因为距离远，交通工具缺乏，使农村社会与 外界隔绝。这种隔绝，又由于通讯工具不足， 而变得更加严重。
Definition: Foreignization: If the translator’s preference is placed on preserving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f the source text, we call this kind of approach or its translation foreignizing or foreignization.
译文1：（董秋斯） 我 爱 我 的 爱 人 为 了 一 个 “ E”, 因 为 她 是 Enticing ( 迷 人 的 ) ； 我 恨 我 的 爱 人 为 了 一 个”E”, 因为她是Engaged (订了婚的)；我用 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 (美妙)，我劝我的爱 人从事Elopement (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 (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 (东方)。
Domestication: Conversely, the method or practice of adapting the translation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called domesticating or domestication.
第六次翻译高潮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主要特点：首先，翻 译范围的扩大，科技、商业领域也成为翻译 领域。其次，翻译规模扩大，出现经过专门 训练的专业队伍从事翻译。另外，翻译的作 用为以往所不可企及。最后，翻译事业发展 的形式有很大变化和进步。其中包括兴办高 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发展机器翻译。
中西翻译简史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 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 萨伐龙》《欧也妮· 葛朗台》《贝姨》 《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 弥罗 埃》《赛查· 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 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 。罗曼· 罗兰4种：即《约翰· 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 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 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 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 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 》等书。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 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傅雷有一句座右铭：“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
3. 西方以后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当代翻译学时期的影响 这一时期即从1972年霍姆斯（J.S.Holmes）发表“翻译 学的名与实”一文开始至今。 4. 继承我国译学传统，借鉴外国先进理论，创立自己的学 说 继承、借鉴、发展，这是我国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 （1）多元互补论 1989年，辜正坤发表了论文“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打破了翻译标准一元化一统天下的局面。 （2）翻译标准：和谐说 2000年，郑海凌出版了《文学翻译学》，书中提出了“翻 译标准：和谐说”。
在翻译理论和思想上提出了 “整体（全局）”论（“段本 位”、“篇本位”思想），丰 富了中国翻译史。
八、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
（一）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 有无“学科意识” 影响整个西方现代翻译思想发展的十位译论界泰斗：奈达 、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巴尔胡达罗夫、 费道罗夫、科米萨罗夫、穆南和塞莱斯科维奇。这十位宗 师同样对我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 苏联翻译理论两大流派对我国翻译思想的影响 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
中国翻译简介
叁
存在问题
中国翻译理论存在的问题
中国翻译理论界长期争论 没有一部系统科学的奠基之作 不能正确对待外国的翻译理论及本国翻译理论
肆
阅读书目
,1984
建议阅读书目
1992
《 翻
罗
译 论 集
新 璋
》
，
商
务
印
书
馆
《 中
陈
国 译 学
福 康
理
论
史
稿
》
,
外 教 社
,
1998
《 中
马
国 翻 译
祖 毅
简
史
》
,
对 外 翻 译 出 版 公 司
董秋斯：《论翻译理论的建设》（1951） ——第一次提出建立翻译学的主张
80年代后我国翻译理论逐渐形成各种流派
研究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为主和研究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为主 的两大流派 传统译论代表人物：
罗新璋、马祖毅、陈福康、刘宓庆等 西方的译论代表人物：
蔡毅、许军、谭载喜、廖七一等。
我国翻译理论
罗新璋：《翻译论集》（1984）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贰
发展线索
支谦对翻译学的贡献
支谦之翻译
提出“难译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 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实传不易。”
首创：改“胡音”为汉意的翻译方法；合本；加注；
支谦尚文，后人尊他为“文”派的代表人物
道安对翻译学的贡献
道安之翻译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
译梵（胡）为秦，有五失本也： 一者，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 三者，梵语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之，三失
陈福康_中国译学理论史稿_修订本_秦岚
书 评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于2000年6月出版。
本书是我国译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系统地讲述了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获中国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
本书作者陈福康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文史、日本汉文学史、中国翻译史、译学史等的研究工作。
在翻译方面，陈福康教授译有《鲁迅比较研究》等。
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的不断研究，著成了本书。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包括“引言”、“余话”、“后记”，以及四章主要的内容。
“引言”部分作者解释了撰写本书的原因、本书所涉及范围以及撰写方法等。
“余话”部分包括本书的参考书目、胡孟浩为本书做的序、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一文。
“后记”是作者为本书写的，以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
本章共19小节，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译学理论。
此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不多，译著也主要以佛经的翻译为主。
本章以小节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及一些译者理论及其影响。
第一小节追溯了翻译最早开始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官“象胥”，及孔子的译学理论等。
作者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同时引用了相关的周代及孔子的语录资料，显示了作者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结论。
第二到十三章以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为主要线索，分节介绍了支谦、道安、玄奘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思想。
作者所引材料涉足范围广泛，并由此总结出各译者的译学理论。
本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经书翻译活动兴起，传教士们逐渐开始了对翻译理论中“信、达”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翻译史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 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 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科学人才，在近代翻译 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求真 理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建忠、梁启超 、严复 、林纾
