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法律适用中的价值衡量

保险合同法律适用中的价值衡量刘韶华[内容摘要]：保险合同的射幸特征以及与此特征相关联的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非趋同性、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博弈性，使价值衡量在此类合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无论是从方法论的层面还是法律适用具体环节的层面，都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本文从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价值原则出发，试图分析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和特有方法，及其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的适当运用，以其探求此类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路径。

成文法的传统认为法律在内容上的确定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为逻辑涵摄方法适用于具体法律问题解决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

然而，民法的发达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证明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历史；法律一经文本表达出来，就存在被误读的可能；即使通过法律解释技术最大程度避免了误读，传统的三段论的推理方法也无法克服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适用的困境。

正如卡尔.拉伦兹所言，“没有人再能够严肃地宣称法律规则的应用只不过是在抽象表达的大前提之下的逻辑涵摄。

”1所以，旨在改变概念法学僵化思维模式的价值分析和利益衡量方法2无论是作为涵摄方法适用过程中的技术或步骤，还是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独立的法律适用方法体系，都是现代民法方法论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本文所讨论的保险合同而言，虽然其已完成了有名化3的发展演变过程，但基于其射幸特征，以及与此特征相关联的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非趋同性、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博弈性，使得与其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很难有清晰的轨迹可循。

而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又难免使价值衡量成为此类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常态。

法官在保险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正确运用价值衡量方法，不仅可以从案件事实顺利达至判决，完成法律推理；同时通过价值衡量的过程，正视和预先回应判决结论的可受辩驳性，增强判决理由的说服力。

一. 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价值原则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商事合同，民法的诚信、意思自治原则当然适用于此类合同；同时，体现为商法上的公平的等价有偿也是此类合同的基本特征。

虽然保险合同以不特定事件的发生作为给付条件，在不同情况下双方最终的财产权利分配上不仅大相径庭且比例悬殊，但是考虑到事件发生的机率与保险费数额之间的关系，确也符合等价有偿的基本含义。

所以，诚实信用、私法自治和公平应当成为保险合同最上位层次的基本价值。

诚实信用的价值在保险合同中被毫无异议地理解为最大诚信原则。

其内容包1[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价值判断是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协调规则对冲突的利益关系做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续位的过程；利益衡量以价值相对主义为基础，注重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比较。

参见王轶前引文，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载于《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3从一般意义上讲，规制有名合同的法律的确定性要高于规制无名合同的法律。

括保险人与投保人4相互之间的告知、保证义务以及与此相衔接的弃权和禁反言原则。

在一般合同中，除非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当事人之间关于一方与合同有关的情况的互相告知、保证通常是作为合同的附随义务；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通常只承担合同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在保险合同中，告知、保证义务是法定的基本义务，当事人如果在合同订立时违反如实告知、保证义务，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被主张撤销；如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及时履行告知、保证义务，合同相对方可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

为缓和告知、保证义务对于保险合同效力的冲击，弃权和禁反言原则也同时被引入到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以约束和限制告知保证义务的相对方滥用合同解除权、抗辩权。

这一原则也是衍生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禁止权利滥用法理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私法自治涵盖合同从缔约到履行的各个环节，但在保险合同上则主要体现为对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人一方作出不利解释的规则，以弥补通常情况下投保人意思自治的不足。

由于保险合同具有商事合同所特有的定型化的特征，且合同条款又大都经过国家保险业行政监管部门的预先审核，所以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交互性程度较低。

所以就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而言，私法自治的精神在裁判规则中要比在行为规则中更为彰显。

体现公平价值的原则和规则更为宽泛，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商事合同，等价有偿可以被理解为公平的基本内涵之一。

考虑到人文伦理理念的障碍，即使是作为商业保险的人身保险也很难与等价有偿的价值符号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拟以财产保险中所独有的损失补偿原则作为公平价值的主要表征，并将此作为讨论的基点，以使不同价值的边界较为清晰。

损失补偿原则旨在填平和救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中受到的实际损失, 防范道德风险；同时厘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利益边界，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般说来，保险合同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共同遵循和体现以上三种基本价值，以实现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

原则抑或价值在抽象层次的含义总是相对确定和稳定的，但在个案的适用中，其适用条件却总是呈现出无法确定的模糊性。

这种不确定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原本并不对立的价值在具体的个案中处于彼此冲突的状态5，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关键，就要是引入适当的方法进行价值衡量。