“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
中国翻译史和翻译思想史
中国翻译发展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
中国翻译发展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 “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 五四” 五四 现当代
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
苏联：建国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翻译理论的语 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翻译思想引入我国翻译界和教育界。代表人 物有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等。 西方：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表字的现代翻译学时期的影响。代表 人物有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等。20世纪80年代中 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现代翻译研究的主要是以语言学研究为中 心。 西方：以后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当代翻译学时期的影响，从1972年 霍姆斯发表《翻译的名与实》至今。对我国翻译思想产生较大影 响的学派有“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综合学派”、 “解构主义学派”等。
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一. 从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 二. 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148—316） 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317—617） 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618—906） 佛经翻译的第四阶段（954—1111） 三. 佛经翻译所产生的影响
翻译是艺术吗？
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
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
这是不足为奇的。
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
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
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
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
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翻译就应当是艺术。
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
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
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
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
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
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
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
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
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
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
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
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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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陈福康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
有关翻译理论建设的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初在这方面发表议论较多、较深刻的，当推董秋斯。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
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
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参加北伐战争。
1929年在上海主编共产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报》，并与鲁迅相识。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主编《国际》月刊。
这两个刊物都与翻译有关。
30年代初，他出版了与蔡泳裳合作翻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被鲁迅称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竭”（《图序》）。
抗战期间，他扶病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经过多年艰苦工作，终于完成。
此外，他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45年协助郑振铎编辑著名进步刊物《民主》。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1946年，就曾发表过译论《论翻译原则》（载《新文化》第2卷第11、12期合刊）、《关于间接翻译》（载《读书与出版》第1年第8期），在1948年又发表《翻译的价值》（载《读书与出版》第3年第9期）。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董氏便与陈虞孙等人召集翻译工作者商议如何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发挥作用。
上海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董氏任主席，并于1949年9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了《翻译》月刊。
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翻译局（后改名编译局）工作，于同年7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当时我国唯一的专门研究翻译问题的内部刊物《翻译通报》月刊（1951年起公开发行）。
另外，他还长期担任《译文》（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的编委。
董氏在50年代译学界突出的贡献，是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
早在1949年10月1日《翻译》月刊第1卷第2期上他发表的《鲁迅与翻译》中，他便指出：总起来看，鲁迅先生虽然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指出过去即使在进步翻译工作者中，也常存在四项缺点：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工作不认真。
要克服这些缺点，都有待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和翻译批评的开展。
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一、分清对象，二、找到重点，三、掌握原则，四、推荐成功的经验，五、注重作风间题，六、建立正确的理论，七、讲求说话态度。
他认为：“理论是由经验归结起来的。
我们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而且也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远的如初唐译经的条例，近的如鲁迅、瞿秋白等前辈的翻译言论，加以收集，整理，发展，不难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
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不能推卸的责任。
”也就是说，他认为鲁迅等人已经给翻译理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但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尚有待后人的归纳和建设。
在同年10月15日该刊第1卷第4期上，他发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一文，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致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
他在谈到国外有关翻译理论的专著后指出：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
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为经验之谈。
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可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
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
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不但要了解中外语文的特性，还要从历史上观察全部翻译工作的发展。
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见有人从事这样一种工作，至少还没有显然可见的成绩。
可见，他认为中国历代有关翻译的论述是很可宝贵的、但必须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全面整理以后加以“合成”，在这基础上建设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有没有这样几个体系；对于翻译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加以制约，便会变得毫无意义。
而所谓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不限于几条空洞的原则，而是应该“根据中外语文的特性，用从古至今的具体实例，指出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针”。
他指出建设这一体系的工作的艰巨性，并认为只有在人民政权下才有条件开展这一工作。
有了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也就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准，翻译批评才有可靠的根据。
但董氏并不认为在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之前就不能，或用不着翻译批评了。
恰恰相反，他认为当前十分需要翻译批评。
他说，正如没有公认的度量衡仍然可以有贸易活动一样，当前的翻译批评也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临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仍不是由主观决定的，应是从客观归纳来。
他认为翻译批评必须抓重点：“我们目前的翻译批评，至有以下三个重点：一、译者和翻译书出版者的作风；二、影响较大的经典文献和供多数人学习用的理论书；三、比较难译文句。
从事这三种批评时，都应当有纠正和表扬：纠正潦草不负责任的作风，表扬从认真审慎的态度得来的优良成绩。
我们去的批评，纠正多于表扬，实在是一种偏向，应当加以改正。
”如果每一篇翻译批评，都有一定的重点、并且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或经过大家讨论得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那就可以推进翻译工作。
这样做，“既不同于吹毛求疵的校雕，也不同于但求快意的打击，必须能使认真工作的人得到鼓励，粗制滥造的人受到警戒，初学的人有了指引，所有过去翻译批评的流弊都可以避免了。
”董氏提出的这一纠正过去翻译批评的某些错误倾向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意见的本身，便是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
而董氏则进一步指出：“像这样的批评，虽然不能代替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但是对于那一工作一定能起很大的辅助作用。
因为它能丰富翻译理论的内容，使每一条定义得到很明确很具体的说明，这乃是任何理论建设上非常重要的部分。
”1951年4月15日，董氏又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长篇论文，更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思想。
他从不赞成建设翻译理论的两种意见说起：一种愈见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
理论不过是小说法程、戏剧作法类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什么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翻译是一种技术，就像油漆匠学会了用颜色就可以工作，翻译者也只要能看懂外国文就可以了。
油漆匠从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又要理论作什么？董氏深刻地指出：这两种反对翻译要理论的意见，“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
自古以来有不少人正是奉行着这类“理论”，不过其“旧用而不知”罢了。
问题是，此乃不正确的理论。
“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进步。
”他同意“翻译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循，并不完全靠所谓天才和灵感。
他再次提出：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
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再要浪费很多时力去搜索门径，也不至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
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一个可靠的标准。
在这样的条件下，毫无疑问，翻译工作的品质是可以飞跃一般地提高的。
他又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建设翻译理论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再次论证了这一建设工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不过，当时还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很多翻译部门和个人还多多少少保持着过去那种散漫的各自为政的状态，还没有按照一种共守的原则和通盘的计划组织起来，步骤一致地来工作。
这是当时翻译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他透露，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将在年内召开（后于11月5至12日召开），表明关于翻译工作的统筹计划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而董氏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及时强调于“伴随看全国翻译计划的编制，我们必须同时从事翻译理论的建设”，并提出这一工作可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就翻译工作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直译和意译问题，审校制度问题，译文的标准问题等等，在短期内制成一个方案，提交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作为翻译工作者临时的“共同纲领”，以便据以进行翻译计划中所规定的工作。
因为这个方案是在短期内制成的，来不及总结古今中外的全部翻译经验，作深入的探讨，概括性不大，若干问题可能解决得不够彻底，所以只能是一个临时的方案。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还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
第二步，伴同翻译计划的执行，或就作为翻译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翻译工作的领导机关，组织专家，从事下列各项工作：一、编著《中国翻译史》，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总结东汉以来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法则。
二、搜罗东西各国有关翻译理论和翻译制度专书和论文，加以编译，作为我们建设理论和制度借镜。
三、依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用科学的语言方法，比较中外语文的特点和发展方向，译文应守的范围和“欧化”的限度。
四、加强翻译批评工作，提供时间和力量，广泛地寻找典型，优良的加以推荐，粗滥的加以批评，这样，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也给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五、号召负责翻译和审校的人，把总结经验作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随时提供心得，与同工者观摩切磋，即可提高业务的水准，也有助于翻译理论的。
六、办好翻译工作的机关刊物，使散居各地的翻译工作者（至少在目前，集中在一个机关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能随时互通消息，交换意见和心得，发表研究的成果。
我们可以看出，董氏提出的第一步骤的工作，如审稿出版制度等，后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都解决了；而关于直译与意译等学术问题，则不宜也没有通过“方案”的形式来解决。
董氏这些提议的精华主要在第二部分，他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的具体工作。
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基本上就是做着这样的工作。
当然，还不能说做得很好。
例如，董氏提出的写成“两部大书”《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的任务，就可以说至今尚未真正完成。
即使近年己有若干本这方面的专书，但是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虽然如此，董氏在50年代初就能这样高屋建瓴地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问题，这就标志了我国译学史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并预示了董氏在此文最后说的：“我们的翻译工作就要脱离以往的手工业方式，而进入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