二. 联接不同价值目标之间的“优先条件”作为一种价值载体，法律规范内部蕴涵了各种不同的价值，每一个司法判决的选项都是法律所认可的、特定的价值的体现，为此对这些选项的比较权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其背后的价值的比较6。

虽然价值判断问题在实证主义者眼4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还应包括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是关系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在法律性质上是被保险人的代理人，而被保险人才是真正的当事人。

为讨论方便，除非在确有必要区分的场合，本文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一概视为当事人。

5参见季涛:《论疑难案件的界定标准》，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6林来梵、王晖：《法律上的“唯一正解”——从德沃金的学说谈起》，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中，无法作科学和客观的认识和审查7；然而价值衡量的方法却是有章可循，能够以客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以下举例说明。

原告赵某与2005年1月27日将其购买的风神雪铁龙轿车向大地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附加不计免赔特约。

该车初次登记日期为1997年8月，新车购置价为350000元，保险期限为一年。

2005年8月13日，赵某驾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自燃，经保险公司认定为全损。

双方在应赔付的金额问题上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认为，赵某购买此车的过户价为69000元，故该车的实际价值就是69000元，保险公司只能补偿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而不能使其因此获利。

而赵某认为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确定。

本保险合同的实际价值是指同类型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合同附有年折旧率表。

故以新车购置价减去使用7年的折旧，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为203000元，保险公司应据此赔付。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的状况有明确认知，不能以车辆的过户价否定双方约定好的车辆的实际价值及相应的计算方法，故支持原告所主张的保险金计算方法据此作出判决。

8在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依据的是财产保险所特有的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又称赔偿实际损失原则，是指保险合同生效后，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通过保险赔偿，使保险标的回复到受损前的价值状态，而不能使其获得保险利益以外的额外利益。

虽然保险合同是商事合同，但是对于非商事主体一方的被保险人来说，保险合同的功能在于补偿性而非营利性；而损失补偿原则就是维护保险合同的补偿性功能，防范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公平的价值观念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如果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本案法律适用的基本价值目标，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出发，赵某在投保时，按照保险公司设计的表格款式的内容，填写了车辆初始登记日期，使用年限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应视为已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却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主张以被保险人通过交易取得该车的过户价格作为确定保险价值的标准，其行为又与最大诚信原则所衍生出来的禁反言规则相悖。

本案中，诚信与公平原则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生冲突。

哪一种价值更应该得到维护？如果仅从两种价值目标自身出发论证孰高孰低，难免会陷入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怪圈。

阿列克西的“冲突原则法则（the 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进路。

根据阿列克西的观点，原则之间的优先顺位会随着具体案件而改变。

相冲突的两个法律原则会导出内容上相互矛盾的要求，从而相互限制对方实现的法律可能性。

此冲突的解决有赖于透过法益衡量，在该具体案件中加上“优先条件”，为两个原则建立一个“有条件的优先关系”；此原则优先于彼原则的条件，构成了与该优先原则具有相同法效果的规则之要件。

9具体到本案，解决冲突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利益衡量，解决诚信和公平的价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4671号民事判决书。

9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47-60, 转引自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载《中值冲突，换言之，就是在“最大诚信原则”和“利益补偿原则”之间建立一个“有条件的优先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具有法锁的性质和效力，除非有非常强势的理由才能打破合同对双方的约束力，这种强势的理由通常被理解为对意思自治的违反或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

在本案中，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双方讼争事项不涉及任何与此有利益关联的善意第三方，并且也不存在对其他可能的公共利益侵害的情形。

所以上述强势理由在本案中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损失补偿原则能否将对合同效力的否定正当化呢？损失补偿原则旨在实现保险的对损失的填补功能，防范被保险人藉保险牟利的道德风险。

产生道德风险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订立契约时博弈一方对情况了解不完全，风险担当的非对称性就可能诱发。

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一个理想的保险合同应当促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各自最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从保险人的角度来讲，作为专业的保险业务经营者和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可以在合同中设计以投保人实际购置车辆的交易费用确定保险价值以为防范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这种设计几乎不会增加合同的交易成本（包括收集交易信息成本、谈判磋商成本、成交以后的契约维护成本等）。